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重臣之谋和困厄潦倒

苏轼的面纱（一）

文/朱鸿

凭我长期的观察，我以为，任何人都难以看清。所有人留下的印象都是瞬间的，而非终结的；是部分的，而非全体的；是表象的，而非本相的。

人之难以透彻认识，不属于人的道德问题。也许人的变幻、玄妙和藏匿，甚至人的掩饰与伪装，都是由进化造成的，当为生存的需要。

随着这样的思索，我发现一个成语，尽管古也用，今也用，似乎很精辟，实际上它也只有微小的一点道理。其曰：盖棺论定。

死仅意味一个人不能创造未来了，但他的历史却未必会随其死而不是变数。究竟谁可以盖棺论定呢？

人越是杰出，越是深刻地作用于世界，他就越复杂，越不易把握。

大约苏轼就是一个多有蕴含的人。我无意损剥苏轼的意象，也不敢，更是不能。不过他也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文学家、书法家和画家，尤其不仅仅是他的诗词所折射而出的一个雄姿英发的人。当然，这得对他的天性和经历进行勘探，或是撩开他的面纱。

重臣之谋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云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世皆称苏轼此词由打猎伏虎，引向奔赴边疆，抗击犯宋的西夏，表现了他的一种壮志。

错了！

衮衮论者只见肌肤，不见骨髓。究竟有什么根据，可以证明苏轼是一个愿意带兵作战的人呢？

苏轼此词虚实结合，有戏谑，有抱怨，也有象征和隐喻。然而其主题是，向京师呼喊，向宋神宗呼喊：什么时候召我回到朝廷，让我肩负国家的大任呢？此词透露了苏轼非常强烈的重臣之谋。

一旦苏轼掌握了一定的决策之权，能够执政，他会有办法治理国家，包括保卫边疆。他也会发现并起用带兵作战之将。然而他不会带兵作战。

苏轼给此词镶嵌了汉文帝派冯唐往云中去恢复魏尚太守之职的故事。魏尚善斗匈奴，可惜以多报首级六颗，朝廷处理了他。郎官冯唐认为魏尚甚是优秀，建议汉文帝赦免其罪。汉文帝从善如流，便遣冯唐传达委任之命。如果认为苏轼希望宋神宗像汉文帝对待魏尚一样对待他，令他在边疆工作，以示忠义，以取功勋，那就低估了苏轼的抱负和期许。

苏轼自谓老夫，是晋升之情的急迫表现。打猎这一年，他四十岁,虽然春秋鼎盛，不过日子也不能蹉跎了。他三十六岁离开京师，在杭州任通判四年，现在又任密州知州近两年了。他害怕久在地方当官，耽误了仕途。若如此，何以兴社稷，济苍生，何以辅佐宋神宗结其人心，厚其丰俗，存其纪纲，从而使天下安宁与富裕。

苏轼尽管不是少年了，甚至还添了几根白发，然而他仍能拉着狗，托着鹰，骑着骏马放箭伏虎。这样的气魄和精力，不恰是可以承担要职的时候吗？

正因为苏轼的重臣之谋未能实现，遂牢骚太旺，文字冒气，遂在四十四岁为奸佞所媒孽，身陷监狱。

苏轼从开始便有重臣之谋，并为之扎实准备。欧阳修读了他的文章，顿然感叹：“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先帝宋仁宗更是欣赏苏轼，相信他将成为其子孙，包括宋英宗和宋神宗的宰相。

苏轼研究了宋政府的情况，知道国家有三患：一患财不丰，二患兵不强，三患吏不择。他也知道此乃国家软弱的关键，并思考如何改变它。苏轼不仅有重臣的向往，显然也具重臣的器识。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苏轼激情澎湃，声势浩荡，他的前景仿佛会如日中天。

困厄与潦倒

御史台在抓苏轼之前，苏轼已经得到了消息。宋政府的保密制度似乎充满漏洞，不过这也证明朝廷或皇家有苏轼的朋友。

苏轼十分紧张，就把湖州知州诸事交给祖无颇处理，自己空出两只手，以应对即将发生的祸患。祖无颇当在湖州任通判，属于辖区的副主管。有了苏轼的委托，他对诸事便全盘负责了。

当宋神宗的钦差皇甫遵一行出现在衙门之际，引起了上上下下的慌恐。苏轼更是惊悚，竟若鸵鸟，不敢出头。祖无颇建议他必须见皇甫遵，苏轼才决定露面。

怎么见？以什么身份见？穿不穿朝服？苏轼也很踌躇。祖无颇认为还是穿朝服合适，因为现在还未定罪，苏轼便换了朝服。

苏轼出了门，看到皇甫遵站在庭下，他旁边的两个役卒白巾青衣，左一旋目，右一旋目，狰狞凶狠。皇甫遵沉默不语，窈深不明。苏轼便致礼说：“轼自来亟恼朝廷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辞，乞归与家人诀别。”皇甫遵说：“不止如此。”

苏轼尽管是请求，不过我仍感到了他的一种凛然之气，保持了一个士的风度。可惜皇甫遵示意役卒展示了逮捕令以后，便绑了苏轼。他们如驱犬赶鸡，押解而去。

坐在船上，苏轼旋觉凄凉和孤独。遥望京师，他渐渐手足失措。不知道如何用刑？不知道要遭遇什么折磨？也许真的会赐死！

难料的审讯与结局吓坏了苏轼。船过太湖，月明星稀，他竟起意跳水。这将连累苏辙，遂摒弃了自绝之念。没有自由，没有尊严，确实煎熬，尤其考虑到可能降临的侮辱，苏轼五体发怵。船过长江，雾漫际涯，他竟又起意跳水。这显然仍将连累苏辙，就又熄灭了自绝之念。

苏轼为兄，苏辙为弟，1057年同登进士第。那年兄二十二岁，弟十九岁。兄弟怡怡，有夜雨对床之约。

御史台的监狱也并无特殊之处，只是更坚固一点而已。役卒冰冷地把苏轼推进牢房，锁门走了。审讯虽然没有用什么家伙，然而气氛森严。苏轼态度端正，承认他的诗词有对王安石变法的讽刺。

宋神宗感到震怒，对事态的怀疑也加重了，并要求严查。苏轼遂完全招供：不仅承认以诗词讽刺变法，而且讽刺朝廷所用多是群小，其如乌鸦。他还解释了一些隐言和暗语。他似乎彻底垮了，因为他交代了自己有问题的诗词100余首，从而带出了39位朋友与同僚，当然也带出了苏辙。

我不能残酷地要求苏轼是烈士，然而如此招供，也是不幸了。我也没有发现他对自己的连累而表示道歉！

唯王巩，完全无辜，以苏轼的连累而远谪宾州，他表示过欠疚。

苏轼是怎么获悉御史台盯上他的呢？是驸马王诜，苏轼趣味相投的朋友。王诜侧闻苏轼有难，赶紧让人告苏辙，苏辙又赶紧让人告苏轼。以苏轼案，王诜被削官除爵，苏辙被贬为监筠州盐酒税，五年不得调动和提拔。受到连累的大臣，包括张方平，被罚红铜30斤，司马光及其他人，被罚红铜20斤。

苏轼明白结局不会善终，遂为死作了准备。然而他才华盖世，名满天下，尤其处事无恶，于是向宋神宗陈情并拯救苏轼的人就很多，包括太皇太后曹氏及朝廷的要员和元老，还有王安石。宋神宗再三斟酌，对苏轼做了这样的处理：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

在黄州，苏轼曾经气贯长虹地高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不过也曾经苦吟：“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黄州实际上是他的放逐之地。苏轼初居贬所，有朋友看到他生活艰难，便为其请得荒废的营地数十亩。他在此建了五间房，榜曰东坡雪堂。苏轼携子锄草，翻地，拣瓦砾石子，种粮种菜。他经常汗流浃背，脸晒得黑瘦。尽管还是一个官，不过俸禄殆尽。然而毕竟是官，遂尚能得到一点俸禄，可惜它竟是实物。什么实物呢？公家卖酒于民，之后退回的酒袋。他得到的是以酒袋所折合的俸禄。

物质的匮乏也还可以支撑，更痛楚的是精神。苏轼心有余悸，便杜门幽居，客至也辞。以出口落笔遭殃，就闭口休笔，以求平安。有信复朋友，总是叮咛不必示人，或嘱其阅毕烧掉。

郁闷极了，便扁舟草屦，投身山水之间，涉足樵渔之中，一再为醉汉推搡和谩骂。他觉得生人都不认识自己，故人也少有问候，几乎被社会忘了。为此，他声称自喜，实际上也是无可奈何，因为苏轼的性格不宜寂寞。他本喜欢热闹，是追求赞扬和拥戴的。

为冲破窒息，他只能窜巷入户，寻找黄州乡野之人聊天。有人能侃，有人木讷不能侃，他对没有什么趣闻的人，便鼓励其胡扯，鬼也行，怪也行。

苏轼文章彪炳，命运乖蹇。五十九岁那年，朝廷又以他所谓的制诰用语涉及讥嘲，再三审理，落左承议郎，责授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这仍是放逐，不过惠州比黄州的环境更差。其天气郁蒸，瘴疠起伏，显然是要摧残苏轼了。

刚到惠州，苏轼住嘉祐寺，仿佛是一个小村的荒院。锅都是以三足而立，不过苏轼的锅已经断腿，然而他仍能用它炒菜，烧汤，蒸米饭。也许是水土不服，或是饮食不适，他的痔疮反复发作，疼得如火如辣，早晚只吃几两淡面。

有僧卓契顺自宜兴至惠州看望他，并持定慧院守钦的诗。苏轼不禁感慨，便作诗和守钦，并嘱卓契顺转交守钦。但在卓契顺临行之际，苏轼却猝生畏怯，索回了自己的诗，匆匆焚了。

为住得方便，苏轼选白鹤峰起宅，打算久居惠州。他有诗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不过造屋花光了他所有的钱，遂日夜犯愁。

严重的是苏轼并不得安生，因为1097年，他六十二岁，倾接指示：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不得签署公事。看起来，这是想让苏轼殁于海南岛了。

君命如山，苏轼只能急忙赶路。他与长子苏迈商量并安排了后事，便由幼子苏过搀扶而行。儿子哭，孙子也哭，惨若诀别。黄州诀别一次，惠州再诀别一次。惠州的诀别比黄州的诀别似乎更是吊诡，甚至更是不祥。

苏轼乘船登海南岛，进了贬所，便上书宋哲宗，哀诉自己年迈体衰而瘴疠攻击，不知道可否生还。也许会生还，只是怕不能生还，婉转地恳求允许其生还。

在儋州，苏轼租赁了官屋寄宿。其破漏，晚上下雨便反复挪腾。既使如此，大臣章惇和蔡京之流仍要催命，于是有一天，有小使就找到苏轼，逼迫他离开官屋。

没有办法，苏轼遂觅得一片废地，污池之侧，桄榔林之下，筑其陋室，仍雅称桄榔庵。儋州粳米少，糯米也少，不足于食，苏轼入乡随俗，以薯芋掺米为饭。

夜深浪响，苏轼每每独坐沉思。

他经常背一个大瓢，在田野一边走，一边唱。

有一天，苏轼会朋友。回家的时候下雨了，他便戴着竹笠，穿着木屐，慢慢回家。他的样子，完全像一个农民。几个童子看到他，就跑过去尾随着，起哄他，捉弄他。

六十五岁那年，宋哲宗崩，宋徽宗立，苏轼的命运才得机会改变。先是允许他返大陆，廉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虽然还像流放，不过他究竟可以至广州一见他的儿子和孙子。俄顷得旨，恢复他朝奉郎，提举成都玉观局，可以自由安居。他感激涕零，上书宋徽宗曰：“臣刚褊自用，可谓小忠；猖狂妄行，乃蹈大难。”

苏轼打算久住常州，但苏辙却强烈劝他落户颍昌。颍昌近京师，方便兄弟互相照顾，但苏轼却很犹豫！此间，他登金山，恰有朋友透露朝廷的形势渐现异常。其余悸骤起，坚拒迁徙颍昌。苏轼不禁戒惧，遂决定安家常州。

1101年，六十六岁，夏天，苏轼抵常州，借孙氏馆为寓。岂料长途跋涉，身困力乏，腹泻之后，又遇热毒，齿间出血不止，竟气绝而逝。

原载鸭绿江杂志2018 年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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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朱鸿，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写作协会会长，陕西师范大学长安笔会中心主任。有30多种散文版本行世，具代表性的有《西楼红叶》《药叫黄连》《夹缝中的历史》《人生的爱与智》《关中是中国的院子》《长安是中国的心》等。作品录用于中学语文教科书和高职语文教科书，见诸语文试卷，入选百余种散文选集。获多种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