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文选萃】高海涛 | 三姐九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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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寄语
且读书，你就是活了两世；
且写作，你就是活了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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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天地
三姐九歌
高海涛
三姐谢世已经三年了。三年间，作为弟弟的我，总想该为她写点什么，每年至少想三次，夏天、秋天、冬天。
我的办公室挂满了俄罗斯油画，其中的一幅题为《初雪》，瓦德.波列诺夫作。我喜欢画中那清新而忧伤的格调---小河、白桦、雪地。
我梦见了两个"三"字，整齐地印在雪地上，此外没有任何情节。醒来告于妻子，不解。上班到办公室，一眼就看到了那幅画。
是的,这就是那片雪地，是白桦树般的三姐和她的影子，清新而忧伤地站在那里，她说，没忘了姐教你唱的歌吧。
三姐一天到晚领我到处走。有时是跟她去开会，有时到矿山去看电影，邻居们都说我是三姐的小卫兵。我腰里扎条旧皮带，看上去很英武的样子。我喜欢听别人说：这小伙，挺精神的。当然更喜欢听别人夸三姐。十八岁的三姐，出落得比样板戏里的李铁梅还好看。但记忆中三姐从没穿过红衣服，也从没扎过辫子，她春华正茂，英姿飒爽，那一头乌黑秀美的短发，总像是刚刚洗过，散发着革命时代所特有的青春气息。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有一首著名的《头发》，说那头发是“乌木色的海”，其中有风帆、桅杆和水手们的梦想。三姐年轻时的头发也是乌木色的，不过却更像是一面旗帜，在故乡的田野和山路上迎风飘扬。
我像个护旗手似的跟在三姐后面。白天经过山泉，三姐就蹲下来，用泉水给我洗手洗脸；晚上经过村头的小庙，三姐就拉紧我的手，说：别怕，弟弟。三姐走路是很快的，步履坚定而有力，而我则傻呵呵、脏兮兮地被她领着，有时跌跌撞撞，有时哈欠连天。
有一年春天，刚下过雪，三姐领我到矿山的工人俱乐部去看电影。那个电影的名字我现在拼命也想不起来，只记得看了一会我就睡着了，滑到长条凳子下面，额头上被撞了个大包。我声音很大地哭了起来，三姐急忙把我领了出去，又揉又吹的，连声说：好弟弟，好弟弟，都怪姐不好。然后就带我回家。走到山梁上，风吹雪舞，三姐说：别哭了，要不姐教你唱歌得了。我忍住抽噎，使劲点头。那天晚上，三姐教我唱的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她唱一句，我学一句，姐弟俩一路放声歌唱。山上有雪，天上有月亮，很大的月亮，我觉得那月亮就像一匹白马，光芒四射地照在家乡的雪地上。
三姐后来还教过我很多歌，比如"一道清河水，一座虎头山，大寨就在那山下边"；还有"沉甸甸的谷穗就像那狗尾巴"；还有“一树红花照碧海，一团火焰出水来”，等等，几乎那个年代所有好听的歌，都是三姐教我的。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特别是唱到"我就骄傲地告诉他，这是我的家乡"的时候，我想可能正是三姐，让家乡的山川草木都变美了。
我小时候有个外号叫"大眼贼"，不知道谁起的，也不知道这是一种田鼠的俗称，还是土拨鼠的俗称，可当年却让我深感耻辱，好像是为此哭了好几回。三姐分析，这可能是指我的脑门有点大，而因为是大脑门，眼睛也显得有点大。母亲安慰说：大眼贼就大眼贼吧，大眼贼好歹不缺粮食吃。这和三姐安慰我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她一下子把我提到了革命者的高度，说：咱弟弟的大脑门其实挺好看，像马克思似的，像列宁似的。
但真正让我得到安慰的，还是在我读了那篇童话之后。
有一天半夜我闹起了肚子疼，满炕打滚，而家里偏偏没有药，连止疼片也没有。这时候三姐回来了，看到我这样，二话没说，骑上自行车就一个人去了公社医院。我们的村子离公社有八九里山路，而且是半夜时分，黑灯瞎火，全家人不免为三姐担心。但三姐是多么令人惊奇，院里的门铃不大会儿又响起来，三姐风尘仆仆，不仅从医院买回了药，而且还顺便给我带回一本书，说是从公社康书记那里借的。我吃过药，就迫不及待地翻开那本书---我忘了是《格林童话》还是《安徒生童话》，但反正是童话书，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好书，而且是带插图的，那些小王子、小公主、女巫、仙子，仿佛都是我上辈子最要好的朋友，呼啦啦都来了，纷纷向我发出恍如隔世的问候：你好吗？大眼贼，不，田鼠先生，哈，你刚才吃的药叫吗啡，吃下就什么都好了。
这本书我整整看了一夜，又整整看了一天。
这是我读过的第一本童话，而三姐，是第一个把我带进童话世界的人。谁能让我忘记那个夜晚，三姐骑着她的飞鸽牌自行车，在漆黑的夜色中为我飞来飞去。
特别是有这样一篇童话，说是有只燕子受伤了，整个冬天，都在田鼠家里养伤。田鼠开始有点傲慢，但对那只燕子挺好，后来燕子的伤养好了，飞回了蓝天，还不忘时常回来感谢田鼠。这篇童话之所以被我记住，是因为我当时久久拿不定主意，是把自己想成田鼠好呢，还是想成燕子好呢？想成田鼠吧，觉得还是燕子值得羡慕，能飞上蓝天；想成燕子吧，田鼠也很可爱，何况自己的外号还与田鼠有关呢。
不管怎么说，我从来没有忘记这篇童话，也因此特别感激三姐。
三姐十八岁就当上了大队的团总支书记，后来当上大队党总支书记的时候，也不过二十三岁。当年的大队，也就是现在的村，三姐实际上是村书记。但现在的村书记怎么能和当年的大队书记相比呢？记忆中生产队的钟声是那么悠扬，生产队的田野又是那么令人向往。黄昏时分，生产队的大车回来了，大红缨鞭子咔咔脆响；生产队的羊群回来了，在村口像白浪头似的能把行人撞倒；然后是年轻的社员们，翩翩而降地从山顶上出现了，他们荷锄归来，欢歌笑语，一幅"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图画。而三姐往往就在那幅图画里，她喜欢和社员们在一起，她是他们的书记，也是他们的灵魂，三姐使村里的年轻人变成了一群在家乡的田野上翱翔的、欢乐的海燕。
小时候，三姐总是让我暗自骄傲。最令我骄傲的是三姐的大队还管着我念书的小学，学校有时开大会，要请三姐到前面讲话，三姐讲话之后，往往又让我代表全体学生发言。对这样的情景，乡亲们是很羡慕的，都说：看人家姐弟俩，咋都那么能耐呢。
但后来发生了"文革"，弟弟就突然没能耐了。那是我的中学时代。在小学我是少先队大队长，但上了中学之后，却差点连红卫兵也没当上。这里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我比较喜欢看书。文革中的学校是不许看书的。记得有一次放学回家，我和同学在路上看一本书，被学校领导知道了，扬言要开我们的批判会。我非常恐惧，回到家里的样子失魂落魄，不敢告诉父母，就跟三姐说了。三姐很镇静，她问我看的是什么书，我怯怯地说出了书的名字：《屈原赋今译》，是郭沫若的。三姐说，那你给我念一段听听。我就念了下面这段，声情并茂：
反省我的志向，
遭受委屈何妨，
我坚持我的故常，
不能圆滑而不方。
我念完了，三姐说：这是好诗，弟弟你别怕，我去找你们学校。
三姐第二天就去了学校，她是同我们村的一个下乡青年去的。那是个大连青年，高中毕业，特别有文化。三姐他们就跟学校领导谈上了，理由之一是三姐说的：我弟弟是贫下中农子女，根红苗正，你们这样做，是长谁的威风，灭谁的志气？理由之二是大连青年说的：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连毛主席都肯定，再说郭沫若是鲁迅的战友，这些你们总该知道吧？学校领导一听有点发懵，而且他们也知道三姐的身份，不仅是大队书记，革委会副主任，还是公社的党委委员，所以当时就让步了，他们甚至坚持要三姐留下吃饭，三姐秀发一甩，英气勃勃地说，饭就先不吃了，等啥时候我弟弟进步了，当上红卫兵，再过来谢你们吧。
那件事之后不久，可能没超过两星期，我就被批准加入了红卫兵。
三姐认识公社的康子凡书记，他书读得多，字也写得好。三姐很羡慕康书记，总告诉我要向人家学习。她还经常从康书记那里给我借书，但都是经过选择的，多是革命战争小说，像《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岩》、《红旗谱》、《苦菜花》、《迎春花》什么的。特别是经过那件事之后，三姐更谨慎了。有一段时间她专门给我借郭沫若的书，大概认为这会保险些。郭的书有的我能看懂，像《李白与杜甫》，有的根本看不懂，像《十批判书》，但看不懂也看，因为那时的学校并不怎么上课，反正时间有的是。印象最深的是郭沫若的一本散文集，我一看到就喜欢上了，书名赫然醒目：“海涛”，是作者亲笔题写的。这两个字正是我的名字，用那遒劲大气的书法一显，特别带劲，而且还是印成深蓝色的，让我立刻就找到了自己。
三姐也说：弟弟你看，你这名字多有气魄啊！
实际上，乡村的"文革"和城里的"文革"有很大不同，乡村的文革是静悄悄的，虽然也搞批斗，也有打人，但总归是乡里乡亲，民风向善，而且你再斗再打，地里的活毕竟不能耽搁，否则到秋天没粮食，你吃啥呀？外国有句谚语说得好："人创造了城市，神创造了乡村"，文革是人闹的，而不是神闹的，所以在乡村，不管什么革命，都免不了要带上泥土气息、田园风味。
文革期间的三姐名声比以前更大了，她在社员群众面前讲话的样子威风凛凛。但我至今想不明白的是，正是在那段时间，三姐怎么会学起了绣花呢？特别是下雨天，没法下地干活的时候，三姐就在家里绣花，而且不是一个人绣，常常是把同村的姐妹，或者是下乡女青年召到我家，一边说笑一边绣，营造了一种很古典的闺房氛围，让我感到既新奇陌生又无所适从。
三姐还学起了做饭，三姐做饭的样子也好看，一边切菜一边唱歌。我给她拉风匣，一边拉风匣一边看书。
当然更多的时候，三姐还是要出去开会。那毕竟是文革期间，形势是比较复杂的。记得每天晚上她三更半夜回来，父亲都在吸着旱烟等她，然后磕磕烟袋问话：今天都开啥会了？那前院你四大爷会有啥问题呀？北头老赵家的成分我知道，几百辈子的事了，还有啥折腾的？等等。对于父亲的这些问话，三姐在一般情况下，都会有比较通情达理的解释。当时我印象很特别的是：三姐在提到村里几个正挨批斗的地富分子时，称呼还是那样亲切，比如说老孙家我大哥如何如何，老谭家我五叔是怎样的情况。现在回想起来，深感在那些严峻的岁月，其实也有许多温暖。
三姐是温暖的，她的心灵深处充满了亲情与乡情。家乡土地上出产的小米，三月桃花似的高粱米饭，养成了她的特殊禀性，既敢作敢为，又重情重义。有一年中秋节，三姐不知从哪儿弄来三块月饼，父亲一块，母亲一块，另一块我们姐弟几个每人分了一小瓣。那天晚上，邻居孙家的大哥来了，他又带来几块月饼，进屋就给父亲磕头，说多亏了我三妹子呀，云云。他家是富农，具体感谢什么事记不清了，只记得人走之后，三姐没说什么，父亲看上去很满足。他吸着旱烟，忽然很感慨地说："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这是一句农谚，是预测气候的，但却似潜藏着一种很神秘、很特别的美，我们一时间都被这种美吓住了。三姐瞥一眼天上的月亮，果然是被云遮住了，三姐说：咱们都记住啊，明年正月十五，肯定会下场雪的。
我们于是就开始盼望那场注定要到来的雪。
1972年冬天，我在雪花弥漫中应征入伍。说是应征，其实我知道，主要还是三姐促成的。那年代能当上兵可是件大事，三姐为了我，从公社到县里的武装部都没少跑，她和接兵的几个班长也混得很熟，有一次还请他们到家里吃饭。
临出发的那天早晨，我抹着眼泪走出了家门。三姐坚持送我到公社集合，用她的飞鸽牌自行车。我说：姐，这回我带你吧。三姐就坐在车后边。我一边骑车，眼泪止不住滴在新发的绿军装上。我想起年迈的父母，他们那天早晨起的那么早，我的背篼里还装着母亲现煮的鸡蛋。我想起三姐从小领着我到处走的情景，现在我终于不用她领了。这辆自行车，是三姐最心爱的东西，此外她连块手表都没有。而我说要学自行车，三姐就宁可自己走路，也把自行车让给我学。有一次我骑车撞到树上，把自行车撞坏了，三姐却没有一句责怪的话。有多少次，三姐是骑车带着我的，而现在，我终于也能骑车带三姐了。
三姐坐在车后面，好像也在流着眼泪。快到公社的时候，三姐说：弟弟，姐知道你长大了。到部队可好好干啊。
回想起来，我真是有点辜负了三姐。她说我长大了，其实我精神上还没长大，这种没长大的标志就是想家，魂牵梦绕地想。我们的军营在烟波浩渺的武汉，因为有"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诗句，这三镇鼎立的江城，在我的记忆中就总是淡雅地黄白相间着，本身就像个满怀乡愁的地方。特别是冬天，那里几乎见不到雪，即使下点雪，也是落地就化。这使我对家乡的思念与日俱增，我军营的梦中飘满了家乡的雪花。
在军营，我最大的乐趣就是给家里写信，而主要是写给三姐的。我向她汇报军营里的所有故事，师长是多么帅气的老头，排长是多么英俊的小伙；还有我打靶的成绩，我的绘图室；我多吃了两碗饭，我擦枪时把部件安错了；还有地里的油菜花，好吃的红菜薹，等等。三姐给我的回信也是极认真的，总是鼓励我安心服役，保家卫国。当兵三年，我收到三姐的信大约几十封，那些语重心长的信，让我在南国天空下一次次热泪盈眶。
春天，三姐来信说她准备报名参加民兵独立团去修铁路，那是国家的三线建设，备战备荒为人民。后来就果然去了，在独立团，三姐担任民兵连的指导员。
秋天，三姐又写来了信，说：弟弟，姐要结婚了。
我相信三姐是革命者。
周总理和毛主席相继去世的时候，三姐是哭得最沉痛的，这两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让三姐伤心得几天吃不下饭。三姐臂上的黑纱，一直佩带了很久很久。
三姐当然够不上革命家，她的所有工作和劳动都是属于基层的、底层的，说到底不过是普通老百姓。但从小到大，我就是一直觉得，三姐身上有着某种革命家的影子，说到最少，也有点像那些端庄美丽、特立独行的女革命家，比如卢森堡，还有爱尔兰诗人叶芝所终生追求和爱慕的莫德.冈。
叶芝的故事我是许多年后才读到的，当时我立刻想到，三姐就是那个女革命家,或者说，三姐是那个像火焰般的爱尔兰女子的中国辽西乡村版。
年轻的三姐，当年拥有众多的追求者，但是都被她一笑置之地拒绝了。三姐的拒绝几乎是没有理由的，从二十一岁到三十一岁，整整十年间，多少革命精英，多少青年才俊，都被她的秀发一甩，莞尔一笑地拒之门外。为此，父亲夜不成寐，愁肠百结。父亲想不明白，就算是为了革命，响应号召实行晚婚，可到底想晚到什么年月呢？这个整天风风火火的女儿，这个日夜忙于工作的女儿，到底想找个啥样的呢？
总之，三姐的婚姻与爱情，是父亲心底难言的痛，而对我们几个年龄还小的弟弟妹妹来说，则是个难解的迷。有一年秋天，村里来了拉练的解放军，都分别住在社员家里,我家就住了一个班。那个班长是个非常喜欢唱歌的人，每天都院里院外地哼唱着："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一边唱一边挑水、扫院子。特别是三姐回家的时候，他就唱得更加起劲,把心字拉得很长。但后来他突然不唱了，那是在大队为他们举行联欢会之后。据说在联欢会上，三姐为战士们唱了一首最好听的歌，三姐的歌声连续几天被公社的大喇叭连续播放："小河的水清悠悠，庄稼盖满了沟，解放军进山来，帮助咱们闹秋收"。
那个班长从此变得沉默寡言。部队要撤离那天，他一大早起来，把我家的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水缸也挑得满满的。然后把我叫到外面，送给我一枚晶莹闪亮的大子弹壳，又递给我一个日记本，叮嘱我一定代他送给三姐。那个日记本是红塑料皮的，翻开，里面是用很飘逸的字体写的一首诗。
我把日记本很郑重地交给三姐，并告诉她里面有诗。但三姐看了两眼，就微微一笑，把那诗撕掉了，然后说：这日记本送给你吧，弟弟。
叶芝对爱尔兰女革命家莫德.冈一见钟情，但后者却断然拒绝了他，就像拒绝多看一眼他家窗外的苹果树。后来，叶芝为这位女革命家写了许多诗。其中一首像是在解释他被拒绝的理由："她活在风暴和斗争中/她的灵魂如此渴求/生命辉煌的荣耀/因此无法忍受/寻常美好的生活"。
三姐就是这样，她似乎就是为那些特殊的年代而生的，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初，那是三姐生命中最辉煌的岁月，在这段岁月里，她可能像所有天真无邪的革命者那样，把革命当成了最高的爱情。
我不知道那个写诗的班长后来是否也成了诗人，可即使他成了诗人，他能比得上叶芝吗？他能为三姐写出《当你老了》这样的千古绝唱吗？
"当你老了，白发苍苍，睡意沉沉"。
可三姐怎么会变老呢？
关于我相对短暂的从军生涯，我写过一篇题为《在军营那边》的文章，表达了对部队生活的感激与怀念。其实对我来说，部队是难忘的，从部队回家的情景也同样难忘的。对此我这样写道："1976年，惊蛰刚过，残雪犹存，但当我只穿一身军装，没有领章帽徽，同三年前离家入伍时毫无二致地出现在父母面前时，我从他们宽宏慈爱的惊喜中看到了苍老无言的失望，这让我顿感无颜，并内疚不已。当兵三年没探过家，父母连看都没有看过我戴上领章帽微、作为正式军人的样子，更没有过一次向亲友炫耀有个当兵儿子的机会，为此我真是空前的内疚。但我只能努力做出欢天喜地、见多识广、成熟懂事的样子。"
但三姐毕竟是三姐，她一点没表现出对我的失望。或许可以这么说，当我努力做出欢天喜地的样子时，三姐为了鼓励我，也在做出欢天喜地的样子。我刚到家那天，三姐不仅派从没见过面的姐夫到车站接我，晚上还亲自做饭做菜。我说：姐，我回来了。三姐说：我早猜你该回来了，前天还跟妈和嫂子说呢，咱弟弟是上大学的料。
我发现，三姐一点都没变老。虽然她已经结了婚，并且有了孩子，但每天还是那样风风火火，朝气蓬勃，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而且，就像所有的革命者都敢于预言那样，三姐果断地预言了我的前程：上大学。在我刚刚复员还乡、充满愧疚迷惘的日子，这句话仿佛一下子照亮了我，给了我新的勇气和希望。
那时候离粉碎"四人帮"还有一年，离国家正式恢复高考还有两年多。
不久，三姐又提议让我到公社中学去当民办老师，说学校领导那边，由她亲自去安排联系。那时候三姐已经到供销社工作，人们称她为主任。
两年后，我真的考上了大学。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三姐张罗着在家里请客，场面很大，酒菜很体面，村里的老老少少都来了，学校的领导老师也来了，还有我的同学好友，可以说群贤毕至，少长咸集。面对平生第一次为我举办的宴席，我流下了眼泪。三姐让我给大伙敬酒，我说了句"感谢三姐为我操心"，就说不下去了，满杯的老白干一饮而尽。
是啊，我生我长，我歌我吟，从小到大，除了父母，三姐是为我操心最多的人。是她助我去当兵，是她促我考大学，是她从来没对我表示过失望，是她牵领了我的童年记忆，扶持了我的少年时光，推动了我的青春岁月。即使在我上了大学之后，三姐还是忘不了支援她这个弟弟，虽然她和姐夫的工资都不多，但每学期总忘不了给我汇款，直到我大学毕业为止。
我那时觉得，三姐是最有力量的，她生生不息，就像一种无尽的资源，你怎么依赖她，她也不会显得枯竭。在大学时每次放寒暑假，我都要去三姐家呆两天。三姐家不仅有好酒，有老实厚道的姐夫，有三个虎头虎脑的外甥，还有姐姐对弟弟的无私关爱。
三姐会老吗？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已经研究生毕业到省城工作了，还依然不相信，三姐有一天会真的变老。
但三姐真的变老了，或者严格地说，不是变老，而是变得枯竭、枯萎了。随着姐夫从煤矿下岗，三姐家的日子开始艰难起来，更严重的是三姐的供销社也繁华落尽，转包给私人经营，三姐也下岗了。三姐变成了农妇，昔日革命者的光荣与梦想，由于日渐拮据的家境而变得近似于对历史的嘲讽。最让三姐难堪的是她已经变得没用，外甥们长大了，上学、当兵、找工作，这些事本来是她最该操心的，可时代变了，她基本上都无能为力。她在弟弟需要帮助的年代神通广大，但轮到自己的孩子，她除了动用多年的一点积蓄，给孩子们说上媳妇，有房子结婚，别的都谈不到了。
三姐想不通这是为什么。每逢我回老家时看望她，她和姐夫总要问我一些很宏观的问题，关于职工下岗，关于贫富差距，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三问两问，有时还会争辩起来。后来，连这种争辩也没有了，三姐开始变得沉默。再后来，三姐的样子就显得很忧郁。
三姐到我在沈阳的家里来过两次，第一次是送孩子当兵，第二次是也是为孩子的事。但第二次来的时候，她已经患上了忧郁症。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什么是忧郁症，是忧郁或忧伤本身所造成的吗？而忧伤，在政治上它本该是人的一种权利，在情感上它本该是人的一种审美，记得哪位作家谁说过：对美的怀念总是令人分外忧伤。曾经有过那样的年代，人是不允许随便忧伤的，现在我们可以忧伤了，那就可以忧伤无度吗？要知道，忧伤是像手风琴一样悠扬的情感，它不应该，也不可能伴随着惊恐惶惑的眼泪。
也许，只有曾经高贵成性的人，后来才会变得忧伤成性。这就是三姐。那次三姐来我家的时候，我几乎放下了所有的工作，陪三姐走遍了大半个沈阳，去故宫，去大帅府，去东北大学，去辽宁大学，我想让三姐多走走这些高贵的地方，以重新唤醒她对往日高贵的记忆。我给三姐照了很多像，并及时地冲洗出来给她看。三姐很高兴，她对在赵一荻故居照的几张尤为满意。晚上，陪三姐喝酒。我想在从前，三姐曾那么多次为我摆下酒宴，现在无论如何也该有所回报。于是就尽量买好菜，买好酒，有几次还把我和妻子的男女生同学找来，预先在电话里嘱咐了，过来一起陪三姐说话。
还有唱歌。想起小时候三姐教我的那些老歌，我提议陪三姐去歌厅看一看，但是三姐执意不去，她说：就在家里唱吧。于是我们就从头唱那些老歌："一树红花照碧海"啊，"一条大河波浪宽"啊，三姐基本上都能记住调，只是有些词忘记了。她记得最清楚的还是那支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着鞭儿响四方，百鸟齐飞翔"。
真的，三姐那次在沈阳很开心，看到她开心的样子，我忽然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那篇童话，燕子在田鼠家养伤。我想我注定是一只田鼠，而且我多么希望做好这支田鼠啊。我想让受伤的三姐在我家养好伤，然后再像燕子那样飞回蓝天。
三姐临走的时候，精神比来时好多了，已经看不出有什么忧郁。我和妻子送三姐上火车，我说：姐，你再来的时候，我陪你去趟大连，看看海。三姐满脸笑着说：我也正想呢，咱弟弟的名字里有海，可我这辈子，还真没有见过海呢。
但三姐终于没能看见大海。
命运给予三姐的最后一击，是大外甥的不幸去世。那是个英气勃勃的孩子，长得最像年轻时的三姐。但有一次去山上挖铁矿石，这孩子就走上了不归路。无法想象，这样的打击对于三姐来说是多么致命，但三姐还是挺住了，她又继续活下来，艰难地主持了另外两个外甥的婚事，还连续几年帮着他们带孩子。但在2007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三姐终于挺不住了，她的忧郁可能像癌细胞一样扩散了，并深入骨髓。当时家里没有任何人，晚风吹拂着像垂老的仙女似的三姐，她用含泪的目光擦拭过屋里屋外，擦拭过田野和夕阳，然后祭拜了三个星星，就用一瓶农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三姐独自倒地，无声无息。
假如我是爱丽丝，我能从仙境里找回三姐吗？仰或是从天堂里,从马克思为所有革命者建造的别墅和花园里？
那个夏天的晚上我的车长驱近四百里，冒着在高速公路上违章的危险，终于在午夜之前赶上了三姐的葬礼。三姐，你走得太急了。人间草木太匆匆，泪飞顿作倾盆雨。
伟大的诗人叶芝，在你写出不朽名篇《当你老了》的时候，你是否设想过一个美丽的革命者另外的结局，那就是她根本不会老，因为她拒绝老，她会这样虽然匆忙，虽然简陋，在所有人都不再关心她的尊严的时候，自己不乏尊严地死去？
三姐死后，我用英文在博客上为她写了一首诗，为什么用英文，说不清楚。后来想想又译回汉语，题为《没见过大海的姐姐》：
当你老了，姐姐
泪水从夜空滑过
连同星的影子
都构成了传说
......
你不会老，男孩说
而你微笑着，无声
就像所有诗人的姐姐
也像那本童话
......
三姐谢世已经三年了。仅仅用这样的破诗来怀念她，作为弟弟我深感有愧。实际上，对于三姐为我做过的一切，我都是有愧的。但我无法忘记三姐，就像我同样无法忘记那个伟大而无辜的年代。三姐属于那个年代，属于那个时代所有的日子，所有的田野与革命，所有的道路与歌曲，所有的雪花与欢笑。因此对于三姐的死，我坚持要用"谢世"二字。谢者辞也，谢世就是辞世，即不愿意与这个世间合作，故而辞去的意思。三姐不属于这个时代。三姐不属于这个时代当然并不说明这个时代不好，但也不能反过来，说三姐不好。
我想还像小时候那样，再给三姐年念一遍屈原的诗句："反省我的志向，遭受委屈何妨"，却忽然觉得这其实很没力量，还不如《九歌》中那句："若有人兮山之阿, 被薜荔兮带女萝",一半高贵，一半忧伤，还有若隐若现的神秘，仿佛那是山坡上最惊艳的风景。
三姐如今被安葬在故乡的山坡上，但愿她能听到我这个不成器的弟弟，为感慨她的历史和命运而赋成的另一篇九歌。惟伏尚飨。
（责任编辑 杨志强）
推广团队
平台顾问：
李清水 运城市文联党组书记
李云峰：运城市作协主席《河东文学》主编
本刊主编：谭文峰
平台策划：高亚东
小说编审：张 辉
微信号：zhanghui750525
散文编审：杨志强
微信号：yzq13734283479
诗歌编审：姚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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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辑：闫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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