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与先生
曾读过一篇中国历史评论稿，至今记忆犹新，并且体恤作者“难得明白”般的睿智，他写道：“在国共内战之时，不是两支军队的较量，而是两种文化的较量。”这句总结可谓经典，及至今天，我们亦能切身领略并且重新审视和自省。但这两种文化又是什么境况与际遇呢，我们确实该讨个明白，不留遗憾。
在清末之际，太平天国因其平分地权的主张崛起于中国两广地区，从广西金田到江苏南京，迂回至中国人口云集富庶之地，并且广播平均之思想，这一历史事实不必深论，但其中携带的文化却值得了解。曾国藩击溃太平军，肃清太平天国势力，为政府所快意，曾公描述太平天国时，则一语道破，“中华五千年来，人伦礼仪，诗书典则，毁于一旦”。面对曾公的评价，我们须从核心的观察去了解一种主张打破传统创立崭新的政治形态，这似乎是件好事儿，毕竟传统隐藏污垢已久，但崭新却有不同。这种崭新尤以文化上的摧毁为前提，而这一点，则是可怕之处，须知文化传承经不起创造文化新系统去适应社会结构的中世纪形态。
而今很多人怀念类似太平天国一样的新文化系统，在一个处处倡导平均但又难以施行的社会，需用销毁人伦来强迫展现，这种销毁强调摧毁家庭关系和伦理环境，取而代之则是近乎暴力的曲解和调整。近代以来，这种形式的思潮席卷全球，但稍有理智的人便会拒绝它的呼啸。我们称之为的乌托邦思想也是这种文化的总和。罗素先生讲过“参差多态乃是幸福本源”，平均是人类持久的向往，它相对于绝对的集中和物质生活的垄断。但是，它的树立始终倡导“不破不立”的方式，对伦理、社会关系、经济网络、道德标准等都有灾难性的破坏效应。
今日所提同志与先生亦是这其中的深意。对立的双方便是新生和传承，而这新生却亦有“面具”之嫌和诟病之存在。当今中国在党派政府先驱为主导的社会架构，在遭受人伦摧毁之后（1949后历次政治运动），人们默认传统为精华继承，则中国在“同志们”看来则有“复辟”迹象，但是，作为一个拥有很少理性的人，我总认为，“先生们”则会感到中国急需的不是摧毁下一个“复辟”，而是升华并且牢握这“复辟“之用意。近代中国”讨论未来之途的声音不绝于耳，德先生（Democracy：民主）、赛先生（Science：科学）的“破门而入”引发了里程碑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有志之士富于勇气和实践的精神，并且确立民主共和的责任和资本积累的模式，开启了崭新时代，无奈历史吊诡，最终陷入混乱和众口不一。
今日谈及同志和先生的区别，不仅是理性的需要，亦是现代文明的诉求和呐喊。在上个世纪中叶，意识形态的屠戮及其冷酷，我们曾经那样憎恶我们祖先留下的文化和道德，这种举动如今看来，更多了无奈的黑色幽默，人们用粗布衣服包裹瘦小身躯，一脸菜色，蓬乱头发被缝制红星的帽子覆盖，显露青筋的手中挥舞着皮带和棍棒，砸毁古代佛像和现代建筑。让人困惑的是，这仅仅是诸多场景中的一幕，更多的典籍和历史传承被瞬间视为毒物和腐朽，其命运无非死亡和被排斥。唯独庆幸之处是文化之伟大超越了这波折本身，待到重拾之际即刻发出光芒。在我平常的认知中，明白这坚冰似的同志之奋斗乃是无济于事，尤其当礼仪和伦理沿袭遇到这新的树立，则束手无策，孱弱不堪，甚至言论亦将被受限制和规定，其实痛苦则产生。作为和逝去历史的对比，我想这是倒退，是历史无力之处，亦是意识的死角和人本的无用之处，唯有第二次启蒙运动的功用才能点起烛光。中国需要多些睿智的先生，少些叫嚣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