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息：Zhibo Tan, Shang-Jin Wei, Xiaobo Zhang. Deadly discrimination: Implications of “missing girls” for workplace safe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ume 152, 2021.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j.jdeveco.2021.102678
受到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中国、印度、越南、韩国等国家有数以万计的女童本应出生但没有出生，这种现象被称为“消失的女孩”。由于出生时严重的性别比失衡问题，导致在婚姻市场上，适婚年龄段的女性数量短缺，适婚年龄段的男性竞争加剧。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提高适婚年龄儿子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性别比失衡程度是否也影响着当地适婚男性父母群体的工作动机，从而影响到当地的生产安全性呢？已有文献尚未系统分析竞争压力与工伤和意外死亡这一问题。谭之博、魏尚进和张晓波合作撰写并即将发表在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上的”Deadly discrimination: Implications of 'missing girls’ for workplace safety”一文首次研究“消失的女孩”现象如何对适婚男性父母产生间接的致命后果，利用中国性别比在不同地区和时间上的差异，研究性别失衡程度对当地生产安全、工伤事故的影响。研究发现，在适婚女性短缺更为严重的地区，适婚男性的父母群体遭受工作场所相关的意外伤害和死亡的发生率更高。这是由于，在性别比失衡更为严重的地区，为了提高适婚年龄儿子的竞争力，适婚男性的父母群体会更加努力地工作，有更大地动机寻求收入更高、风险更大的高危工作来积累财富，增加了当地工作场所相关的意外伤害和死亡的发生率；而当愿意从事高危工作的人群数量足够多时，潜在工人的议价能力减弱，雇主会减少安全生产上的相关投资，进一步加剧了在上述工作环境发生意外伤害和死亡的概率。由于被解释变量“意外伤害”数据仅可在1991-2000年的全国疾病监测系统死因监测数据集（NDSPS）中获得，因此本文选择的性别比数据来源于1990、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1%抽样数据，并采用以下三种方式构建子代性别比：第一，在主回归中，作者通过对当年度父代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概率和当年出生儿童的性别比加权，构建了各县各年度25-39岁父母序列的子代平均性别比。第二，作者使用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10-19岁子代序列的性别比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三，由于机制分析中被解释变量选择的是2010年CFPS数据，因此作者使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0-9岁子代序列的性别比以度量2010年10-19岁子代序列的性别比。工作场所相关的残疾数据来源于2006年全国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工作场所相关的死亡数据主要来源于1991-2000年的全国疾病监测系统死因监测数据集（NDSPS），但是NDSPS数据中并没有按照工作场所相关、非工作场所相关对死因进行分类，于是作者以由火灾、火焰或意外坠落造成的死亡作为工作场所相关死亡的代理变量。此外，作者选择国家安全生产管理网（SWAS）的公司层面数据进一步验证代理变量。关于性别失衡程度对工作场所意外伤害的影响，本文模型设定如下：（1）式中的回归样本为农村地区25-39岁成年人样本。其中，被解释变量yi为工作场所相关意外伤害的虚拟变量，表示个体i是否因工伤致残。sex ratioi为个体i的孩子的性别比，Ii和Ci分别为个体层面控制变量和县级层面控制变量。由于yi为2006年数据，因此作者使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4-13岁子代序列的性别比以度量2006年10-19岁子代序列的sex ratioi。关于性别失衡程度对工作场所意外死亡的影响，本文模型设定如下：（2）式中的回归样本为1990-2000年间各县各年度25-39岁父母序列。其中，被解释变量ycit代表位于i地的出生序列c在t年的死亡率，sex ratioi为出生序列c在i地t年的子代平均性别比，同时控制了出生序列、地区、年份层面的变量。本文的内生性问题主要来自于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因此本文使用20世纪80年代各地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处罚力度差异作为各地造成性别失衡轻重程度的工具变量。作者通过一系列的验证说明：（1）出生时的性别比与计划生育政策的罚款和奖金力度强相关；（2）生育政策的变化与同期或先前的意外死亡率几乎没有关系。表3展示了性别失衡程度与工作场所意外伤害的结果。第（1）列为个体层面的OLS结果（Probit和Logit结果与OLS结果一致）。第（2）列在个体层面数据基础上建立了县级层面的残疾数据，由于部分县级数据的报告值为0，因此第（3）列中展示了Tobit结果。在所有模型中，均控制了个体和县级层面固定效应。结果显示，性别比例失衡越严重的地区，工作场所意外伤害的发生率越高。表4展示了性别失衡程度与工作场所意外死亡的结果。第（1）、（2）列为OLS估计结果，对比工作场所意外死亡和前三大非工作相关死因的结果。第（3）、（4）列为引入工具变量后的2SLS结果。结果显示，性别比例失衡越严重的地区，工作场所意外死亡的发生率越高，OLS和2SLS估计一致。在表4的2SLS结果基础上，表7中的第（1）-（3）列分别展示了性别失衡程度与前三大非工作相关死因均没有显著相关关系。第（4）、（5）列中进行了两次证伪性测试，分别用大于10岁、大于15岁的序列的性别比代替原有10-19岁子代序列的性别比，结果发现父母群体的意外死亡与伪造的序列性别比之间没有显著关系。由于城市样本中可能存在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父母群体，在1990年人口普查中他们和子代的调查点可能会有不同，因此本文关注的是农村地区的样本。在农村地区，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迁移自20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发生，并且在2000年人口普查中大多数的婚姻中男女双方来自同一个县城，因此本文的数据和方法可以捕捉适婚女性短缺对本地婚姻市场的绝大部分的影响。为了进一步解决迁移造成的测量误差问题，本文考察1997年之前内陆地区的子样本，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受文章篇幅没有展示）。本文也采用其他方式对性别比进行度量。表D4展示了使用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10-19岁子代序列性别比的结果，结果显示，模型是稳健的。同时，火灾、火焰导致的死亡可能也与纵火等犯罪行为有关，而不是和在建筑、采矿等与高温、危险物质频繁接触的工作相关。对此，作者发现纵火的发生概率非常小，并且将暴力和财产犯罪率放入模型中发现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而性别比依然稳健。此外，作者还发现意外伤害的发生率与不同行业男女工人比例之间没有显著关系。由前文分析可知，性别比例失衡越严重的地区，工作场所意外伤害和死亡的发生率越高。然而在NDSPS数据中不能得到死者是否有儿子或女儿的信息，因此在机制分析中使用2010年CFPS数据来进一步探究影响渠道。首先，本文研究了性别失衡程度对父母外出打工可能性的影响。回归样本为户主年龄在25-39岁之间、拥有5-19岁年龄段子女的家庭。被解释变量为该家庭是否有成员外出打工的虚拟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子代出生序列的性别比。如表8所示，第（1）、（2）列对比了独子为儿子和独子为女儿的家庭的区别，结果显示，在性别比例失衡更为严重的地区，适婚男性的父母群体外出打工的可能性相对适婚女性的父母群体大的多，且更为显著。第（3）列引入了独子是否为儿子和出生序列性别比的交互项，结果显示，交互项的系数为0.008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第（4）-（6）列中将回归样本限制在母亲年龄在25-39岁之间，结果依然稳健。随后，本文研究了性别失衡程度对父母外出打工时长、从事危险工作的影响。如表9所示，第（1）-（3）列的被解释变量为父母外出打工月份数，结果显示，在性别比例失衡更为严重的地区，适婚男性的父母群体外出打工的时长更为显著增加。第（4）-（6）列为家庭成员是否有人从事危险工作，危险工作包括消防、公安、采矿、钻井、油气勘探、施工、供电、电气设备的安装调试、机械设备的运行等。尽管独子为儿子的系数并不显著，但是独子为女儿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在性别比例失衡更为严重的地区，适婚女性的父母群体从事危险工作的可能性较低。在此基础上，作者使用CHIP数据进一步说明，在高风险行业工作的人比在低风险行业工作的人有更大地概率报告健康状况不佳，且在医疗保健上的花费更多。性别比失衡问题不仅会影响雇员行为，还会影响雇主行为。对此，本文研究了性别失衡程度与雇主安全生产方面投资的关系。首先，本文研究了性别失衡程度对当地监督保护、监督和检查委员会(LPSICs)份额的影响，这一委员会负责工作场所地安全问题。如图C2所示，性别比与工作场所的安全投资呈负相关关系。工会除了会成立LPSICs外，还会成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LDMCs)，主要负责处理劳动合同的更新、解除、终止和延续等问题，而不是安全相关的问题。因此，鉴于工会和委员会相关数据仅可在省级层面获得，作者进一步进行安慰剂检验，检验性别失衡程度对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LDMCs)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如图C3所示，二者几乎没有关系。
其次，本文研究了性别失衡程度对当地工伤保险覆盖范围的影响。表10显示了企业层面的回归结果。第（1）-（3）列为OLS结果，其中第（1）列中加入了性别比变量，第（2）列引入了工会特征、公司治理特征和公司财务特征，第（3）列包括了行业、所有权和省份的固定效应。第（4）-（6）列为引入工具变量后的2SLS结果。结果显示，性别比例失衡越严重的地区，提供工伤保险的可能性较低。以上结果在Tobit模型和分数模型中依然稳健。
最后，性别比较高的地区中，雇主除了不愿意提供工伤保险外，在其他福利项目上的投资可能也会有所减少，如养老金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作者将养老金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养老金、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覆盖率也会明显较低。以上结果表明，在性别比失衡更为严重的地区，工人的议价能力减弱，雇主会减少安全生产上的相关投资。本文研究了性别失衡程度对当地生产安全、工伤事故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在适婚女性短缺更为严重的地区，适婚男性的父母群体遭受工作场所相关的意外伤害和死亡的发生率更高。机制分析表明，在性别比失衡更为严重的地区，为了积累财富、提高适婚年龄儿子的竞争力，父母会更加努力地工作和承担更大的风险，增加了在外地工作的可能性和时间；而当愿意从事高危工作的人群数量足够多时，潜在工人的议价能力减弱，雇主会减少安全生产上的相关投资，进一步加剧了在上述工作环境发生意外伤害和死亡的概率。本文从提高子女婚姻市场竞争力的角度，探讨“消失的女孩”现象对适婚男性父母产生的间接致命后果，为高工作相关伤亡率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We examine an indirect but potentially deadly consequence of the “missing girls” phenomenon. A shortage of brides causes many parents with sons of marriageable age to work harder and seek higher-paying but potentially dangerous jobs. In response, employers invest less in workplace safety, which in turn increases work-related mortality. Drawing from a broad range of data sets and taking advantage of large region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s in sex ratios in China, we demonstrate that in areas with a more severe shortage of young women, the parents with unmarried sons suffer a significantly higher incidence of accidental injuries and workplace dea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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