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超丨浙本《四庫全書總目》底本及其成書過程的再討論——南京圖書館藏《總目》殘稿初探

摘要南京圖書館藏有一種《四庫全書總目》紅格稿本殘稿，其底稿為工楷墨字，行款與《四庫全書》原抄一致，又有朱墨二筆校改。筆者將之與《天津圖書館藏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文瀾閣《四庫全書總目》原寫本、浙本、殿本《四庫全書總目》等比勘，發現浙本與文瀾閣原寫本《總目》、天津圖書館藏紀曉嵐刪定稿本不一致者，皆與南圖本一致。尤其是無關文義、無人注意的一些文字，與他本皆異而獨與南圖本合，可以確認南圖本為浙本底本。進而證明，浙本並非據文瀾閣抄本刊刻，亦非以文瀾閣抄本為底本參校其他文本刊刻，而是據四庫館撰寫的早期《四庫全書總目》稿本為底本，校以文瀾閣抄本，再吸收盧氏、王氏等多家校勘成果而成的一種“整理本”。作者簡介韓超，1988年生，浙江餘姚人。南京圖書館歷史文獻部館員，南京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爲中國古典文獻學。《四庫全書總目》是清代編纂《四庫全書》過程中產生的一部重要的提要目錄，乃中國古代目錄學集大成之作。《四庫全書總目》的刻本系統主要有兩個，一為浙本系統，一為武英殿本系統，其中猶以浙本的傳播較廣、影響較大。對於浙本的底本，過去學術界基本認可其底本為文瀾閣抄本《總目》。近見夏長樸教授《〈四庫全書總目〉“浙本出殿本”說的再檢討》一文，對此問題進行了精細的考察，提出浙本是以文瀾閣抄本為底本，同時搜集較新的資料進行修訂而成的，推進了此問題的研究。南京圖書館藏有一種《四庫全書總目》稿本（以下簡稱“南圖本”），[1]底稿為墨字，又經朱、墨兩色刪改，天頭多有“閣本作某”“王校為某”“盧校為某”等字。筆者將之與《天津圖書館藏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以下簡稱“天圖本”）及文溯閣抄本、文瀾閣抄本、殿本、浙本《四庫全書總目》等比勘，認為南圖本即浙本之底本。一、南圖本底稿編撰時間考南京圖書館藏《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殘本，存卷一九五《集部四十八·詩文評類一》、一九七《集部五十·詩文評類存目》、一九九《集部五十二·詞曲類二》，每一卷為一冊，凡三卷三冊。朱絲欄稿本，板框高廣19.1x14釐米，每半葉九行，行二十一字，間有二十二字者。單紅魚尾，版心書集部某類，版心上刻“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鈐“嘉恵堂丁氏藏書之印”，知為丁丙藏書，《八千卷樓書目》未著錄。卷一九五、一九七書衣有文字，從左至右依次為：集四十八。鮑覆校。《對床夜話》五卷本卷。唐局完。松門校（朱筆）。廿三頁查《藏海詩話》。廿四頁查《風月堂詩話》。卅一頁查《唐詩紀事》。卅五頁查《環溪詩話》。百九十五。計五十四頁（朱筆，“四”字為墨筆覆於原朱筆“二”字上）。（卷一九五）集五十。鮑校（朱筆）。鮑覆校。姜局完。四十三頁《攷詩辨坻》。廿九頁攷《冰川詩式》。百九十七。五十六頁。（卷一九七）南圖本內容由底稿與朱墨二筆校語組成，天頭有“閣本作某”“閣本無某”“閣本脫某”“盧云”“盧校”“鯤按”等朱批，某些朱批又經墨筆再次批復。“閣本作某”“閣本無某”“閣本脫某”等當是使用某閣所藏《四庫全書總目》抄本對校的校勘成果，其所在行相應文字旁均有小圈標識，以明確“閣本”與何處不同。南圖本的校勘時間需結合其性質而論，詳見下文。這裡主要以《四庫全書》編纂時間為參考，討論其底稿的編撰完成時間。所收提要篇目上，南圖本卷一九九《集部五十二·詞曲類二》載“《詞藻》四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浙本、殿本均無此書提要。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二月初九日紀昀撰《左都御史紀昀奏文淵閣書籍校勘完竣並遙呈舛漏清單摺（附清單一）》載：竊臣遵旨覆勘四庫全書，文源閣書先經勘竣，業經恭摺奏聞在案。茲臣董率詳校各官，又將文淵閣書細心檢閱，現已辦完。所有舛漏條數，視文源閣書較少十分之二。內除《性理大全》一部，岐悞有由，承訛有自，非但文淵閣一處之事，已另行籌辦追賠，專摺具奏外，其餘尋常舛漏，現經檢出修補者，謹逐一開列清單，進呈御覽。所有續勘出遺失底本一種、遺失正本一種及揑注闕文各條亦均於單內聲明，伏乞勅下軍機大臣核議，分別辦理。謹奏。[2]紀昀在核勘文淵閣《四庫全書》過程中對遺失之書列有清單，其內即列有《詞藻》，曰：“此書國朝彭孫遹撰。原載曹溶《學海類編》中，乃編修程晉芳所進。今架上未收。”[3]因無其書，提要亦相應刪去，南圖本尚有此提要，故當不晚於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初九編撰。提要內容上，南圖本《中山詩話》“論陸機黃犬一條尤為迂闊不但晁公武所摘蕭何功曹一事”一句，朱筆刪改為“不但解杜甫詩功曹非復漢蕭何句考之未審為晁公武所糾”，天圖本底稿已與南圖本朱筆刪改一致。檢文淵閣《四庫全書》卷前提要，與南圖本底稿一致，作“論陸機黃犬一條尤為迂闊不但晁公武所摘蕭何功曹一事”，其落款為乾隆四十一年十月。南圖本底稿當早於天圖本，天圖本成書不晚於乾隆四十八年，[4]則南圖本當早於此。從書籍來源中著錄的官員銜名看，南圖本卷一九五《集部四十八·詩文評類一》載：“《對床夜話》五卷，光祿寺卿陸錫熊家藏本。”天圖本、浙本、殿本此條“光祿寺卿”均作“大理寺卿”。“《詩林廣記前集》十卷《後集》十卷，內閣學士紀昀家藏本。”天圖本、浙本、殿本此條“內閣學士”均作“兵部侍郎”。此不同是因陸錫熊、紀昀官職在編纂《四庫全書》期間有所升遷，《四庫總目》因在不同時間均有撰寫、修改，故官員銜名亦據時更易。故明確二人任其職的具體時間，也就知曉了南圖本底稿編纂的大致時間。檢《清實錄》，紀昀於乾隆四十四年（1779）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四十七年改兵部侍郎。[5]陸錫熊於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月任光祿寺卿，四十七年（1782）五月任大理寺卿。[6]因此，南圖本底稿不會早於乾隆四十五年纂成。綜上考證及就現存殘稿看，南圖本底稿最早不會早於乾隆四十五年六月，最晚不會晚於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二、南圖本的性質（一）南圖本底稿、校本來源《四庫全書總目》可分三個系統：一是四庫館歷次撰寫的稿本（包括修改本、謄清本）；二是隨《四庫全書》發往各閣的原寫本；三是浙本與殿本兩種刻本。其他各種《四庫全書總目》均是從這三個系統衍生而來。故筆者選取南圖本底稿卷一九五與天圖本（稿本）、文瀾本（原寫本）、浙本、殿本比較，擇要列表，如表1：表1南圖本底稿南圖本修改天圖本底稿[7]天圖本修改文瀾本浙本殿本其他如註中經篇（《文心雕龍輯注》）朱筆圈去“中”，改為“宗”其他如註中經篇朱筆圈去“中”，改為“宗”其他如註宗經篇其他如註宗經篇其他如註宗經篇其宗旨可想見也（《彥周詩話》）朱筆圈去“想”字其宗旨可想見也朱筆圈去“想”字其宗旨可見也其宗旨可想見也其宗旨可見也默記已著錄（《四六話》）朱筆劃去“默記已著錄”，改為“侍兒小名錄補遺已著錄”默記已著錄朱筆圈去“默記”，旁插寫“侍兒小名錄補遺”侍兒小名錄補遺已著錄侍兒小名錄補遺已著錄侍兒小名錄補遺已著錄刑天無干戚（《竹坡詩話》）朱筆圈去“刑”，改為“形”,墨筆圈去“無”，改為“舞”刑天無干戚朱筆圈去“無”，改為“舞”刑天舞干戚形天舞干戚刑天舞干戚歐陽脩（《二老堂詩話》）歐陽脩墨筆改“脩”下“月”部為“彡”，即作“修”歐陽脩歐陽脩歐陽修本底稿與天圖本底稿多一致，甚至有些錯字亦同（如“刑天無干戚”），可見南圖本底稿與天圖本底稿是源於同一個祖本。南圖本開本寬闊，版心鐫“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這與大多現存《四庫全書總目》稿本版心為直接書寫不同。紙張乃內府所用極細膩之竹紙，且有襯紙。[8]《軍機大臣奏遵旨銷燬李清書四種應行補函商酌辦理情形片》云：“查從前武英殿裝潢全書，向因冊數函數厚薄不勻，有奏定襯紙之例。”[9]筆者推測，南圖本所用紙張或為內府專為謄寫《四庫全書總目》而造，結合上文考證之編撰時間，則南圖本較可能源於乾隆四十六年二月進呈本。[10]在底稿基礎上，南圖本有朱墨二筆增刪改訂及批校，與一般的《四庫全書總目》稿本不同的是，南圖本批校多是校勘結果，增刪改訂亦有其意見，而不是如他本般館臣直接修改。其中朱批所言“閣本”，當是與底稿進行對校的校本。並且，南圖本卷一九七《詩文評類存目》亦有“閣本”字樣，知此所謂“閣本”或為七閣中某閣藏《四庫全書總目》，而非卷前提要。《四庫全書》編纂完成後曾分貯於南、北七閣，《四庫全書總目》亦分抄隨閣書發往各地。七閣中文源、文宗、文匯所藏已毀于兵燹，今存文淵、文津、文溯、文瀾藏《四庫全書》中，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總目》下落不明；文津閣本《四庫全書總目》情況特殊，提要文字很少；文溯閣本《四庫全書總目》藏天津圖書館；[11]文瀾本原寫本有二十七卷殘存，其他均為歷次補抄。所幸文瀾本卷一九五、一九六皆為原寫本，可資比較。基於上述情況，筆者選取南圖本卷一九五與文瀾本、文溯本及文淵、文津二閣卷前提要比對，[12]擇要列表，如表2：表2南圖本正文南圖本眉批文瀾本文淵文津文溯本其放榜日出行曲謝（《本事詩》）閣本無“日出”二字其放榜行曲謝放榜日棨出行曲謝放榜日出行拜謝放榜日出行曲謝所論惟卷末吏部文章二百年一條（《優古堂詩話》）（吏）：閣本作“議”所論惟卷末議部文章二百年一條所論惟卷末吏部文章二百年一條所論惟卷末吏部文章二百年一條歐陽季默（《紫薇詩話》）（默）：閣作“然”歐陽季然歐陽季默歐陽季默歐陽季默徐俯之說（《藏海詩話》）（俯）：閣本作“府”徐府之說徐俯之說徐俯之說徐俯之說顧愔（《觀林詩話》）（愔）：閣作“惜”顧惜顧愔顧愔從上表可見，南圖本“閣本無某”“閣本作某”者與文瀾本可一一對應，特別是閣本有誤處，更可見其所本。又南圖本《歲寒堂詩話》，底稿原文為“攷說郛及學海類編載此書均止寥寥三四頁此本為永樂大典所載猶屬完帙然有二條此本遺去而見於學海類編者今僅據以增入”。文瀾本因涉下“學海類編”而脫去“載此書均止寥寥三四頁此本為永樂大典所載猶屬完帙然有二條此本遺去而見於”，作“攷說郛及學海類者今僅據以增入”。校者據文瀾本，用朱筆劃去“載此書均止寥寥三四頁此本為永樂大典所載猶屬完帙然有二條此本遺去而見於”二行，旁書“者今僅據以增入”。以上文瀾本誤者他本均不誤，而南圖本所作批校正與誤者若合符契，則所謂“閣本”當為文瀾本。（二）南圖本為浙本底本既然“閣本”為文瀾本，那麼能使用文瀾本，且用文瀾本對《四庫全書總目》進行校勘，則很可能是刊刻浙本《四庫全書總目》的需要。[13]阮元《浙江刻á四庫書提要ñ恭跋》載：“乾隆五十九年，浙江署布政使司臣謝啓昆、署按察使司臣秦瀛、都轉鹽運使司臣阿林保等請於巡撫兼署鹽政臣吉慶，恭發文瀾閣藏本校刊，以惠士人。貢生沈青鮑士恭等咸願輸資鳩工集事以廣流傳。六十年，工竣。”[14]為了進一步證明這種猜測，筆者將南圖本卷一九五《集部四十八·詩文評類一》與天圖本、文瀾本、浙本、殿本進行比較，選取卷一九七《集部五十·詩文評類存目》與浙本、殿本進行比較，列表如下：表3卷一九五《集部四十八·詩文評類一》南圖本底稿南圖本修改天圖本文瀾本殿本浙本《本事詩》一卷則嘗於崔沆下登第則棨於崔沆下登第則棨於崔沆下登第則棨於崔沆下登第則嘗於崔沆下登第《臨漢隱居詩話》一卷然論梅堯臣贈隣居詩朱筆圈去“隣”字左旁，於“粦”字右邊加“阝”旁然論梅堯臣贈隣居詩然論梅堯臣贈隣居詩然論梅堯臣贈隣居詩然論梅堯臣贈鄰居詩《優古堂詩話》一卷卒悞國事朱筆於“悞”字“忄”旁上直書“言”卒悞國事卒悞國事卒悞國事卒誤國事《藏海詩話》一卷天棘夢青

朱筆圈去“夢”“

”二字，改為“蔓”“絲”天棘夢青絲天棘夢青絲天棘夢青絲天棘蔓青絲《歲寒堂詩話》二卷猶為完帙墨筆圈去“為”，改為“屬”猶為完帙猶為完帙猶為完帙猶屬完帙《䂬溪詩話》十卷故所言或舛或略也故所言或舛或略故所言或舛或略故所言或舛或略故所言或舛或略也《觀林詩話》一卷莫能知其邑里莫能知其里邑莫能知其里邑莫能知其里邑莫能知其邑里《草堂詩話》二卷故編次從之故編次後之故編次後之故編次後之故編次從之表4《總目》卷一九七《集部五十·詩文評類存目》南圖本底稿南圖本修改後殿本浙本《唐子西文錄》一卷其中記庚論《史記》其中記庚所論《史記》其中記庚論《史記》《藝苑雌黃》十卷有《辨坡》一篇有《辨坡》篇有《辨坡》一篇《老杜詩評》五卷元方深道撰宋方深道撰元方深道撰《答策秘訣》一卷以智遇智朱筆“以”上補“皆”字以智遇智皆以智遇智《詩法家數》一卷載在於元載在元代載在於元《詩學禁臠》一卷舊本題元范德機撰舊本亦題元范德機撰舊本題元范德機撰《文筌》八卷附《詩小譜》二卷此編本與詩譜合刻墨筆“此”上補“是”字是本與詩譜合刻是此編本與詩譜合刻《菊坡叢話》二十六卷薩天錫朱筆先改“天錫”為“都拉”，朱筆眉批曰“盧校作薩都剌”薩都拉薩都剌《過庭詩話》二卷稱山上復有山為虎迷之祖朱筆劃去“虎”字，改為“字”稱山上復有山為虎迷之祖稱山上復有山為字迷之祖《蠖齋詩話》二卷別著錄朱筆圈去“別”，改為“已”別著錄已著錄從表3、表4可見，浙本文字不出南圖本範圍，或為底稿原文，或為經修改後文字。並且某些文字為浙本獨有，特別是一些特意修改的異體字或經考證而校改之字。如《文心雕龍》“事蹟具南史本傳”句，他本“蹟”均作“迹”，惟浙本作“蹟”。這些異體可能是刻本偶與之合，但著意修改，又僅見於浙本，則似非如此巧合。又《文則》“於徘調倡樂世用之”“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二句，南圖本底稿原同各本作“於徘諧倡樂世用之”“泂酌彼行潦浥彼注茲”，眉批曰“王據《御覽》校，諧改調、浥改挹”，浙本與校改後文字一致，與他本異。《竹坡詩話》“刑天舞干戚”，朱筆眉批曰“鯤按《山海經》作形天”，今浙本正作“形天”，與他本皆異。那麼有可能是南圖本據浙本進行校勘嗎？筆者認為非是，理由如下：1.南圖本的部分文字校改有“鯤按”“盧校”等相關依據，且校改意見反映在了浙本中，若是以浙本校勘只需直接改文字即可；2.南圖本既然有“閣本作某”等字，可見其使用不同版本校勘時會注明版本依據，故若以浙本校勘則必言“浙本作某”。3.有部分校勘意見并未反映在浙本中，浙本仍與底稿一致，若以浙本校勘則不會出現校勘意見。但也有某些浙本文字不見於南圖本，以卷一九五為例，筆者將浙本文字不見於南圖本者盡數列表，如表5：表5序號浙本南圖本天圖本文瀾本殿本1江蘇巡撫採進本（《文心雕龍輯註》）江西巡撫採進本江西巡撫採進本江西巡撫採進本江西巡撫採進本2王惟儉（《文心雕龍輯註》）王維儉王維儉王維儉王維儉3至於勢約（《文章緣起》）至於藝約至於藝約至於藝約至於藝約4其註每條（《文章緣起》）具註每條其註每條其註每條其註每條5末流相詬（《紫微詩話》）末流相姤末流相詬末流相詬末流相詬6瀹韭（《紫微詩話》）

韭

韭

韭

韭7又厲鶚宋詩紀事摘所載（《唐溪詩話》）又厲鶚宋詩紀事摘載又厲鶚宋詩紀事摘所載又厲鶚宋詩紀事摘所載又厲鶚宋詩紀事摘所載8自署楚東人（《觀林詩話》）自著楚東人自署楚東人自署楚東人自署楚東人9亦所不免（《四六談麈》）亦不免亦所不免亦所不免亦所不免10實本之柏梁臺詩枇杷橘栗桃李梅（《環溪詩話》）實本之柏梁臺詩枇杷橘栗桃李句實本之柏梁臺詩枇杷橘栗桃李句實本之柏梁臺詩枇杷橘栗桃李句實本之柏梁臺詩枇杷橘栗桃李句11王本叔（《荊溪林下偶談》）王木叔王木叔王木叔王木叔12李耆卿撰（《文章精義》）李耆卿傳李耆卿撰李耆卿撰李耆卿撰這些文字可分成三類：一是浙本誤刻者。如第1、6、11條，他本均不誤，浙本因音近或形近而誤。二是南圖本誤浙本據文瀾本改者。如第4、6、7、8、9、12條，南圖本或形近而誤，或脫文，他本均不誤，浙本當據文瀾本改。三是南圖本誤浙本經校勘而改者。如第2、3、10條，南圖本與天圖本、文瀾本、殿本同誤，知四庫館原撰稿本已誤，各本仍之未改，浙本查檢原書校勘後改。第一類乃手民之誤，與底本無涉。至於第二、第三類的文字為什麼沒有在南圖本中出現，筆者以為卷一九五尚未校勘完畢（卷一九七末有墨印“校正無譌”，則其校勘完畢當有印記），這些修改或在此後的修訂中完成。綜上所述，除浙本誤刻或少數南圖本有誤未改之字外，浙本文字皆出南圖本，則南圖本當為浙本底本。既然是浙本底本，那麼其修改時間當不晚於乾隆六十年。三、浙本的形成過程（一）以四庫館早期稿本為底本崔富章先生認為浙本的底本來源為文瀾閣所藏抄本《四庫全書總目》。[15]夏長樸先生通過比較文瀾本與浙本內容，發現兩者有明顯差異，“當文瀾閣抄本與浙本出現不同時，此時浙本與殿本卻經常一致，僅有少數例外”，[16]故崔富章先生之說不能成立。但最終夏長樸先生仍推測浙本是以文瀾本為底本，只不過同時又參考新搜集到的材料做了適度的修訂。正如劉浦江先生所說：“文瀾閣抄本與浙本之間存在的重大差異，無疑是夏文最有價值的一個發現，但遺憾的是，最終他仍止步於前人的結論”。[17]夏長樸先生認為文瀾本與浙本之所以有差異，是因為浙本又進行了適度的修訂。按照夏先生的思路，再比勘下列幾組提要，我們會發現浙本或不以文瀾本為底本。《䂬溪詩話》十卷（卷一九五）浙本：故所言或舛或略也文瀾本：故所言或舛或略《觀林詩話》一卷（卷一九五）浙本：莫能知其邑里文瀾本：莫能知其里邑《懷麓堂詩話》（卷一九六《集部·詩文評類二》）浙本：至何李既出文瀾本：至李何既出上列浙本文字中，《䂬溪詩話》只比文瀾本多一虛詞“也”，而《觀林詩話》《懷麓堂詩話》均只變化了兩字的順序，但并不影響意義。這就表明浙本或不以文瀾本為底本，若浙本以文瀾本為底本，在這些并無實際意義的詞或詞序上，浙本為何要改變底本面貌而作無謂的修改呢？南圖本的存在，更從實物證明，浙本底本並非文瀾本，而是四庫館撰寫的早期稿本。在此稿本基礎上，浙本又經幾次校勘，最終形成一種新的“整理本”。（二）以文瀾本對校文瀾本作為對校本，主要以之校訂訛誤與比勘異同，刪改與校勘結果均由朱筆書寫。校勘者認為的底稿的訛脫衍倒，均據文瀾本徑改。如：“王世禎但取其采采流水蓬蓬遠春二語”（《詩品》一卷）下脫“又取其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二語”，朱筆據補。“王之渙之鶴雀樓詩”（《續詩話》一卷），朱筆改“鶴”為“鸛”。既然徑改之字未作說明，何以知其亦據文瀾本改？一是以南圖本與文瀾本對勘，其修改文字可與之一一對應。二是某些文瀾本獨有的文字出現在修改中。如《本事詩》條，底稿原作“唐摭言稱棨出入場籍垂三十年”，與天圖本、殿本一致。朱筆修改於“三十”下補一“餘”字，今只見於文瀾本與浙本。此可知四庫館撰寫之稿原無“餘”字，文瀾本或據《唐摭言》補“餘”字，南圖本底稿又據文瀾本與《唐摭言》補（墨筆批注“攷唐摭言”），後為浙本繼承。又《環溪詩話》條，底稿原作“則必如陳無已椒椒

櫨楓柞樟之句”。朱筆圈去“椒

”，旁寫“檜枏”二字，“之句”下朱筆插入“案陳師道此句實本之柏梁臺詩枇杷橘栗桃李句非所自創趙與時不引漢詩亦引此句或以漢詩僅六物與”小注。天圖本亦於“之句”下插寫此小注，然“與”字作“歟”，殿本與之同。浙本與文瀾本同南圖本朱筆，作“與”。這就是浙本體現出文瀾本面貌的原因，進而導致部分學者認為浙本底本為文瀾本的原因。若文瀾本與底稿有異而無法判斷正誤，或文瀾本有脫誤，則於天頭注“閣本作某”“閣本有某”“閣本無某”“閣本脫”等，但不改底稿。文瀾本有脫者，如《珊瑚鉤詩話》三卷（圖1左）、《石林詩話》一卷（圖1中）相應行上均有“閣本脫一行”，但未標明何處脫一行。經與文瀾本比對，發現“如論杜牧擬把一麾”下“江海去句以為誤用顏延年語以麾斥之麾為麾”十九字脫，直接接下一行“麾”下之“旄然考崔豹”，蓋涉旁行文字而脫。《石林詩話》所脫為眉批下一整行。又《唐溪詩話》二卷（圖1右），眉批曰“閣本有脫”，實際所脫為批注下一整行。這三者情況并不一樣，但其描述或同為“脫一行”，或為“有脫”，非比照校本則不知所脫為何。

圖1有些文瀾本較為複雜的訛誤，校勘者并沒有詳細描述，如《詩話總龜前集》四十八卷《後集》五十卷，眉批曰：“閣本有脫”。檢文瀾本，實際上此處文字是誤抄而致脫，并不是簡單的脫文（如圖2所示）。

圖2圖2左為南圖本，圖2右為文瀾閣本。文瀾閣本將“古今詩話”下“附以諸家小說分門增廣”誤抄為“不載焉考編此詩話總乃”，致使原文“附以諸家小說分門增廣”十字脫去，從而使文字錯亂。其原因大概是抄書者因臨近兩行中“詩話”二字並排，故抄寫時看錯行而致訛。這也表明，文瀾本只是校本，只要底稿不誤，校勘者并不著意標識校本的問題。（三）參校他本或他人校勘成果殘存的南圖本僅兩處見他本校勘，且均是用《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九五“珊瑚鉤詩話”條，底稿原作“《珊瑚鉤詩話》三卷，江蘇巡撫採進本”，朱筆於“三”旁加圈，於天頭書“簡明目錄作二卷，閣亦作三”。同卷《草堂詩話》條，底稿原作“莆田方深道”，朱筆批注曰“簡明作道醇”。《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成書要早於《四庫全書總目》，雖然只收《四庫全書》著錄部分，但仍是《四庫全書總目》重要的他校材料。南圖本書衣寫有校者與覆校者，所以只要是校者與覆校者的校勘均不注明某人校。但部分校勘意見是引述他人校勘成果，故需注明。其中引用最多的是盧、王二家。如卷一九五《觀林詩話》條，“虞嘯”二字批注曰“盧云晉書有虞嘯文”。卷一九七《木天禁語》條，“范梈”二字批注曰“盧校作范椁”。又同卷《過庭詩話》條，底稿原作“為虎迷之祖”，朱筆改“虎”為“字”，并批注曰“王校虎改字”。除上述外，南圖本內有一條朱筆校記字體與其他朱筆、墨筆字體不同，當是另一人所寫。此條校勘位於《竹坡詩話》內，是針對“刑天舞干戚”一句而發，文曰：“鯤按《山海經》作'形天’，《讖贊》作'形夭’。”從此條校記可知，南圖本的校勘者應不止書衣所書二人，只是書衣所書者可能是對全書進行對校、覆校的，而其他校者只是通讀或審閱稿本後提出自己的部分校勘意見。（四）覆校朱筆的校勘或為一校，墨筆對之進行審核與覆校，主要有兩方面：1.對朱筆漏校者進行補充。如卷一九五《環溪詩話》條，底稿原作“草迷花徑返調護”，朱筆并未校，墨筆校曰“閣本脫返字”。2.對一校的校勘成果及意見進行審核、批復，其審核方法主要是核對原書。如卷一九五《本事詩》條，底稿原作“唐摭言”，朱筆批校“閣本無唐字”，墨筆覆校曰“攷摭言”，并劃去原朱筆批校。當是覆校者經考證後認為“唐”字需保留，閣本有誤。又同卷《藏海詩話》條，底稿原作“又云凡看詩須是一篇立意乃有歸宿處”，朱筆刪去，墨筆覆校曰“本書有仍要寫入”。完成上述校勘步驟后，校勘者會蓋上墨印“校正無譌”四字（南圖本卷一九七末），表示校勘完成。此後當另有一份謄清稿本，以便上板刊印。上述校勘成果有的反映在了浙本中，也有的浙本並未吸收，一仍底稿。（五）校勘者的推測南圖本書衣所書“鮑校”“松門校”當是校勘者姓名或字號，既然南圖本為浙本底本，那麼從理論上來說校勘者當以浙籍人士為中心。據字跡判斷，“鮑校”或為鮑廷博，書衣墨字及書內墨字批校亦為鮑氏所書。如圖3，左圖為南京圖書館藏鮑廷博跋并校本《林和靖先生詩》，右圖為南圖本，其字跡是較接近的。鮑廷博（1728—1814），字以文，號渌飲，安徽歙縣人，寄居浙江桐鄉。乾隆間修《四庫全書》，鮑氏進書六百餘種。其子鮑士恭曾出資刊刻浙本，則廷博得預此役亦是有可能的。“松門校”或為戴光曾，朱筆為其所寫。戴光曾，字松門，清嘉慶間浙江嘉興人。作為鮑廷博的寓居處的同鄉，戴氏或應鮑氏之邀而預此。“鯤按”者或為“徐鯤”。鯤字北溟，蕭山人，諸生。阮元為浙江學政時，徐鯤助其纂成《經籍籑詁》。書內所引之“盧校”或指“盧文弨”，然檢《群書拾補》及南圖藏盧文弨校本《浙江採集遺書總錄》，未有與南圖本校勘相合者，當俟日後再考。書內所引之“王校”及書衣所書之“唐局完”“姜局完”尚未詳，暫付闕如。

圖3綜上所述，浙本的複雜性正是由一系列校勘造成的，其文本具有三重特征：1.因其底本為四庫館撰早期稿本（與殿本同源），故大部分內容與殿本一致；2.因使用文瀾本對相關文字進行修改，故又呈現部分文瀾本的面貌；3.使用新的校勘成果，所以有些文字又呈現自己獨特的面貌。結語南圖本的存在為浙本底本及成書過程提供了新的證據，也為文瀾本缺失部分提供了可資參考的材料（文瀾本卷一九七、卷一九九均為補抄，利用南圖本中“閣本”校勘記，可大致恢復文瀾本原抄此二卷面貌）。在殿本遲遲未能刻竣的情況下，浙人利用所得四庫館早期稿本籌資刊印，其目的是早日將《四庫全書總目》付梓。浙人認識到《總目》在此底稿完成後尚有修訂，故利用較後發往浙江的文瀾本作校勘。不過浙本終究是一部集合了多重校勘而形成的“整理本”，並不能完全展示《總目》的編纂思想與修訂成果。所以，在今後的整理中，整理者當以殿本為底本，吸收浙本中正確的校勘意見，形成一個完善的新校本。至於南圖本底稿是如何流轉至浙江，文獻不足，尚待新材料的不斷發現。後記：本文撰寫中幸得天津圖書館胡艷傑老師查詢文溯閣本《四庫全書總目》相關材料，殘稿書衣字跡得南京圖書館沈燮元先生指點。本文完成後又得武秀成師、夏長樸先生通讀指正。并此志謝。再記：本文完成後又見夏長樸先生撰《南京圖書館藏〈四庫全書總目〉殘稿編纂時間初探》（已刊載於《中國四庫學（第五輯）》，中華書局，2020年），其論南圖本編纂時間更為細緻，可參看。然對於夏先生認為南圖本較上圖藏稿本為晚的結論，筆者仍有不同的看法，已撰文待刊。超識於二〇二一年五月五日。注釋[1]此稿本夏長樸教授曾請友朋委託筆者查看一二，因而得以關注此書。近來在武秀成師組織的讀書會中，因學習、討論夏長樸教授《〈四庫全書總目〉“浙本出殿本”說的再檢討》（鄧洪波主編：《中國四庫學》第一輯，中華書局2018年）一文，筆者又仔細將此稿本與他本比勘，有一些新的發現，故撰此文，略為夏文之補論。[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273頁。[3]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275頁。[4]參見夏長樸：《重論〈天津圖書館藏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的編纂時間》，《湖南大學學報》，2016（6）。[5]《清實錄》卷一〇八〇“乾隆四十四年四月”條：“以詹事紀昀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清實錄》卷一一五五“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條：“所遺兵部侍郎員缺，著紀昀補授。”[6]《清實錄》卷一一〇九“乾隆四十五年六月”條：“以翰林院侍讀學士陸錫熊為光祿寺卿。”《清實錄》卷一一五七“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條：“以光祿寺卿陸錫熊為大理寺卿。”《碑傳集》卷三十五王昶撰《都察院左都御史陸公錫熊墓誌銘》、《清史列傳》卷二十八《陸錫熊傳》〉載陸錫熊任光祿寺卿的時間為乾隆四十三年六月至四十七年五月，與《清實錄》有異。然《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第六八一條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初九王傑奏折稱“詢問總纂內閣學士臣紀昀、侍讀學士臣陸錫熊等”，則至四十五年三月陸錫熊尚未任光祿寺卿。故當以《清實錄》記載為確。[7]天圖本亦分底稿和修改兩部分，關於此本的具體研究可參考夏長樸《天津圖書館藏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的編纂時間與文獻價值》（《臺大中文學報》2014年第44期）、劉浦江《天津圖書館藏〈四庫全書總目〉殘稿研究》（《文史》2014年第4輯）。[8]南圖本經過修補，又襯他紙，但經辨別，原書已有襯紙。[9]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997頁。[10]中國國家博物館藏一種稿本《四庫全書總目》，其中《尚史》一書注明為“內閣學士紀昀家藏本”，與南圖本所用銜名同。此稿本由黃燕生先生首先向學界介紹，劉浦江教授認為此稿本與上海圖書館藏稿本《四庫全書總目》為同一部，均為乾隆四十六年二月的進呈本。然中國國家博物館與上海圖書館藏均有館臣刪改筆跡，則當為初稿。南圖本底稿工楷書寫，並無刪改修訂之跡，或是最終進呈本或錄副本。[11]陳東輝《〈文瀾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前言》認為“鈐蓋'文溯閣寶’的《四庫全書總目》殘稿七十卷，由故宮博物院於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撥交天津市人民圖書館（今天津圖書館）收藏，該殘稿已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於二〇一一年影印出版，書名為《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文瀾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杭州出版社，2017年，第16頁）。實際上，文溯閣本《四庫全書總目》與天圖本為兩書，鈐“文溯閣寶”的《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今亦藏於天津圖書館，《天津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著錄存一百四十三卷（《天津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第260頁）。[12]文淵、文津、文溯三閣卷前提要錄自李國慶輯《四庫全書卷前提要四種》，大象出版社，2015年。[13]過去學者多認為浙本出自殿本，但近年來諸多新材料的公佈充分證明了浙本在殿本刊刻前已付梓，非翻刻自殿本。詳見《〈四庫全書總目〉武英殿本刊竣年月考實——“浙本翻刻殿本”論批判》（浙江大學人文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14]（清）阮元：《揅經室集》，中華書局1993年，第565頁。[15]參見崔富章：《〈四庫全書總目〉武英殿本刊竣年月考實——“浙本翻刻殿本”論批判》，《浙江大學人文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16]夏長樸：《四庫全書總目“浙本出殿本”說的再檢討》，《中國四庫學第一輯》，中華書局2018年，第66、67頁。[17]劉浦江：《天津圖書館藏四庫全書總目殘稿研究》，《文史》2014年第4期，第164頁。原刊《圖書館雜誌》2020年第12期，此據作者原稿。感謝韓超先生授權發佈！編輯：虛文排版：大隱转自“徵文考献”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