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史籍，然而可信度却非常低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在《风俗论》中称赞中国的历史书务实可靠，不像其他民族那样热衷于编造许多荒诞的神话。他说中国的史书没有上溯到人类诞生之初，也不想妄测宇宙的起源，而是以远古时代的某个帝王作为开端，老老实实地记载人类的历史。中国人不把自己的历史观建立在神话与传说之上，所以《史记》的开头是黄帝，而不是传说中的伏羲与女娲。
其次，中国的史书在公元前2300年就已经写成了，远比希腊和罗马要早，而埃及与印度甚至连一本可靠的史书都没有流传下来。中国有一本《尚书》，几千年来一直作为考试的科目，被读书人们永久传诵。《尚书》里没有诺亚方舟的大洪水传说，只有大禹疏通河渠的记载；没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神话，只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道德箴言。
从横向来对比，《尚书》在世界上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古老史书；而从纵向来看，这部史书不能称作“信史”，在经过孔子的增删以及儒者们的修饰之后，历史的真相早被掩盖了。所以古人把《尚书》列为“经”而不是“史”，里面的记载大多是为了迎合儒家学说的需要，未必真是古文的原貌。如果我们详细分析这本史书的内容，会发现有不少矛盾之处。那么这些矛盾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呢？
儒家经典《尚书》
《尚书》里有很多内容是晋朝时伪造的
在古代，有关伏羲、神农与黄帝的书被称为“三坟”，而少昊、颛顼、高辛、唐尧和虞舜的文献则叫“五典”。不知是孔子所删，还是后世失传，《尚书》现存最早的一篇是《尧典》，记载帝尧时的政事，没有涉及到更古老的少昊、颛顼等。据《汉书》记载，秦始皇焚灭经书之后，《尚书》一度失传了。幸亏当时有一个叫伏生的老者，将书籍藏在墙壁里。秦朝灭亡之后，伏生就于齐鲁之间口授《尚书》，当时全书已出现残缺，仅二十八篇传世，后来又不知去向。
汉文帝时，朝廷招募懂《尚书》的人，当时伏生已经九十多岁，不能应征。因此，文帝便派晁错前去拜访他，请求其口授《尚书》。伏生年事已高，说话含混不清，又夹带方言，在其女儿的协助下，晁错才勉强听懂了一些内容，于是用隶书将伏生背诵的内容写下来。这二十八篇口授的《尚书》一般被称为“今文”，因为隶书是当时通行的书法，所以隶书版的《尚书》也就叫“今文尚书”。
到了东晋时期，有个名叫梅赜的人传出一本新版的《尚书》，他自称在汉武帝时期，鲁恭公为了扩建住宅，拆了孔子的故居，于墙壁中发现一本写满蝌蚪文的《尚书》。此书经过历代流传，来到了自己的手中，于是便上奏朝廷，自称发现了古本的《尚书》，故而称为“古文尚书”。
一般来说，汉朝人读到的是二十八篇的“今文尚书”，而到了晋朝，人们将二十八篇分为三十三篇，然后再把梅赜“发现”的二十五篇内容加进来，与《书序》凑在一起，形成五十九篇的通行本《尚书》。自宋朝以后，人们多不信“古文尚书”，认为那二十五篇是伪造的。真正的《尚书》其实只有三十三篇，也就是说有近一半的内容是晋朝时期伪续进去的。
据儒者们考证，二十五篇伪古文尚书具体有：《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上中下）、《咸有一德》、《说命》（上中下）、《泰誓》（上中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康王之诰》、《毕命》、《君牙》和《冏命》。
除了伪古文部分不足信之外，连正文部分也不具有太高的史料价值，我们取《尧典》为例来进行分析。
《尚书》中关于唐尧的事迹是否可信？
《尚书》的第一篇内容为《尧典》，据说是虞舜时候的史官所记，故而开头便说“昔在帝尧”。这篇文字虽名为《尧典》，但真正的主角其实是虞舜，主要歌颂的对象也是他。
《尧典》的开头记载了帝尧时候的政事之美，说在他的统治之下，举国皆“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百姓昭明，合和万国。于是帝尧便推举贤能，命羲、和掌管天官，敬受民时；令羲仲任东作之官，以务农本。又任用共工和鲧等人来处理政事，最终才推举舜来做自己的继承人。
关于尧时的政事之美、人才之盛并不像俗儒们幻想的那样圆满，据说崇祯帝曾对人说舜要优于尧，因为他能够流放四凶，使朝政清明。而尧之时，忠奸并进，君子与小人同朝。共工和鲧也都是无才无德之人，尧重用了他们，也算是知人不明。
因此，《尚书》一边说尧的统治是“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对其不乏溢美之词。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记载尧曾重用四凶及鲧的实情。如果我们把那些溢美之词剥掉，只留下朴实无华的文字，就会发现尧其实类似于后世的汉文帝和宋真宗。彼时国家草创，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国君谦守无为，故而朝堂党派林立。文帝号为明君，却也宠信邓通这样的弄臣，并且没有勇气重用贾谊。他对封国姑息纵容，无力削番，只能将问题留待后世来解决；真宗之时，忠奸并进，寇准与王钦若争于朝堂，国君又东封西祀，务求美名。可见，帝尧可能只是一个无功无过的守成之主，他在位的时候朝野相安无事，恭己南面，无为而已。这样，在国家大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许多弊端，难以变革，所以才需要舜这样的强势君主来推动改革大业。
孟子似乎也看到了《尚书》对尧的言过其实，所以他才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可见，尧之时并非极盛之世，而是草创之际。《尚书》对尧的记载不足信。
尧与舜之间的传承，是禅让还是篡夺？
《尧典》的末尾说在尧统治的末期，他想把天下禅让给某一位贤德之人，于是四岳向他推荐了舜。尧为了考验舜，便将自己的两个女儿许给了他。舜在完成三年考绩之后，成功被立为皇储，然而一直过了二十多年尧才死去，彼时舜方能正式登基为帝。
可见，尧舜时期，国君的终身制早已存在。所谓的禅让制并非是尧把皇位让给舜，然后自己退休以颐养天年。而是在众族人之中，立舜为皇储以继承自己的位置。根据《世本》的记载，黄帝之后分为两个世系，一是玄嚣、二是昌意，国君皆在这两个世系之间传承。颛顼、虞舜和大禹属于玄嚣系，帝喾、帝挚和帝尧则属于昌意系。黄帝传玄嚣，玄嚣传颛顼是以父传子；然而在三代传承之后，帝喾忽然以族子的身份继承了其叔颛顼的位置，然后再传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帝挚和帝尧。帝尧在位多年后，却弃自己的儿子丹硃于不顾，让族人虞舜来继位，颇为耐人寻味。
在五帝的传承里，父亡子继、兄终弟及是主旋律，唯一两次例外是帝喾继承颛顼以及虞舜继承帝尧。在《尚书》里这种继承都是自愿的，而且很和平地过渡，被称为千古美谈。然而在历史上，除了宋高宗由于不育而立异系族子之外，还没有出现过类似的例子。
《汲冢琐语》记载了“舜放尧于平阳”之事，让人怀疑和平禅让并不存在。史书一面说尧把天下禅让给了舜，一面又说尧的儿子丹硃当了一段时间的国君，但诸侯不服他，全都跑去投靠舜。这种记载本身就存在矛盾，既然尧早早就把舜提拔为自己的继承人，并且让他长期主持朝政，那么舜也应早就知道自己已是未来的国君了，何以在尧死后还要躲起来，假惺惺地把位置让给丹硃呢？原因无他，只是为了走形式上的过场而已。就像曹丕篡汉时，要屡次拒绝献帝送来的玉玺一样。历史上类似的事情也不少，例如朱温曾长期控制唐昭宗，而在皇帝死后，他还要拥立唐哀宗继位，并且通过软磨硬泡的办法，让哀宗禅位给自己。
因此，舜继承尧的皇位可能是这样的：尧本身就是一个弱主，在他统治的末期，玄嚣系的大臣虞舜逐渐掌控了朝政，而人们也厌恶帝喾以非法的手段窃取了玄嚣系的皇位，支持“物归原主”。所以虞舜把老迈的帝尧流放到平阳，将其软禁起来，然后自己再清除朝中的反对派系。将四凶驱逐出中原，流放共工到幽州去，将鲧杀死在羽山，清除了帝尧重用的人，全部换上契、后稷、大禹等自己的党羽。在帝尧死于流放地后，舜要拥立丹硃来做傀儡。诸侯见时机已成熟，便向虞舜劝进，使帝系重新回到玄嚣一脉来。
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像司马氏效仿曹氏、萧齐效仿刘宋一样，大禹在虞舜死后，也采用同样的手段，夺取了益的位置。并且通过建立奴隶制国家，改革继承制来确保传统的父亡子继，让启来做自己的继承人。但由于这个继承制才刚实行不久，还不够牢固，所以在启之后，就发生了后羿放逐太康，夏朝短暂灭亡之事。可见，争夺国君之位的时期在古代早已经屡见不鲜，禅让制在历史上并没有真正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