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我们在纪录片里看见了光 | 《红毛皇帝》导演岳廷的感谢信 / 开普饭

这次，我们一起看见了光

——献给所有参与和观看《红毛皇帝》放映的朋友们

作者 : 岳廷

编辑 : 欧阳卓群

5月底的一天，张劳动在北京的摄影笔搞了一场生日会。说是生日会，电子邀请函上明明白白地写着“主菜”：《红毛皇帝》放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生日会变成纪录片《红毛皇帝》全国系列公益放映的其中一场。

映后环节开始前，我站到屏幕后的门帘旁，撩起帘子的一角，偷看里头的观众。荧幕反射的光，亮晃晃地打在前排几位观众的脸上。片子结尾，平克·弗洛伊德《Wish You Were Here》的音乐声里，婷婷用仍旧稚嫩的嗓音对父亲说出一句“我走啦”。我看见，有观众徐徐地抬手抹泪。

《红毛皇帝》系列放映凹凸镜DOC专场

恍惚间想起2017年，也是一块布帘，倔强地把一位十四岁姑娘的精神世界和迷乱现实隔绝开来。在一个秋雨绵绵的午后，我用摄影机的镜头挑开红毛家客厅和卧室之间的蓝色印花布帘，记录下婷婷趴在书桌前写作业的情景。桌上铺满书本、作业和试卷，一张几年前的作文纸上写着，“父亲挺直了腰背，高大的身体为我挡去前方的风雪”。

影片剧照：婷婷写父亲的作文

回忆渐渐后退，一路回到那年仲夏的某个傍晚，郑州火车站旁的另一间逼仄出租屋——那是关于这部纪录片和所有故事的起点。

那天，夕阳穿过防盗门上方的塑料纸，斜斜地打在彩色拼图式样的泡沫地板垫上。我和毛哥盘腿坐在拼图上面，聊着即将开拍的纪录片。这间屋子是毛哥帮他的舞伴，“红毛大雪舞团”的伙伴大雪租的。每当有媒体来，毛哥都会把大雪一并介绍给到访的新闻工作者。那天，还是学生的我，也得到了媒体人级别的待遇。在听我讲完拍摄计划后，毛哥问了一句：这个“电影”拍完以后，在哪里播？

我真说不好。那会儿，我不确定最终能把这个毕业作品拍成什么样子，也不知道片子未来会不会被观众喜欢，更不清楚这些影像最终会抵达什么地方。我只好回答他，咱们拍的这个不是演出来的电影，估计进不了电影院，也就是在一些大学内部放放，运气好的话，可能参加一些纪录片的节展吧。

坐在旁边的大雪一下子对尚未开始的拍摄意兴阑珊起来，插话问我，哎，你是大学生，能帮我在网上也弄个百度百科嘛，让粉丝一搜就能找到我。毛哥却仍旧兴趣不减，说，你这个拍的时间长，让别人看看红毛大雪舞团是怎么一步步做大做强的。

我赶紧附和说，对，不管片子在哪里播，把你们跳尬舞这段时间的故事记录下来，本身就是以后很珍贵的回忆。

就这样，一个带着对未来的美好希望，一个带着对故事和人的好奇，毛哥领着我去了第二天人民公园尬舞的现场。这部纪录片的录制键第一次被按下。

影片剧照：巅峰阶段的尬舞现场

那个傍晚转眼已是近4年前了。最终制作完成的片子，为我拿到了一张学位证，并真的幸运地参加了几个国内外影展，此后，就一直尘封在几块笨重的硬盘里。于我而言，片子实现的东西已经远超我最初的预期和想象，除了没能跟更多的观众见面，没什么遗憾了。

当然，对毛哥而言，片子似乎更加意义非凡。2018年《红毛皇帝》开始获奖之后，毛哥的账号从“红毛尬舞皇帝”改成了“红毛尬舞影帝”，直播时，他对粉丝吹牛说以“青年演员”身份“主演了一部电影”，我纠正过他几回“纪录片”的概念，他都一笑而过。他把电影节上跟明星们的合照冲印出来，贴在理发店的墙上；他把自己在电影节现场跳尬舞的视频在账号里发了好多遍；他被郑州一家影视公司签约，真去主演了一部剧情片，还接到了一些诸如洗发水、面膜的商业广告拍摄。我一度挺为他开心，但直到毛哥病重，才更加深切地品味出这意义背后的沉重。

毛哥理发店的照片墙

3月，红毛回到周口老家养病，“我们视频”的记者去做了一次采访拍摄。片子拍得很动人，没办法赶去郑州的我抱着手机来回看了几遍。尤其是看到毛哥讲述王祖蓝在半夏为《红毛皇帝》作推介那一段，毛哥说到“当初辉煌的时候”，眼睛里放出来明亮的光。我心里头五味杂陈。

王祖蓝在半夏为《红毛皇帝》作推介

我跟红毛通了个电话。电话那头，话和话中间，是漫长的喘息和停顿。我安慰他要加油要有信心，问他婷婷今年高考的情况。毛哥说，婷婷跟他表态，要是爸走了，她也不活了，一句话说得人想哭。我只有叹息，打包票说，毛哥放心，婷婷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找我。毛哥说，要是能活到看见妮儿考上大学就好了。

毛哥没能看见女儿考上大学，在4月16号的清晨离开了世界。

从毛哥病重到离世，我断断续续地跟踪着快手上关于他的直播，搜索着有关红毛的短视频。我从一个曾经的记录者，变成快手直播间里的看客。一天，一直在周口呆到毛哥去世的舞友“高大尚”，把直播镜头从枯瘦的毛哥身上移开，对准了一堵掉皮的屋墙。毛哥的衣物被卷进一条红色床单打成的包袱里，靠在墙边，上面摆着红毛与民警争夺过的音箱，以及他挚爱的墨镜。

舞友“高大尚”直播间截图

那一瞬间，我下定决心，自己应该做些事情。

我决定把这些网友镜头对红毛人生最后一程的记录，再做一次剪辑，补充进之前《红毛皇帝》的成片里。纪录片，本就是被拍摄者、拍摄者和观众的共同创作，只是这一次，这种“合作”是在毛哥生病到逝世的直播狂潮下，自然而然发生的。红毛平凡人生的最后四年，有挚友，有看客，有命运的奖赏，更有造化地捉弄。他曾对生命中这突然出现的新可能性满怀期待，又在病重绝望时被他人利用和抛弃，他曾被互联网上潮水般涌来的粉丝眷顾，又最终被这不可控的时代浪潮彻底吞没。这些围绕红毛周围的无常命运，和2018年的这部学生作品一道，共同成为眼下这个网络时代的独特注脚。

制作纪念版的另一个考虑，更为实际些。所有的故事，或完整或残缺，都各有终点。毛哥的故事结束了，但仍有许多年轻的生命，仍在自己的故事里摸爬滚打，比如婷婷。婷婷这个奇女子，在父亲尬舞江湖的平行宇宙里，兀自成长为一名勤奋好学的高中生，并在今年，作为125万河南考生的一员参加了高考。红毛走了，那个可以为她“挡去前方风雪”的摇摇欲坠的依靠也坍塌了。如果纪录片在完成以后，还可以多做些什么的话，放映成为了一种可能的选项。喜欢这部片子、喜欢红毛、喜欢婷婷的观众，可以在看完后随喜打赏，这从互联网角落里汇聚而来的温情，至少，能让婷婷未来的求学生活，稍微不再那么艰难。

主意打定了，问题和顾虑却接踵而至。

我原本想得挺简单，在纪念版片子的结尾处贴一张个人的收款码就好了。试验了一下忽然发现，某支付平台规定，个人账户向非朋友收款，单日收款次数上限为10次。于是，要做成这件事，我似乎只好去开个虚拟的店铺，再申请商家收款码。还没等申请，我又意识到，拿个人账号收款，如何公开透明总之是个大问题——即使我个人拍胸脯说问心无愧，也难免会招致非议，且无法自证清白。如果我去一笔笔公开所有打赏和转账细节，后期工作量又是难以预估的巨大。此外，这还不包括放映过程中可能片源流出，以及有人篡改视频中收款二维码等等不确定因素。我忽然间一筹莫展，感觉这个想法实在是没有可行性。

幸而，那时正在商量放映细节的劳动老师向我提了个建议。他认为，我们可以试着找到一个第三方监督平台，要既能收集和统计打赏，又能够公开透明地把款项随时公示出来。他提到曾经使用过的“爱发电”APP，一个连接创作者与粉丝的按月赞助平台。于是，后面的工作猛地顺利起来。“爱发电”团队的管成成跟我交流了具体细节，他们十分愿意一起进行这次非常有意义的合作，并且“爱发电”承诺在放映完成后，除最基本1%的提现手续费，“爱发电”不收取任何费用。尽最大努力让点滴的爱心集聚起来，让每一丝温暖都不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