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移情性神经症：概念缘起

关于移情性神经症：概念缘起

作者：Jacques Sédat,

翻译：徐慧

原文出处：Figure de la psychanalyse ,2013／2（ 26期）: 273-287

我们一直都在不断地重复说：对于存于我们整个人生中，也是被人类共享得最好的移情，并非是由弗洛伊德所发明的。移情是与他者关系的核心。按照Jean Starobinski的说法，移情是人类的根本性罪恶，它也可以让人“陷入困难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与Freud所发明并于1914年在《回忆、重复与修通》一文中讨论的“移情性神经症”的意义有些类似。该文是元心理学系列作品中的一篇，它们成于弗洛伊德一战期间——接待病人较少而能留出较多时间写作的时期，也是弗洛伊德开展了20年实践工作后的时期。

该想法源于弗洛伊德的一项观察：在治疗的过程中，病人所感受到的对回忆的抵抗/拒绝会阻挠他们的进步并使其成为模糊回忆及表象(representation)的囚徒。在分析中将指向分析家的移情当做一个支点使用可让病人了解捕捉谁是他过去生活中的人物及谁藏于他各种移情之后，让他能够将促成当下（事件）发生的要素回溯到过去，并让他在由治疗所构建的主体化努力中获得更多的进步。

移情性神经症

这是弗洛伊德在《回忆、重复与修通》一文中所写的关于“移情性神经症”的内容：

“当病人尽其所能尊重治疗要求的时候，我们能够经常成功地给所有的疾病症状赋予新的移情性意义，并用一种移情性神经症代替其通常的移情，而它可被治疗性工作所治愈。移情因此在疾病与生活之间创造了媒介性王国，由此在前者与后者之间建立了通道。新的状态具有疾病的所有特征，但是它构造了一个能够让我们的干预抵达的人工性疾病”。

永远不要忘记，事实上，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远离真实的生活。弗洛伊德发现由他所慢慢构建的精神分析的条件会引发症状性组织，一个“人工性疾病”。可以说移情性神经症是一个可让疾病、症状与现实生活进行交流的界面。

随着（分析性）会谈的展开，它(移情性神经症)的角色是在分析过程中——即在关于分析家及在分析中的移情中——疏导过去或现在的各式重复，这是一些在现实中已经或正在上演的重复。这涉及到一个人工性情景，它可让分析者在分析中不加区别地重新表演所有过去及当下的重复，通过将它们（重复）集中于一个人身上，而非与其真实生活中的所有人一起重新经历这些重复。这个情景让病人理解到我们当下与人的关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过去的情形。能够将这些重复再次集中于单个的分析师身上，将现在及过去的所有关系都聚集于他身上，这可让分析者明白我们的关系被重复的印章所标记，且我们的当下承载着我们的历史，或者被我们的历史所装载，即被压倒。在《精神分析摘要》——弗洛伊德写于1938年的最后一篇没有完工的文章，内容丰富却被忽略——一文中，他对 “幻觉（illusions）”做了警告:

“精神分析家的工作要务是将病人从其危险的幻觉中拉开，不断地向他展示他所认为的新的现实只是过去的映像而已”。

因此，确切地说，对回忆的抵抗是对解救失忆的抵抗，而在失忆中，过去与现在混淆在一起，从而也让辨别存于我们身上的儿童期痕迹的工作变得不可能。

“分析者的重复，他是在顺从抵抗的前提下的重复，而非基于回忆的重复；我们现在有权提问：那么，确切地说，他重复的是什么或者涉及到什么？答案是他重复来自于其所压抑的东西，并已刻入其存在中的东西：他的抑制、无用的态度、具有病理特征的表达方式。显然，他在整个治疗过程中也重复所有他的症状。我们由此可以通过凸显强迫性重复而指出，我们没有抵达任何新的行为，而仅仅只是一个更为统一的想法。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分析者的疾病状态不能随着分析的开始而停止，我们不能将他的疾病看作是遵循纪事顺序的事物，而应看作对当下（现实）的威力及影响。疾病的这一状态因此被逐段地带入到视野中及治疗行动的领域中；而病人却将其经历为某个当下实在的东西，我们需要在此实施治疗工作，其中有一部分重要工作是让事情回到过去”。

在弗洛伊德的视角来看，精神分析师的角色因此是在分析的场域里将作为当下事物出现的情形带回到过去。分析师在那里不是为了解释——因为解释来自于分析者自己及其他思考的行为中。因此，弗洛伊德在《回忆、重复、修通》一文中对他的角色做了定义：

“通过移情，我们向他打开了一个场景，在这个场景里，他被允许有几乎全部的自由来展开自我，也被指定为向我们展示所有藏于分析者心理生活的东西，实则涉及病理冲动”。

仅在精神分析师同意为了病人代表主体“缺席历史”的范围内，病人才能通向移情性神经症，按照Michel de Certeau的表述，这因此可让移情性神经症通过集结、统一所有现实生活中的移情而建立。

在《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中，拉康写下了这样的观点：“移情是共同包含了主体及精神分析师的一个现象”。

移情之爱

按照弗洛伊德的定义，移情之爱非常紧密地连接于移情性神经症。在它是过去之爱的重复及儿童之爱的延续的范围内，它属于这样一些试图延展到当下的情形。

在一篇写于1914年并题为《对移情之爱的观察》的短小文章中，弗洛伊德写到：

“移情之爱也许比日常生活中被称为正常的爱少了些自由，但它更清楚地显示了它对婴儿期模式的依赖……”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移情之爱是我们婴儿期所经历过关于依赖的真实写照。此外，弗洛伊德对被所谓的“真实”之爱进行了评论：

“因此，我们没有权利驳斥在分析过程中出现的坠入爱河状态具有‘真实的’爱的特质这一观点。如果它看似缺乏常态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事实足以说明：在分析治疗之外，日常生活中的恋爱，在正常和异常之间，更偏向于异常的状态……不过，我们不要忘了，这些偏离常态的情形正是坠入爱河的基本情况”。

为了讨论爱情状态，弗洛伊德使用了德语“Verlibtheit”,意指“激情状态”。因此如果我们不想违背弗洛伊德本意的话，就不应只引用该总结的前半部分。当我们将移情之爱与“真实”的爱相提并论的时候，我们经常忘记这一点：对于弗洛伊德来说，所有的爱情状态都是病理性状态。或者这个病理状态也处于移情性神经症的框架中，假若作为参与者而被包含其中的分析家很想听到它的话，正如拉康非常准确地指出的那样。某些分析者对其分析家的迷恋实际上也显示了一个激情的状态，因此不应将其看作是真实的当下（事件），而应看作过去所爱的再现或其复制品。在弗洛伊德的视角下，病人只有在分析治疗中将该项生活中的所有移情的集合进行现实化才从该激情中走出来。是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儿童期的关键性要素位于所有爱情状态的中心。是通过意识到这一过程，我们能够慢慢地发现我们当下的关系保留了某些一直试图延续的幼儿关系的痕迹。

因此，移情之恋当然涉及到分析者及分析家，因为在分析者那里涉及到将关乎一个人的事情变成涉及二者的意图，与分析家构成关于二者的团体。事实上，分析家是作为“历史缺席”的代表而被分析者所再次召唤。

在1913年所写的《治疗的开始》一文中，弗洛伊德明确表达重复在何种意义上是移情能够被分析的关键：

“治疗的第一目标是让病人专注于治疗以及医生本人。为此，我们除了随着时间流逝来达成这点之外别无他途。一旦我们见证病人有一种严肃的兴趣，我们细致地去减低一开始就展现出的阻抗并且避免某些不合时宜的干预，这就让病人自己建立起如此的关联，而且将医生同已经习惯于接收他所发出的爱的暗码的那一系列人物形象相联系在一起”。

在过去与当下混杂的情形中，分析者试图通过将其分析师放在“历史缺席”的位置上对他进行扣留检验。该项对分析家扣留检验的愿望揭示了控制性冲动，一个分析者指向分析家以图重新找到二元关系的冲动，在这个二元关系中有能容纳两个人的心理装置。正因如此，精神分析的场景从某种程度上说属于“文明及其不适”的范式，在该范式中，事物在个体层面上重新上演：创建一个二人团体，通过“将分析家纳入到他历史的代表中”。

因此，分析家的角色便是将自己放在对于病人来说代表历史缺席的位置上，通过接受分析者建立二人团体的（意图）：由此而构建了移情性神经症。按照弗洛伊德所借用的易卜生的表述，带着帮助病人走出这个“紧密的多数（团体）”的目标，对移情性神经症的分析应该让病人放弃“存于未分的自我与外部客体之间的现实关系”，因为这个未分化将他带到了这样一个“有一部分依赖于外部世界，即被选择的爱的客体”的现实中。

精神分析家也应该让分析者对其进行扣留检验，从而给病人的知道而非给自己的知道留出位置。弗洛伊德对此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在他1913年的所写的《治疗的开始》一文中，他宣告了他早期的错误：将自己安放在处于知道的理智主义者位置上的做法：

“在分析技术的整个初期年月中，我们——确实是在一种理智主义者的思想态度中——对病人接近他曾遗忘的事物赋予极高价值并且我们几乎就没能够去区分他的知识和我们的知识”。

他因此清楚明白地在这个位置上得出了这些结论。他警告分析家让出他的意图——满足于宣告“惊恐的诊断”或开展“快速的治疗“，让临床屈从于理论，这些只能导致失败的东西：

“这反倒导致了想要见到的结果没有出现进而造成严重的失望情绪。我们让病人现在了解到他自己的创伤经历，为何他仍旧好像之前不知道时那样呢？在对压抑的创伤予以交流和描述之后，甚至都不能唤发起他对此的回忆。”

此处，弗洛伊德再次对这些外部强加的知识提出了疑问，精神分析师通过向病人家属打探信息而获得的知识（弗洛伊德在维也纳时经常发生的事情，因为他认识向他咨询的病人家属）。但若没有一个回忆的工作，这个外部的知识什么用都没有。弗洛伊德在此处查封了由自称理论家的精神分析师提出的已陷衰落中的解释。

在弗洛伊德看来，能够让分析家面对病人的知道而拥有一个位置的东西是他接受“第三人称”的角色，这个“第三人称”，弗洛伊德从1895年在他题为《癔症的心理治疗》——总结《癔症研究》的文章——一文中就已更新了。通过提及出现于治疗中的不同的障碍，弗洛伊德触及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困难：

“它存在于可引导病人交流的事实中，好像个人关系在那里被考虑在内，第三人称与医生的角色也在此重合”。

译者简介：

法国巴黎七大精神分析与精神病理学博士，中国中山大学博士后，目前主要的研究方向为社区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在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中的应用等。曾主持“‘组织性心理治疗’在自闭症儿童社区融合教育中的应用”等研究课题，发表论文若干。

徐慧博士也从事精神分析的临床工作，目前已接受十多年的个人临床训练，并于2009年开始接受法国精神分析家的个人分析及督导并持续至今。在巴黎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徐慧博士曾在多家医院、社区医疗康复服务机构等处工作实习，参与接待过包括儿童，青少年及成年人在内的神经症及精神病患者，拥有较为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回国后曾兼任某社区精神障碍康复机构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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