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 忆我的丈夫耿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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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耿飚将军研究会
去年的6月23日，与我朝夕与共、相伴相依六十年的丈夫耿飚永远地离开了我。悲痛伴随着我，我无时无刻不在深深地怀念着他，六十载风雨年华一幕幕反复地展现在眼前，我怎能忘却他同我携手度过的每一天！
在一间教室里举行婚礼
1923年，我出生在甘肃省庆阳县城内。我的家非常清贫，父母只有我一个独生女儿。与一般家庭不同的是，父亲的思想虽比较保守，而母亲却比较开明，在我的一再要求下，他们不顾世俗偏见，送我到学校读书。这在当年那个贫瘠偏远的庆阳，并不多见。
1937年，红军部队解放了庆阳城。不久，在我曾就读的庆阳女子小学来了三位从延安派来的女干部，从事教学工作，开展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党的力量和发动群众的工作。不少家长由于不了解和害怕军队，不敢让女儿去上学。为了动员她们复学，我主动要求和同学校的女干部一起，挨家挨户地做学生家长的工作。就这样我冲破了传统封建观念的束缚，成为庆阳县城第一个走出家门参加社会工作的妇女，后来我正式担任了学校的国文和美术教师。
1937年秋，八路军129师385旅进驻陇东防区，旅部就设在庆阳(陕甘宁边区23县之一)城外田家城。当时耿飚同志担任385旅副旅长兼副政委、参谋长、军法处长，并任庆阳县城防司令。而385旅政委甘渭汉同志的爱人赵文为正好是我们学校的校长。
1940年夏季的一天，我注意到学校来了一位扎着皮带、打着绑腿的八路军首长，高高的个子，浓眉大眼，有些清瘦，但全身洋溢着青春的朝气。他的粗布军装已经洗得发白，风纪扣系得严严的，一副严肃的军人姿态，但讲起话来却文雅和气。赵校长介绍这就是385旅副旅长耿飚同志。记得当时耿飚和蔼地同我聊起了家常，询问了我的家庭和工作情况。渐渐地我感到这位首长对人诚恳、亲切，没有一点官架子，心中对他暗暗有了好感。后来我才知道，我和耿飚的相识并非偶然，那是甘政委、赵校长夫妇在有意识地为我们两人牵线搭桥。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两人间的交往。但当父亲得知耿飚要娶走他唯一的女儿时，却坚决地表示反对。父亲希望我能在本地找一个家庭比较富裕、有一定身份的女婿，不再为贫困所累，他和母亲将来也可有所依靠。可要找一个当兵的，事情就难说了，兵荒马乱，国难当头，军人四海为家，不知哪天会战死沙场。父亲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耿飚渊博的知识、平易近人的作风，尤其是他从一名钳工成长为红军高级指挥员的传奇经历，已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暗暗地下了决心:“非耿飚不嫁。”为了说服父亲，耿飚请颇有地位和影响力的庆阳县商会会长来我家做父亲的工作。就这样，会长的说服、我的决心加上母亲的支持，父亲最终同意了我们的婚事。
1941年7月5日，我与耿飚的婚礼在庆阳女子学校的一间教室里举行，385旅的首长、我的同事及亲朋好友参加了我们简朴而热烈的婚礼。大家纷纷向我们表示祝贺，愿我们天长地久，白头到老。我的心情又幸福又激动。我们虽没有山盟海誓，也不需要甜言蜜语，但是我们的心为共同的理想在一起跳动。我们庄严地举起酒杯，互相勉励，一定要革命到底。
我们过着离长聚短的生活
婚后，我们就住在385旅旅部的一孔窑洞里。耿飚的工作依然紧张而忙碌，我仍在学校教书。生活虽然艰苦，但我们的感情是真挚而融洽的。他是一个热情洋溢、聪明、勤奋，对人体贴入微的人。
耿飚因为出身贫苦，只读过两年私塾，在庆阳驻军期间，他借来了全套中学课本，利用晚上时间自学，我的文化程度也不高，两个人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他的文化学习不断进步，我的政治觉悟也日益提高。在如豆的油灯下，我们的两颗心贴得越来越紧。
1942年，耿飚接到调令，离开385旅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后，我也来到延安，进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这时，为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毛主席发出“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延安正开展大生产运动。延大为我们每个学员都分配了指标，耿飚拿出他的钳工手艺，为我制作了一部手摇纺车。每到周末，耿飚便来延大接我，他扛起我的纺车，大步走在前边，我在后边紧跟着。周六的夜晚和星期日，在中央党校宿舍前的空地上，耿飚摇着纺车，帮我纺棉花、织袜子，他比我纺得匀、织得快。
对那段难得的学习机会，耿飚十分珍视。除规定课程外，他还自学了一些古今中外的军事著作，将日本人所作《克劳什维茨和孙子思想的研究与比较》一书，抄刻油印，装订成十几本小册子，分赠战友。赴抗日前线时，他把在党校的学习笔记和照片存放在庆阳我父亲那。1947年国民党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笔记和照片被胡宗南、马步芳的部队烧毁。只有那本油印小册子，因被他随身携带到晋察冀，得以保存至今，成为他留给我和孩子们的永久纪念。
作为红军时期的一员骁将，耿飚不甘心长期在后方留守，他多次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表述过自己的心情，要求上前线杀敌。1944年秋，中央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任命他为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他兴奋地立即起程，奔赴前线。我仍留在延安。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是聚少离多。抗战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也从延安来到晋察冀，和耿飚在一个部队工作。但是由于战事紧张，我们相聚的时间很少，只有在两个战役的间歇，我才能赶到前线同他见面。每当一个战役打响，我总是一面焦急地期待着战场上传来胜利的好消息，一面非常担心他在战场上的情况。北平解放以后，部队向大西北进军，准备一举歼灭国民党在西北的残部。在打宁夏的战役中，为了能互相保持联系，我们用军犬做通信员。我写了信之后，栓在军犬的脖子上，它可以凭嗅觉很快找到耿飚，把我的信带给他，虽然在炮火硝烟之中我们无法见面，但是我们的两颗心是紧紧地连在一起的。
我们的小儿子和小女儿分别在1946年与1948年出生，他们出生的时候耿飚都不在我身边。可是在这样离长聚短的战争生活中，我们始终互相支持互相勉励。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我们舍弃了小家庭的温情。我把大女儿和大儿子送回陇东老家，使我们都能够全身心地投人革命事业。我们就这样肩并肩地走到了全国解放。
兼任司机的大使
1950年初，党中央决定调耿飚到外交部工作，成为新中国第一批10位大使之一。他怀着依恋的心情离开军队。脱下军装换上西装的耿飚依然风度翩翩，英俊里带着将军的威严。我们经过简短的准备和学习就踏上了奔赴外交岗位的漫长旅途，开始了我们长达20年的外交生涯。
耿飚所到任的国家，由于他的历史背景，别人都对他格外尊敬，这也增强了他的工作优势。他将革命战争中积累的战略和作战经验运用到外交工作上。他是新中国第一位出任西方国家的大使。刚到瑞典时不懂外文，工作不便，他聘请了当地教师，到大使官邸来教我们英文，后来我们都可以用英文应付一般的社交活动。为了工作方便，他自己开车。起初有人顾虑大使开车会有失身份，但是他却认为大使和司机只是分工不同，勤劳、平等和合作是一种美德。后来，瑞典报纸称赞他为“兼任司机的大使”、“掌握方向盘的大使”。由于他的勤奋、好学、亲历亲行，他用最短的时间使自己从一个革命军队的高级将领转变成知名的外交家。
在20年的外交生涯中，他先后担任我国驻瑞典(兼驻丹麦、芬兰公使)、巴基斯坦、缅甸和阿尔巴尼亚大使。
耿飚是一个敢于讲真话，具有刚正不阿性格的人，他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的时候从不考虑个人得失。1969年“文革”当中他出任阿尔巴尼亚大使，当时，我国每年向阿国提供大量援助物资，而自己人民的生活水平却低于受援国阿尔巴尼亚。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以后，他决定向中央提出修改对阿政策的建议。在当时，提出与中央政策相反的意见是要冒很大危险的，但是，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使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得失，坚决地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后来中央接受了他的建议。
1968年“文革”期间同众多老干部一样，耿飚也受到了冲击。由于他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协助陈毅部长工作，当时外交部的造反派强迫他揭发陈毅，污蔑中央的外交政策是“修正主义”。耿飚坚决地顶住了压力，坚持了原则，不向造反派低头。
在“文革”风暴当中，我也被逼揭发耿飚的“问题”，我深深地了解耿飚一生清白、正派，为党和国家鞠躬尽瘁，如果要“揭发”，也只能是功绩。我顶住了压力，不向造反派屈服。在文革当中，我们夫妻就像两棵紧靠在一起的大树共同抵御着狂风暴雨，在相互支持中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文革”结束后，耿飚先后担任了不同岗位上的重要职务，中联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无论党派他到哪里，他从来没有讲过价钱。每一次在接受新的工作安排的时候，他都会像当年在革命战争中一样地说:“坚决完成任务!”
他是个重感情而又正直的人
80年代，耿飚到全国人大工作后，中央一位主要领导同志的女儿，要求到他主持的人大外委会谋取一个与其资历不相称的职位，被耿飚断然拒绝。
生活中的耿飚是一个多才多艺、兴趣广泛的人。早在当红军时，他就学会了开汽车、修手表，当时军队中有许多同志的手表经过他的修理。建国后，修表仍然是他的嗜好。他还喜欢刻图章，不仅给自己刻，还给我和每个子女都刻了图章。
耿飚什么事都喜欢自己动手做。1970年秋，他在阿尔巴尼亚当大使期间，一天搭着椅子爬到高处修理窗帘，不慎摔下来，造成左腿骨断裂，他忍着伤痛，爬到桌子旁给我打电话。我赶到的时候，他还躺在地板上。使馆向国内作紧急汇报，周总理指示，要耿飚立即乘中国民航班机飞回上海，由上海第六医院的著名骨科专家陈中伟大夫亲自作手术。术后，陈大夫说，他在断骨处置人的不锈钢钉应在十年后取出。不出陈大夫所料，十年后，耿飚明显地感觉到这颗钢钉开始松动，每活动一下都会感到疼痛，睡觉时只能偏向右侧。我们没有忘记陈大夫的嘱咐，但这正是耿飚一生中工作最繁忙的时期。他不愿住院，怕耽误工作，我也担心年逾七旬的他难以承受再次手术，迟迟下不了决心。事实证明，我的决定是错误的。这只松动的钢钉对他晚年的健康状况影响很大。
耿飚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特别是对自己的父母。在耿飚参加革命后，他的家受土豪劣绅和国民党的报复欺压，结果一贫如洗。我们在延安学习期间，其父曾千里迢迢，从湖南赶来探视。他久闻毛泽东大名，对这位中国革命的领袖十分敬仰。耿飚将父亲的心愿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欣然接见了父亲，邀请懂中医的父亲留在延安“为人民服务”，两人相谈甚洽。其父随即回湖南，打算对家人作了安排以后返回延安，不料在回程的途中，不幸失踪。其母自耿飚走后，受贫病折磨，加上日夜思念儿子(耿飚是家中的长子)哭瞎了双眼。我还记得在延安接到其母亲噩耗那天的情景：耿飚呆呆地站在窑洞中，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没有落下，我上前劝慰，他像是什么也没有听见。随后，他独自去了空旷无人的延安机场，在那里，他痛痛快快地放声大哭了一场。
晚年的耿飚同志仍时刻关心着军队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农村经济的改革，他通过担任中国农民书法研究会会长，接触了解农民的生活和农村的情况，还为农民书法协会题词“不要忘记农民，要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
耿飚当首长，而大家更把他当作一位慈祥的长辈，因为他没有一点官架子。他喜欢下围棋，把周围的几个年轻的同志都教会了。家中的几位工作人员，几乎都成了他的棋友。他同他们下棋，也关心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成长。
耿飚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自己的时间多了，准备安排一次甘肃之行，重回陇东。他的心里始终装着陇东人民，怀念着我们相遇和结婚的地方。1991年，耿飚和我商量想回庆阳去看看，特别是想在庆阳庆祝我们结婚50周年的纪念。我欣然同意，我也很想念阔别50年的家乡。在7月初的盛夏中，我们又来到当年我所任教的那所学校，来到我们举行婚礼的教室，来到了田家城我们住过的窑洞…
我很激动，50年前的美好情景仍然记忆犹新。
我们住在县招待所，当晚，招待所外人声鼎沸，耿飚叫小女儿耿焱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女儿回来报告说，外边黑压压来了一群老百姓，很多人是来看热闹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来告状的。保卫人员多方劝阻，群众也不肯离开，后来我的亲戚转给我两封告状信。
离开庆阳那天早晨，耿飚接见了县里所有的主要领导同志，到场的还有甘肃省顾委的负责同志。他的心情十分沉重，讲述了一件往事:"50年前，我们385旅在这里驻防时，部队的一个战士，犯了严重损害当地人民群众利益的错误。旅部决定按纪律将这个战士枪毙。当我们在操场上集合了队伍准备执行枪决的时候，来了一大群老百姓，替那个违反纪律的战士求情。我坚持要执行纪律。但是连那个受害女青年的父母也来求情。我决不能允许人民军队的战士欺压百姓，所以仍然坚持执行纪律。这时候受害女青年的父母跪倒在地上向我求情，紧接着一操场的群众全都跪倒，哭着说'共产党都是好人啊!请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吧!’我反复向群众说明我们八路军的纪律，可群众说什么也不起来。最后，我们流着泪接受了群众的要求。”说到这里，他大声激动地说:“现在，我要问问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做错了事，老百姓还会不会替你们求情?”这时全场鸦雀无声，只有他的话音在回荡。
永远的人民战士
耿飚的一生，无论走到哪里，在多高的职位上工作，他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人民群众。
耿飚同志离开我已整整一年了。我们相濡以沫近六十年，度过了无数难忘的日子。在西北的黄土高原，在延水河边，在晋察冀平原，在北欧的冰天雪地中，在南亚的炎热中，在“文革”的狂风暴雨中，在改革开放的新长征中，在八一军旗下……，在记下这些片断回忆的同时，他的音容笑貌仍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坚定、朴实的湖南乡音仍在我耳边回响，“我，永远是人民的战士!”耿飚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我的心在呼唤他的名字，耿飚，你听到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