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鸿逵其人其事（1）主政时的“治宁方针”

《口述宁夏》 讲述宁夏人自己的历史

宁夏是一个回族聚居的多民族杂居的省区，有着良好的自然条件，尤以银川平原为粮油产地。

但在1949年解放以前，由于封建军阀、官僚地主的统治，宁夏回、汉、蒙各族人民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1933--1949年，马鸿逵任国民党宁夏省政府主席的17年中，在宁夏强制推行了清丈地亩、整理金融、建立保甲、征兵“四大治宁”方针，给宁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苦难。

1929年5月，驻防徐州的马鸿逵追随韩复榘、石友三，因倒冯投蒋有功被蒋封为第十五路军总指挥。

1930年春，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马鸿逵受蒋介石之命协同韩复榘守卫山东驻防泰安一带。

1931年以后，马鸿逵部被蒋介石调驻河南信阳。

1932年8月，蒋介石任命马鸿逵为国民党宁夏省政府主席，同年11月，马鸿逵率部由河南信阳转道北平、绥远赴宁夏。

马鸿逵于1933年2月7日在宁夏任职，就此开始了在宁夏长达17年的统治。此前其父马福祥统治宁夏20年。民国时期由父子二人统治一个地区长达37年，这种例子实为罕见。可以说，宁夏成就了马鸿逵风云变幻的一生。

马鸿逵（前排右三）与其父马福祥（前排左三）合影

1949年9月1日，马鸿逵逃离宁夏到重庆，后又从重庆到台湾，在台湾不能安居，他又去了美国。在美国洛杉矶市马鸿逵会见他的故旧时常说：宁夏是他的第二故乡。

马鸿逵就任国民党宁夏省政府主席后，省政府主要的成员中，有8个是甘肃临夏河州人，6个是回族，4个姓马，而宁夏本地人只有2名，代表国民党中央势力的只有1名。所以一般人都说马鸿逵用人不离“三同”，即“同乡、同姓、同族”，由此可见其深厚的封建统治色彩。

1934至1937年，国民党宁夏省政府对宁夏农村耕地进行了两次清丈登记，制定田赋税收，使全省耕地由原来的80多万亩激增到220多万亩，田赋收入由原来的28万元猛增到250多万元，极大地加重了广大农民的负担。

马鸿逵在“整理金融”的名义下，垄断经济，控制物产，独揽经商，滥发纸币，巧取豪夺，聚宁夏财富于一家。

年轻时的马鸿逵

1934年秋，宁夏推行保甲制。这种制度成为套在劳动人民脖子上的沉重枷锁，抓兵、征粮、派捐、纳税都是通过这个保甲组织体系进行的。

1940年，国民党宁夏省政府在全国首家实行国民身份证制度，设卡盘查来往行人，突击检查户口限制人身自由。

1934年秋，国民党宁夏省政府民政厅在平罗县以保甲编组为试点进行人口调查，当年全省人口为1002876人，共编642个保，8471甲，统辖123715户，有18岁以上45岁以下的壮丁292762人，因而，国民党宁夏省政府即以此作为征兵的依据。

连年征兵，致使宁夏省人口在几年之内急剧外流，人口锐减。

五年间宁夏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

1.1934年和1935年，马鸿逵征了两次壮丁，加上种种苛政，造成人口大量外流，而银川城乡富家子弟在天津、包头、平凉、兰州、凉州等地坐庄、做买卖、上学不回宁夏，沿甘肃交界各县中卫、中宁、同心等地的农民纷纷逃往凉州、海原、固原、靖远各地，沿绥远蒙旗交界各县逃往定远营、五原、临河、包头等地，还有一部分农民和青年进步分子参加革命走向陕甘宁边区，全省每年逃往外地的有2.5万人左右。

2.1935--1936年，红军解放了盐池的一区、二区、三区和同心县的部分地方，人口约5万人。

3.1934--1937年，4次征兵人数为3.4万人，从1934年到1937年，宁夏人口减少了20多万，1938年减少70多万。人口的锐减，必然导致耕地面积减少，荒地面积增多，致使农业生产凋敝。

为了加强对宁夏人口的控制，国民党宁夏省政府控制人口外流的办法是：对逃兵进行搜捕，跑两次者一经抓获枪毙；要求各地方政府勒令宁夏籍户民返乡；制止青年学生外出上学，严禁宁夏学子外出上学；命令商人把在外地经商的子弟叫回来。

1936年，国民党宁夏省政府为了加强保甲组织，各县增设联保主任，各联保又增设书记1人，作为专职人员每月支给薪饷，厉行保甲规约，明确规定：“于本保辖境内出入要道，设卡盘查行人，并设哨守望，派人侦谍”。并办理联保连坐，兄逃弟顶，父逃子替，一户跑由族中负责，以连坐治罪相威逼。

更惨的是每逢“验兵”，很多人砍断手指、脚趾，有的用毒品摧残身体，甚至还有用针刺瞎一个眼珠等方法躲避征兵。受害者及家人为此不时喊冤告状，马鸿逵的汽车一出门便有许多老弱孤寡沿途拦阻。马鸿逵下令：“再有人拦汽车告状，枪毙县长。”各县一听说马鸿逵来本县视察便密布岗哨，不让老百姓在公路上等候。

讲到这里

马鸿逵“苛政”之事还远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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