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醉酒刁难挚友妾室，她仅回8字，苏轼大受感动，写下千古名作《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王安石变法自宋神宗起影响到了宋徽宗时期，宋神宗赵顼登基之时，北宋江山已经是一副积贫积弱的景象，而宋神宗是一个有志气的皇帝，想要力缆狂澜，重现北宋的辉煌盛世，因此王安石变法，最大的支持者就是宋神宗。

纵观历史，变法都犹如是一场地震，影响很大，也不可能是两全其美的事情，王安石变法虽然对北宋积贫积弱的情况有所改变，提高了国防力量，但损害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并且也存在部分不合时宜的举措，以及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

而苏轼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了北宋朝廷，才气颇高的苏轼发出了一些让宋神宗不满的声音。实际上，苏轼在文采方面是斐然的，但不一定是个合格的政治者。当然，苏轼反感变法中的流弊，也是情有可原，只能说苏轼命里有此一遭，谁让他敢言敢语呢。

虽然时任检正中刑房公事的沈括参了苏轼一本，说苏轼的诗稿暗含讽刺之意，但当时的朝廷并没有重视沈括的说法，而是苏轼调任福州知州后进《湖州谢上表》，其中斗胆说到自己对新法“生事”的不满。

既然苏轼把话挑明了，新党就把矛头对准了他，于是“乌台诗案”爆发，继而什么脏水都泼到了苏轼的身上，苏轼差点命丧黄泉，但还是大难不死，被贬到了黄州。

不过你可能不清楚，时任秘书省正字的王巩（字定国），才是被贬得最远、责罚最重的，为什么呢？可能这就是朝廷，值得一提的是，王巩是宋真宗年间的宰相王旦的孙子，与苏轼的交情甚好。

在苏轼看来，王巩本不该如此，都是受自己牵连而被贬到了瘴气丛生的宾州（今广西宾阳），因此常常给王巩写信，反反复复说自己对不起他，惹得王巩还得反过来安慰苏轼。

此外，苏轼在书信中还向王巩说了许多对付瘴气的方法，与王巩交流诗词书法绘画心得。

而王巩一朝失意，家奴歌女都纷纷散去，只有歌女柔奴愿意陪着王巩前往宾州，王巩在宾州待了三年多，柔奴始终不离不弃，歌声相伴，让王巩被贬的日子显得不那么辛酸。

后来王巩北归，带着柔奴还去见了苏轼，两位好友久别重逢，怎么不可能喝个尽心？而苏轼见挚友在瘴气之地生活多年，精神面貌还非常好，难免就要多问一句，王巩笑着说，多亏身边有柔奴相伴，然后让柔奴献歌。

苏轼以前是见过柔奴的，大概是感触她对王巩的不离不弃，就觉得她的歌声更动听，人也愈发漂亮，醉酒的苏轼，嘴上也没有个把门的，就说：“岭南的风土应该不是很好吧？你后悔吗？”

岭南的风土自然不好，若不是王巩与苏轼的交情好，知道他这人的性情，换了其他人，恐怕得认为苏轼是在刁难了。不过柔奴也是坦然回答了8字：“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苏轼听后也反应过来自己言语中有不中听的地方，另外对柔奴与王巩之间的感情大受感动，当即就写下了一首千古名作《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寓娘即柔奴）》：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