酒的别称与雅号

我国有着悠久的酒文化历史，随着酿酒技术的不断改进，酒的种类日益繁多，质地愈发醇厚，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和欢迎。随着酒文化内涵的丰富，我国古代的人们在饮酒之时，大多喜欢为其所饮之酒叫上一个别称或雅号。而被古人奉称的这些不同的酒的称谓，其中大多数都有一定的历史由来。或引经据典，由历史典故演绎而来；或根据其所唱饮之酒的口感、功效、用途，酒的液体所呈现的颜色、浓郁程度等；或根据此酒的酿制方法、酿造原料的构成等等而定。随着饮酒之风的盛行，这些别称或雅号逐渐流行开来，并广泛地流于民间，使酒文化的内涵更具特色，不断丰富，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亦多有出现。

我国早在酒之起源时就流行有杜康造酒和猿猴造酒的传说，根据这一传说，古代的人们就将其称之为“杜康酒”和“猿猴酒”。在《诗经》中，还记载有“秬鬯一卣”的文字描述。相传秬鬯是我国古代用于祭祀的一种酒，由黑黍和香草原料酿制而成，因此用“秬鬯”这一称谓来为之起名。在《诗·豳风》中，还有“冻醪”和“春酒”的酒之雅号的记载，即“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的文字描述。

汉代时期，在焦延寿所写的《易林·坎之兑》一文中，还出现了“欢伯”这一别称，流传甚广。在文中其说道：“酒为欢伯，除忧来乐”，就是以酒的功效来命名的。因为饮酒能使人精神振奋，排忧解愁，令人心情愉悦，所以谓之“欢伯”。此称谓一直得以流传，至宋代还写有“贫难聘欢伯，病敢跨连钱”的诗句，以此为典来吟诗赋词。

三国时期，曹植在其诗作《七启》写到的“乃有春清缥酒，康狄所营”一句中的“缥酒”，亦是酒的称谓的一种。北魏时期，出现以酿酒者之名命名的酒别称——“白堕”，在《洛阳伽蓝记》中记载有“河东人刘白堕善能酿酒，时暑赫羲，以罂贮酒，暴于日中。经一旬，其酒不动，饮之香美而醉，经月不醒……时人语曰，'不畏张弓拨刀，唯畏白堕春醪’”的文字描述，因此古人便将酒谓之“白堕”。

随着历史的发展，酒的称谓不断发生变化，亦越来越丰富。到了唐代时期，酒正式开始走入民间的百姓生活中，饮酒之风更为盛行。唐人普遍爱酒、嗜酒，加之酿酒技术的完善和成熟，酒的种类不断增加。所以这一时期出现了各种各样繁多的酒之雅号别称。

唐人对酒的称谓可谓五花八门，别称众多。如有根据酒液颜色的迥异所起的酒名——醍，即为一种呈红色的酒的名称；醙，一种呈白色的酒的称呼；还有呈黄色的黄酒，还有碧酒、黑酒等等。同时还有依据酒之不同纯度而给予的名称，如醥，即一种清冽晶莹的清酒；醅，则为一种未经过滤处理的酒；醪，与清酒相对，酒经压滤静置后，抽出清酒后余留的白浊部分的酒，亦属于一种未经过滤的酒。此外还有根据酒之各异的口感而给予的各种别称，如醴，即为一种味道十分香甜的美酒；圣，则与其相对，是一种口味较苦的酒的别称；香蚁，一种酒味飘香的酒的称谓等等。因唐代酒的种类十分丰富，因此还有很多酒的称谓直接依据其酒的原料和种类而定，如桑葚酒、梨花酒、椒伯酒、桂花酒、菊花酒、黄花酒、竹叶酒、伯叶酒、菖蒲酒等。还有根据酿造工艺而称的烧酒（亦有称温酒或暖酒）、冷酒等。这一时期，以“春”为酒命名很为常见，如剑南烧春、谷溪春、土窟春、瓮头春、石冻春等等。除此外，唐人对酒的称谓还有很多，如醁、腊酒、椒浆、云浆、壶浆、浮蚁、绿蚁等等，可谓是十分丰富。

在辉煌的唐代文学中，对酒的称谓给予提及和描述的亦有很多。如诗人杜甫就在所作的诗作中将酒称之为“杯中物”，在其诗《巴西驿亭观江涨》中写到的“赖有杯中物，还同海上鸥”和《戏题寄上汉中王》中提及的“忍断杯中物，只看座右铭”；韩翃在其诗《送齐明府赴东阳》中亦写到“风流好爱杯中物，豪荡仍欺陌上郎”的诗句，还有孟浩然的诗作《自洛之越》中的“且乐杯中物，谁论世上名”等等，均将酒谓之“杯中物”。

此外，还有以“浮蚁（蚁浮）之别称出现在诗人刘禹锡诗作《酬乐天衫酒见寄》中的“动摇浮蚁香浓甚，装束轻鸿意态生”；在郑谷的诗《自适》中的“浮蚁满杯难暂舍，贯珠一曲莫辞听”；杜甫在其诗《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中写到的“仙醴来浮蚁，奇毛或赐鹰”，《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一诗中所作的“蚁浮仍腊味，鸥泛已春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