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钱其琛让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一时语塞，找不到语言来反驳
历史学博士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钱其琛于1928年1月出生在天津，之后又随母亲去了上海生活和学习。在那个风云激荡的革命年代里，钱其琛和很多优秀的革命志士一样，怀着满腔的热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立志为这多灾多难的民族抛洒热血。
在学生时期，钱其琛就展现了出众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先后担任了上海地下党中学区委委员、中共上海徐汇、长宁、杨浦区委委员、书记等领导职务，积极组织学生运动，凭借着出色的才能，钱其琛很快就得到了组织的重用。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钱其琛被派往苏联中央团校进修，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最重要的对外关系就是与苏联的外交关系。
钱其琛的政治敏感度是非常高的，为了今后更好的与苏联打交道，他每天都会抽时间自学俄语。
1955年之后的八年时间里，他都在中国驻苏联的大使馆内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与苏联人打交道的经验。
就在钱其琛在大使馆工作期间，两国之间的关系渐渐冷淡，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外交人员身上的责任更显得重大，钱其琛顶住了重重压力，同其他外交工作者一起，为两国之间的事务来回奔波。
正是有着这样一群才思敏捷、恪守尽职的外交家们，中苏之间哪怕在紧张的时候，依然能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守望相助，坚定的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比如在美国对越南发动战争的问题上，中苏双方都默契地支持着越南，并且我国还允许了苏联通过我国境内向越南输送战略物资。
为了缓和两国之间不正常的状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参加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葬礼后路过北京，并与周恩来总理秘密会晤，双方的关系得以缓和。
在被西方力量笼罩的非洲大陆，也能与非洲的一些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在自身尚且艰难的情况下，还为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修建了连接两国的坦赞铁路。
历史证明了中国的这些心血没有白费，今日的中国能在非洲有如此强大影响力，正是得益于那个年代所打下的基础。
我国为了拓展生存空间，除了在世界各地寻找愿意支持我们的国家外，自然也不会遗忘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存在。
1971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为第二年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开了大门。
随着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苏联人感受到了压力，如果我们翻开世界地图，就能清晰地感受到这样的压力，一如苏联那庞大的体型对周边国家所形成的压力一样。
如果中国完全倒向西方阵营，那将让苏联陷入非常不利的境地，虽然中国完全倒向西方的可能性很低，但作为苏联的领导层却不得不考虑这样的情况，以做最坏的打算。
也就在这个时候，苏联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开始想要和中国搞好关系，但随着当时中国内部的政局动荡，中苏之间的谈话被搁置了下来。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的军事力量达到了顶峰，连美国人也不敢撩其锋芒。
相信很多老一辈的人，都不会忘记1981年9月4日，苏联人在波罗的海沿岸举行的那场空前绝后的军事演习。
在这场为期8天，以北约为假想敌，代号“西方-81”的军事演习中，苏联共发动了50万名士兵参加，仅动用的坦克数量就达到了上万辆。
这次演习不仅让西方世界感受到了极大的恐慌，那份沉重的压力也笼罩在了周边国家的头上。就在这场演习开始的前两年，苏联人就向我们西边的邻国阿富汗发动了战争。
也在这一年的年初，我们在南边打赢了对越反击战，而此时的越南早在之前就占领了柬埔寨的首都金边，而这背后都有着苏联的默许和纵容。
当时我国的北方直面苏联人的军事压力，包括驻扎在蒙古国境内的苏军，西面的邻国阿富汗也正被苏联人入侵，南面还有着苏联人支持的越南上蹿下跳。这三个问题也成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
不管勃列日涅夫是为了进行全球军事扩张还是其他目的，苏联的行为都在客观上对我国的国土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因此我国也在1980年加入了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阵营中，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刚打开一条缝隙又再次合上。
1980年11月4日，美国共和党的强硬派人物里根击败竞争对手卡特，成功当选为美国第40任总统。
这位强硬派的人物一上台，就对苏联亮出了利剑，直接将苏联定义为“邪恶帝国”，并在全球与苏联展开了针锋相对的竞争，提出了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还加大了对军事预算的投入。
面对美国人的军备竞赛，苏联人感受到了直观的压力，为了减轻这样的压力，勃列日涅夫的目光再一次地投向了中国。
当时的中国也在为这位美国的强硬派人物感到头疼，里根一反前任的对台政策，悍然违背《上海公报》和《中美建交公报》，向我国台湾地区出售先进武器，中美之间的关系一度到了断交的边缘。
中美之间的矛盾，勃列日涅夫都一一看在眼里，为了利用好中美之间的裂隙拉拢中国，在1982年塔什干的讲话中，勃列日涅夫除了例常的对中国进行抨击外，更是着重强调了：
“苏联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以任意方式支持所谓的两个中国”“苏联从始至终都支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在最后表达了愿意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同中国就双方关系正常化展开会谈。
中国自然也注意到了勃列日涅夫非比寻常的讲话内容，在1982年3月26日，我国外交部召开了外交部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作为外交部的首位发言人，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钱其琛在几十名中外记者的注视下说到：
“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说完这句话钱其琛就离开了会场，结束了新中国外交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
这简短的话语却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尤其是苏联的记者显得格外的激动，所有人都预感到，中苏之间的关系将迎来巨大的变化。
事实上钱其琛部长的这次新闻发布会，不仅仅是对勃列日涅在塔什干讲话的回应，更是讲给美国人听的。
对里根政府来说，与和台湾地区的军火生意相比，让中苏之间再次走进，无疑是因小失大，让美国好不容易营造出的对苏优势丧失殆尽。
于是里根派人与中国就对台军售问题展开了谈判，经过几个月的艰难谈判，中美之间共同发布了《八一七公报》。在与美国谈完对台军售问题后，我国外交部也展开了与苏联关系正常化的工作。
1982年10月5号，中苏第一轮会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作为苏联特使的是苏联外交界著名的谈判高手，是其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而他所面对的谈判对象，就是时任我国外交部副部长的钱其琛。
谈判一开始，钱其琛部长就先声夺人，明确了谈判的底线，首先苏联必须从中苏边界、中蒙边界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并督促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可是对于这些实质上的问题，伊利切夫并没有做出回应，只愿意就科技、文化、经济层面进行谈判，面对伊利切夫的强硬态度，钱其琛部长沉着应对，毫不退让，第一轮的谈判没有取得丝毫进展。
其实，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样的结果才是我们所需要的。以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我国的外部环境是明显好于苏联的，与苏联的谈判不用太急，太急了反而不好，能留着这样一个沟通谈判的渠道就刚刚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重要的是这个时间点，那段时间中国的重心是改革开放，既然要对外开放，那么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就成了重点。
如果因为与苏联的谈判进展太快，引起了美国的疑虑，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中间的这个度就要拿捏好，这正是高手过招的微妙所在。
中苏之间的第二轮政治磋商是在莫斯科举行的，在第一次会谈中，苏联人见识到了钱部长的厉害，这次他们决定换个重量级的人物与钱部长进行谈判。
苏联安排的谈判专家就是其外交部的部长葛罗米柯，这位历经苏联五代领导人的政坛不倒翁，以态度强硬，言辞犀利著称。
他在这次会谈中，先把美国人骂了一通后，又以上位者的姿态“指点”中国应该如何与苏联和美国相处。
面对葛罗米柯咄咄逼人的态势，钱其琛部长回击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同美国进行过长期的较量，比任何人都有资格知道如何同美国打交道。
钱部长犀利的反击，让葛罗米柯一时语塞，竟找不到任何语言来反驳。
不说中国在立国后与美国间长期的较量，被美国联合西方国家长期封锁，光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敢向当时最强大的美国亮剑，在朝鲜战场上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展开军事斗争，让美国人第一次在没有取得胜利的情况下签了停战协议。
这些都是中国军人以信仰和鲜血铸就的辉煌，光是这一点，苏联人就没有资格教中国如何行事。
之后，每年中苏之间都会就两国关系正常化展开磋商，可随着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两位苏共高层的相继去世，苏联内部的政局变得动荡激烈。
两国间的会谈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苏联始终对“三个障碍”问题避而不谈，而我国自然也不会就此松开，只需保持好这条沟通渠道就好，毕竟“扯皮”才是外交应有的艺术。
1985年3月11日，54岁的戈尔巴乔夫成了苏联最高领导人，他在阐述苏联内外政策时表示非常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
在经过前前后后十二轮的谈判后，中苏两国终于在1989年达成了共识，结束了双方几十年来的不正常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