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军，著名硅谷风险投资人、丰元资本创始合伙人，谷歌中日韩算法的主要设计者，也曾担任腾讯搜索业务副总裁，出版过多部畅销书籍，如《浪潮之巅》《见识》《全球科技通史》等，对人生、方向、成长等多方面都有着精彩的见解。本文是他研究了诸多企业之后并接触了很多商业巨子和学术界领袖后，从他们身上找到一些相似的过人之处，提炼出对大部分人都适用很有学习和借鉴意义的5点。
很多人问我：你研究了那么多的企业，也接触了很多商业巨子和学术界领袖，能否从他们身上找到一些相似的过人之处？他们是否有什么成功的秘诀，可以让我们学习之后也获得类似的成就？
很多人问我：你研究了那么多的企业，也接触了很多商业巨子和学术界领袖，能否从他们身上找到一些相似的过人之处？他们是否有什么成功的秘诀，可以让我们学习之后也获得类似的成就？
特别灵验、一学就会的成功秘诀肯定不可能有，因为如果真的有，大家都照着做，那这些秘诀就不起作用了。
这就如同在森林里，即使有一条捷径，如果大家都去走，也会变得拥挤不堪，捷径反而成了阻塞不通的道路。
但我回想那些人，他们的确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格局都超乎寻常地大。
任何人，不论起点高低，只要能认清自己的位置，找准方向，用正确的方法做事，提高进步的速度，同时把握好节奏，几年后就会看到一个格局比今天大很多的自己。
“尽人事”的重要性不必多讲，但是“听天命”这件事是我们这几代中国人内心很不愿意接受的。“尽人事”的重要性不必多讲，但是“听天命”这件事是我们这几代中国人内心很不愿意接受的。为什么要听天命呢？因为世界上稍微难点儿的事情都非常复杂，超出我们的有限认知和控制能力。我们无非解决了一些维度上的问题，但是还有很多维度的因素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当然，如果不尽人事，能把握的那些维度也会把握不住，自然一事无成。不能接受天命的存在，就难以正确地审视自己，审视形势。比如，在股市上，很多人将自己的厄运归罪于市场，但是这说不通，因为所有的股票交易都是自己操作的。散户在股市上亏损的根本原因在于，把偶然的成功归结为自己努力的必然结果，把失败归咎于别人，对市场完全没有敬畏之心。于是，一次或几次小的成功必然伴随着巨大的失败，甚至是无法翻身的灭顶之灾。所以，在尽人事的同时，能够敬畏天命的作用，我们在做人时就不会恃才傲物。但凡觉得自己了不起的人，通常都没有见过真正聪明能干的人。人只有到了人才荟萃的地方，才能体会到自己水平上的不足。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时，我觉得我的导师库旦普教授的才智、沟通能力和知识面远非我能相比，当然他和贾里尼克教授、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过去主管科研的拉宾纳博士相比又相差甚远。虽然我对计算机科学的理解比绝大多数从业者要深刻很多，但是在谷歌和凯茨（Randy Katz）教授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了半年后，我发现他的理解力超强。可见世界上比我们有才能的人真的太多了，遇见他们，我们才知道自己的能力边界。但是，比才能更重要的是见识，而在见识之上还有运气。如果不是因为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IBM暂时把我的工作邀约延迟了半年，我根本不会想到去谷歌试一试。如果不是AT&T的工作邀约比谷歌晚发了一周，我也不会接受谷歌的邀约。但是，好运气并不能增加我们的能力，不能代替我们的努力。进入谷歌的人很多，不成功的也大有人在，因此，永远需要尽人事。人贵在自知，明白自己能力的边界，在这个边界内最大化自己的收益，这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有的人可能看过这样一个笑话：马掌上掉了一个钉子，损害了马掌，坏马掌崴了马的腿，瘸腿的马把将军摔伤了，少了将军的军队输掉了一场战役。虽然这只是一个笑话，但能说明处理不好坏运气，就会遇到一连串倒霉事，最后造成灾难。我们会看到很多人不断地犯错误，而且为了弥补一个小的损失，造成了更大的损失。原本只是局部的小问题，引发了一个个接踵而至的厄运，形成了一个厄运链。怎样才能斩断厄运链呢？方法很简单，只要记住“止损”和“认命”这4个字就可以了。很多人不肯认命，不肯止损，其实是因为骨子里太高估自己——不仅高估自己的能力，而且高估自己的地位和作用。如果认识到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自己的那点儿所得不过是上天的恩赐，得到了固然可喜，得不到也在情理之中，就愿意割舍，也就不会造成更大的损失。遇到背运时不慌乱，把损失限制在局部，避免雪崩式灾难，是智慧的体现。很多人说：“我这么努力，为什么还是不行？”实际上，上天不会亏待一个真正努力的人，但也不会同情假勤奋的人。这里我要专门把“亲朋好友托付的事情”单拎出来说一说。我对亲朋好友提出的请求，通常用两个尺度判断帮还是不帮。第二，分清哪些问题应该由他们自己解决，哪些需要我帮忙解决。比如，我过去经常往返于中美之间，朋友又多，总有人托我带东西。我会严格区分哪些东西可以带，哪些东西直接拒绝带。iPhone刚上市，中国买不到，有人托我带一个，我会答应。一来iPhone体积小，携带方便；二来它的价格较高，带一次值得；三来手机两三年才换一部，不会需要我经常带。但是有些人托我给国内的亲朋好友带尿不湿或者奶粉，我就拒绝了。我希望我给对方带去的是更大的价值，而不是成为搬运工。分不清哪些事情该做好，哪些事情不能做，难免会陷入“越穷越忙，越忙越穷”的怪圈。在我从研究人员转变为投资人，还出版了一些书之后，很多人问我是如何做到多任务并行的，又是如何实现跨界的。我在年轻的时候曾想通过多任务的方式多做几件事，结果是一件事都做不好，时间一长，我总是在低水平上兜圈子。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曾做过一项研究，表明人脑同步思考的能力其实非常有限。2009年的《麻省理工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Review）中有一篇文章写道，人脑的带宽只有区区60比特/ 秒，是（那个年代）上网带宽的十万分之一。我看到的对于人脑带宽最高的估计，不过每秒上千比特。照这个速度传一幅手机图片，大约需要一小时。由于生理上的局限，人在某一时刻只能接收、保留和处理少量的信息。如果一心多用，不仅不能多做事情，反而会因为来回切换任务而降低工作效率，还容易导致错误不断。人的潜意识总认为自己能行，还能挤压时间同时处理很多任务，但这只是一厢情愿。当脑子里的任务积压过度，一开始可能只是出现一些小错误，当有限的脑力跟不上一心多用的野心，任务积压得越来越多时，大问题就会集中爆发。我有一个同学极具语言天赋，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样样精通。我问她学语言有什么秘诀，她说其实就是有耐心。其实，只要确定一个学习目标，长期坚持，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很多人喜欢用微观经济学的视角审视自己所做事情的价值，总想着付出最少而得到最多。其实，世界是非常公平的。极端不公平的交易即便没有消失，现在也非常少了，而且存在的时间很短。因为一旦存在，很快就会被人找到，参与的人多了，回报就会马上下降。很多人崇拜速成，他们相信自己能找到别人找不到的捷径，而不是沉住气慢慢提升自己。事实上，功夫没下够，用什么方法都是在浪费时间。现代人都觉得自己特别忙，忙碌之后是否有结果，没有人知道。虽然从总体来看，“忙碌族”似乎比“清闲族”混得好一些，但是大多数人的付出和所得绝不成正比。其实，方法和效率远比忙碌重要，有时候慢下来、静下心来，反而能获得更大的收益。有时候周围的人让我做决定，我会说：“我现在脑子不工作，让我明天再回答你。”因为我不想太匆忙做决定。人不在于开始了多少件事，而在于完美地结束了多少件事。很多人做的一大半事情是有头无尾或匆匆结尾的。喜欢多做事，多少和人贪心的本性有关。一个人想做到淡泊名利、清心寡欲是很难的，得有些不寻常的本事才行。很多人问我，怎么能做那么多事情？其实我做的事情并不多，只不过成功率稍微高一点儿，每件事情多少有点儿影响力，别人就看见了。成就的多少至少取决于三个因素：做事情的速度或做事情的数量，每一件事的影响力，以及做事的成功率。它们之间是相乘而不是相加的关系。也就是说，事情做得再多，如果成功率不高、影响力不大，最后的成就就会很有限。对一个人来讲，如果一辈子非常努力地做了很多没有影响力的事情，还不如认认真真做好一件有一定影响力的事情。同时改变公式中的三个变量是很难的，更好的做法是一次提高一个，滚动前进。把小量级和大量级的东西放在一起，前者必然被忽略掉。对大部分人而言，10001＞10000。一个人有了1万元，再给他1元，他也会拿着，因为蚊子虽小也是肉。但是对合格的专业人士来讲，10001和10000是一回事，他们不会做画蛇添足的事情。几个小量级的东西放在一起，远比不上一个大量级的东西。一个无籽西瓜重8公斤左右，抵得上200万粒芝麻的重量，这就是十几把芝麻的重量都比不过一个西瓜的原因。一个优秀的专业人士在做事之前，会梳理出一个做事清单，按照重要性和影响力的量级排序，然后集中资源把最重要、影响力最大的事情先做完。至于无关紧要的事情，可能直接从清单上删掉。没有经验的人则是什么事情先来就先做什么，以至做了很多费力而没有影响力的事情。做事的多少最多不过是几倍的差异，但做事的质量以及随后带来的影响力可以达到量级之差。想明白这一点，就不妨换一种做事方式，多做一些有影响力的事情。偶尔做成一件事并不难，有些时候仅仅是运气使然，难的是找到一些系统的方法，获得可复制的成功。所谓最具普遍意义的通向成功的方法论，从根本上说，就是搞清楚做事的边界或者极限，搞清楚做事的起点以及从起点通向边界的道路。我把它们称为做事情的“三条边”，把它们放在一起，会呈现出字母 “Z”的样子。图中上下各有两条线，中间有一条斜线将它们相连，斜线下面粗上面细。下面一条线是基础，我把它称作基线。它可以被理解成直到今天为止，人类掌握的科学、技术、工程和其他知识，或者理解成人做事情时要掌握的知识。对不同人来讲，这条线的高度是不同的。对一个专家来说，这条基线很高；对一个刚入门的从业者来讲，这条基线就很低。我们做所有工作，都应该建立在这条线的基础上，而不是从它的下面做起，这一点很重要。图中最上面的那条线，是理论极限，也是无法突破的。我们可以认为这是造物主创造宇宙时留下来的，比如，光速、绝对零度、能量守恒定律，以及数学上的很多极限，等等。专业人士和业余爱好者的一个差别在于，是否了解极限的存在。为什么火电厂或者轮船上使用的涡轮蒸汽机的效率，达到60%左右后就无法再提高了？因为不论工艺如何改进，蒸汽能达到的最高温度是有限的，热力学中的卡诺定理限定了蒸汽发动机效率的上限。当然，有了基线，也知道极限在哪里还不够，还要有一个能够扶着向上攀登的绳索或者阶梯。中间那条线就是这个阶梯。因为靠近基础的部分，做的人很多，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也很多。而越往上，目标的难度越大，常常就没有太多的道路可供选择，甚至很多道路要靠自己探索，因此越来越细。这三条线构成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通向成功的方法，找不到上下两条线，是蛮干、傻干；找不到第三条线，永远只能纸上谈兵。在恋爱、婚姻中，很多人纠结于是找喜欢自己的人还是自己喜欢的人。把这种选择推及各个层次的朋友上，问题就变成了我们应该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被巴菲特认定为好公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他对好公司的标准和别人不一样。巴菲特从来不投资成长型股票，他甚至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碰都不碰科技股；虽然后来开始买科技股了，但他买的基本上都是那些看上去“过了气”的公司，比如IBM和英特尔。巴菲特不是赌徒，他不会把命运押在一个股票可能疯涨也可能很差的公司上，他有自己的原则。那么，他考量公司的原则是什么呢？简单地讲，就是公司要对投资人好。世界上有很多公司，它们的业务发展得很快，对自己的员工很好，但是它们只把投资人当作提款机，或者放在最后的位置上。虽然每个人、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价值观，这种做法并没有问题，但是投资人的任务是获得回报，而不是理解某家公司的价值观。因此，一家公司再好，如果不符合“对投资人好”这个原则，巴菲特就不会投资。我经常用巴菲特的这种投资方法对人进行判断。那些对我们好的人将使我们终身受益，正如巴菲特挑选的那些好公司总是给伯克希尔-哈撒韦带来利润一样。我之所以成长进步得比较快，确实是受益于身边的智者。对于智者，我总是对他们带有敬意，对他们的行事方式、一言一语格外留心，力争将他们的智慧变成自己的智慧，并且在行动中一点点改掉我不良的思维方式和做事习惯。久而久之，我发现自己在见识和能力甚至运气上，都提升了一个等级。类似地，一个人在选择工作单位时，应该把对自己好、能帮助自己成长的公司放在首位，而不是觉得某家公司很酷、很热门或者多给了一点儿薪水就选择它。我见过不少年轻人在接受第一份工作时，会挑选那些多给了20%薪水的公司，而不是那些能够帮助他们长期发展的公司。这就如同购买股票时只看股票的价格而不考虑它的内在价值一样。一个人一旦几次看走眼，就会失去判断力。这并非因为他的智力水平不够高，而是因为他判断价值的方法彻底错了。生活在今天的人，都可以算是生逢其时，不仅赶上了中国发展的最好时期，而且生活在全球没有大的战乱的环境中。生在这个时代，就要做和这个时代相契合的事情。几年前一位朋友找我，说他还在读高中的儿子天天钻研计算机、UI（用户界面）设计，像着了魔一样，让我开导开导他儿子。我和这位年轻人见面之后，问他想做什么，他说想读麻省理工学院，然后创业。看了他做的东西之后，我对他的父母讲：“在当今这个年代创业，比以前任何年代的成功率都要高，即使它依然是失败率很高的事情。难得他小小年纪能够在计算机上钻研得这么深，不如让他随自己的意愿去发展。”两年后，他因为课外活动搞得出色，被麻省理工学院录取了。虽然他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毕竟有了不错的起点。那么，什么时候不适合创业呢？战争时期就不适合，投笔从戎才有前途。同理，如果现在还有人想成为拿破仑，就不合时宜了。认清了时代，认清了环境，选择对了该做的事情，接下来能否做成，就看怎么做了。在我们都认可未来世界会快速变化这个特点之后，我们是否应该反问一下自己，这个世界上是否有不变的道理，或者变化很慢的东西。在智能时代，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过于担心自己落伍而拼命奔跑，觉得凡是和新技术有关的都是好的，都需要追随，而忘了一些不变的道理。爱迪生作为一个重大发明数量最多的发明家，在求变、跟随技术发展潮流方面自然做得非常好，但是他所做的一切都围绕一个不变的核心，那就是要让技术解决真正的问题，而非发明没有用的东西。当时电的利用才刚刚开始，爱迪生发明了一种供议会使用的自动表决机。但是，当他带着这项专利来到国会后，议员们告诉他这东西根本毫无用处，然后把他打发走了。后来他才了解到，议会出于公平的考虑，要给少数派足够的时间来说服其他人。因此出于决策流程的考虑，国会投票的过程并不需要加快。这次碰壁以后，爱迪生懂得了一个道理，这个世界光有技术是不够的，技术还需要有用、有市场。从此，爱迪生抛弃了单纯做发明家的思维方式，一生再也没有做任何没有市场的发明。快速发展的社会中，技术在进步，科技在发展，但有些历尽沧桑而经久不衰的“普遍真理”，比如尊重市场规律、客户需求至上等等。这些道理应该得到长久的尊重，而不能因为技术的进步而被抛弃，否则将会受到惩罚，或早或迟。当今人们的学历普遍比上一代人高很多，每一个岗位的求职者拥有的技能，相比职位所需要的绰绰有余。因此，博士生可能只能得到一份原本属于硕士生的工作，硕士生只能去做本科生的工作。很多人感到心理不平衡: 我比父辈的学历高，为什么找工作比他们还难？商品太多、服务太多、信息太多，只好将它们免费，那么人才太多、变得很不值钱，就很容易理解了，因为道理是相通的。因为，没有稀缺性，就可以随时被取代，自然就没有议价能力。一些人在感叹免费的时代挣不到钱的时候，在抱怨人才市场竞争太激烈，自己找不到好的岗位的时候，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些问题。世界上每年花出去的钱越来越多，它们都去了哪里? 就业岗位也在不断增加，这些岗位在哪里?我们过去的思维方式和对价值的认识需要与时俱进。少数经验不断积累的从业者如今非常稀缺，无论他们开什么价，都有人愿意请他们做事情。他们一旦离开某家企业或机构，企业或机构的损失就会很大，因为它们已经对他们产 生了依赖。这类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自己的本事随着工作时间的增长而增长，他们的经验是不断叠加的，而不是简单重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