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建业 | 从考古发现看夏朝初年的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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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夏朝初年的疆域，人们自然会想到《尚书·禹贡》里面的“九州”，这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的范围，基本上涵盖了黄河、长江流域大部地区，冀州往东北方向可能还涉及西辽河流域。不管九州是禹所划，或只是被禹所拥有，其作为夏初疆域，原本是上古史的常识。但自20世纪初期，在一些人的眼中，这常识成了伪史。1921年，胡适在讲演中说，“在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以信的。以后呢？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如《禹贡》这一章书，一般学者都承认是可靠的。据我用历史的眼光看来，也是不可靠的，我敢断定它是伪的。在夏禹时，中国难道竟有这般大的土地么？四部书里边的经、史、子三种，大多是不可靠的。我们总要有疑古的态度才好！”（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东方杂志》第18卷第16期，1921年）在这段话里胡博士用他独特的“历史的眼光”判了《禹贡》死刑，展现了他勇猛疑古和“大胆假设”的风采，唯独没有“小心求证”。求证的工作由他的学生顾颉刚来做。顾颉刚是疑古派的代表人物，他在20世纪30年代创办过《禹贡》半月刊，成立过禹贡学会，他论证提出的《禹贡》作于战国说，从者甚众。但也有其他观点，比如王国维首倡的西周说、郭沫若提出的春秋说等。
春秋时期成书的《左传》里面，魏绛引用《虞人之箴》里的一句话，说“芒芒（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左传·襄公四年》）。春秋时期的青铜器上也有“咸有九州，处禹之堵（土）”（齐叔夷钟）、“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鼐宅禹迹”（秦公簋）等铭文。春秋文献《国语》里的“封崇九山，决汨九川，陂鄣九泽，丰殖九薮，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和《禹贡》的“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基本吻合。再往前看，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公盨上面的“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的铭文，与《禹贡》开篇“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以及《书序》的“禹别九州，随山浚川”，惊人的相似。可见禹画九州以及禹迹故事，在西周、春秋时期早已广为流传，《禹贡》当然不会是战国之世地理学家的作品。不过，西周距离夏初尚有千年之遥，西周时期流传的禹画九州和禹迹故事，到底为夏代史实，还是周人创作？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根据现有文献本身难以对此作出决断。需要依靠考古学，从考古发现中寻找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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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李民和邵望平最早利用考古学资料讨论了禹画九州等问题。
1980年，李民发表《〈禹贡〉与夏史》一文，说“《禹贡》应属后人依据夏代的某些历史素材，加以口耳相传下来的材料，掺杂着后世的某些语言和政治理想而制定的一篇历史文献”。他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也就是王湾三期文化）很可能就是夏王朝早期的文化遗存，而其他龙山时代文化很可能是当时的各“与国”或各氏族部落的文化遗存。“从龙山文化，尤其是它的晚期的地区分布和周围那些所谓的'似龙山文化’的分布区域来看，它与《禹贡》所写的地域范围基本上说是合拍的。”（李民《〈禹贡〉与夏史》，《史学月刊》1980年第2期）李民明确提出龙山时代晚期诸文化地域范围和《禹贡》九州地域范围基本吻合，最早尝试用考古学材料证明《禹贡》与夏的关系，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不过，他虽然承认夏代已有国家，但却认为《禹贡》所说的“贡赋”制度只限于冀州、豫州等中心区域，而不会广及整个九州。换一句话说，他实际上不认为夏朝初年的统治疆域已能及于九州，除冀、豫之外的其他各州不过是夏之盟国（“与国”）。
1989年，邵望平较为详细地论述了黄河、长江流域龙山时代诸文化和《禹贡》九州的对应关系，她说“龙山文化圈恰恰与《禹贡》九州的范围大体相当”，《禹贡》九州篇是“公元前第2000年间的中华两河流域人文地理的实录”，而“远远未能达到战国时期的水平”，“九州”也就并非战国时代的托古假设（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邵望平并不像李民那样明确指认“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为夏代早期文化，她说“考古学的收获还不足以勾勒出'夏有万邦’的'天下’大势”，当然也就不会去讨论九州是否为大禹所划或所有的问题，不涉及夏初疆域问题。
进入21世纪后，朱渊清也将文献和考古结合起来，论述了龙山时代诸文化和《禹贡》九州的对应关系，认为夏禹“由治水获得的最高权力控制了九州”（朱渊清：《禹画九州论》，《古代文明》第5卷，出版社，2003年）。也就是说，他是明确承认《禹贡》九州范围等于夏初疆域的。只是这龙山时代诸文化既然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又为何都属夏朝的文化？仍然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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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考古学上搞清楚夏初疆域，绕不开“禹伐三苗”这个战争事件。
“禹伐三苗”事件以《墨子·非攻（下）》的记载最为详尽：“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其他先秦文献也有类似记载。如古本《竹书记年》：“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似乎是禹乘三苗发生天灾内乱之际突然兴兵讨伐，三苗惨败。从文献描述的日妖宵出、雨血、夏冰、地坼及泉等现象来看，似乎有过傍晚时分的日全食、冰雹甚至地震等。美国学者彭瓞钧在1983年就发表文章提出过日全食的事。20世纪90年代末的“夏商周探源工程”还专门设立了“禹伐三苗综合研究”专题，刘次沅等推算“天再昏”的时间最有可能是在公元前2104年，那当然也可能就是禹伐三苗的大致时间，可备一说。
“禹兴于西羌”（《史记·六国年表》），“禹会诸侯于涂山”（《左传·哀公七年》），传说中禹的足迹西至甘陕、东达江淮，遍及九州。与其寻找禹的活动轨迹，不如探讨夏人的主要分布区。徐旭生分析了七八十条有关夏人活动地域的文献，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晋南豫西（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他1959年调查发现的偃师二里头遗址，现在基本被公认是夏代晚期的都邑所在（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夏初都邑自然也当距离偃师不远，不出晋南豫西的范围才对，再远也应该还在黄河流域吧。“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战国策·魏策》）。徐旭生考证，三苗的这个范围大约在鄱阳湖以西、洞庭湖以东、桐柏山以南，正是江汉平原地区，三苗属于中国上古时期三大集团之一的“苗蛮集团”（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新一版），文物出版社，1985年）。
从考古学上来看，公元前2100年左右的龙山时代前后期之交，在豫中西是王湾三期文化，在江汉平原和豫南等地是范围更为广大的石家河文化。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和夏晚期的二里头文化一脉相承，最有可能是早期夏文化（安金槐《豫西夏代文化初探》，《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2期）。石家河文化则很可能是三苗文化（俞伟超《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文物》1980年第10期）。石家河文化差不多已发现了20处城址，最大的湖北天门石家河古城，有120万平方米以上。数以万计的可能作为祭品的动物形、人形小陶塑，数以万计的可能用于斟酒祭祀的红陶杯，套缸构成的祭祀遗迹等，具有浓厚的地方文化特色。陶塑小人似乎是以麻或布束发，而不见中原地区常见的簪笄，也正好符合“三苗髽首……中国冠笄”（《淮南子·齐俗训》）的记载。墓葬缺乏讲究的棺椁和贵重的玉器等物品，却随葬大量陶器，表现出“重富轻贵”的社会风尚。
公元前2100年以后，王湾三期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之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巨大变化，后期阶段的王湾三期文化突然大规模南下，导致方圆千里的石家河文化覆亡。王湾三期文化不但占据了原来属于石家河文化的豫南、鄂西、鄂北等地，就连江汉平原腹地的文化面貌也变得与其相似，有人因此称江汉平原腹地此后的文化为后石家河文化或肖家屋脊文化。从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延续近千年的20个古城遭到毁弃，曾经盛极一时的红色小陶塑、红陶杯、套缸祭祀设施等基本消失。新出不少瓮棺葬，里面放着一些精美的小件玉器，有些透雕的神兽面纹玉器、冠形玉器等，更早就见于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禹州瓦店、山东临朐西朱封等遗址，显然属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文化因素。这样的剧烈变化，绝不可能是一般性的文化交流和贸易等可以解释，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中原和江汉之间大规模的激烈战争所致，应当对应“禹伐三苗”事件（杨新改、韩建业《禹征三苗探索》，《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最新的考古发现表明，肖家屋脊文化分布到了湖南洞庭湖地区，见于华容七星墩、澧县孙家岗等遗址，可见夏人的影响一直达到了三苗曾经的南部边缘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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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伐三苗之后很快就有了夏王朝的建立，至少河南大部和江汉两湖地区已经归夏统治，“九州”之豫州、荆州就有着落了。但其他各“州”是否确属夏朝管辖，其他龙山时代文化是否也属于夏朝的文化呢？
《古本竹书纪年》有“后稷放帝朱于丹水”的记载。后稷是周人的先祖，钱穆等不少学者认为后稷居地应该在冀州中心晋南地区，晋南现在还有稷山县、稷王山，留下了很多关于后稷的传说。丹朱即陶唐氏尧的儿子，陶唐氏和尧的居地有山东、河北、山西诸说，或许存在一个自东向西迁徙的过程。到尧称“帝”的时候，应该已在晋南。《左传·哀公六年》引《夏书》说：“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说明陶唐氏在冀州。《帝王世纪》记载“帝尧始封于唐，又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这是“尧都平阳”说的出处。按理说尧子丹朱一开始自然也应该在晋南，后来才被流放到豫西南丹水一带。在《尚书》里面，周人先祖后稷是和尧、舜、禹大体同时代的人物。
龙山时代前期，在陕北、内蒙古中南部、晋中北和冀西北的“北方地区”，分布着老虎山文化，有神木石峁等诸多石城址，流行双鋬陶鬲。而在晋西南地区则是以襄汾陶寺古城为中心的陶寺文化，流行陶斝。恰好也是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老虎山文化大规模南下，不但造成了临汾盆地陶寺文化的衰亡和陶寺晚期文化的形成，而且其双鋬鬲、卜骨、细石器镞等因素还渗透到华北和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这样巨大的文化变迁，很可能就是“稷放丹朱”事件的反映 （韩建业《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由此我们知道，至少公元前2100年左右的陶寺文化后期应当属于陶唐氏文化遗存，而老虎山文化和陶寺晚期文化则可能是和后稷相关的人群的遗存。陶寺古城一度曾作为尧都平阳，这也是当代不少学者的看法。
稷放丹朱和禹征三苗的时间如此巧合，让人不由得猜测当时夏禹和后稷之间或许有过某种约定。“稷放丹朱”事件之后，老虎山文化的陶双鋬鬲等因素进入洛阳地区，这一过程中非但并未造成王湾三期文化的衰落，而且可能还助推了“禹伐三苗”的成功。西周时期周人“缵禹之绪”（《诗经·鲁颂·閟宫》）、“陟禹之迹”（《尚书·立政》），自称“我有夏”“我区夏”，以承继夏之绪统为荣，以夏人自居，应当渊源有自。放大一点看，王湾三期文化、陶寺晚期文化、老虎山文化都属于中原龙山文化，同属于中原龙山文化的还有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关中地区的客省庄二期文化、太行山以东的后岗二期文化和雪山二期文化、豫东地区的造律台文化等。这些文化绝大部分都是在仰韶文化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都属于一个文化传统，很可能就是徐旭生所说“华夏集团”的文化。由此推测，黄河上中游地区的雍、冀二州，在夏初也应属于夏朝统治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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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史记》等记载尧舜禅让故事，《竹书纪年》却说“舜囚尧，复偃塞丹朱”。舜囚尧及丹朱，应该和“稷放丹朱”是同一件事，很可能是舜、稷甚至包括禹合谋的结果。其后舜禹禅让也好，还是禹逼舜也罢（《韩非子·说疑》“舜逼尧，禹逼舜”），反正舜和禹之间的权力传递也只是华夏集团内部的事情。
如果说尧都平阳确在陶寺，那么作为继尧而登“帝”位的舜都也理应在陶寺或者附近。《帝王世纪》就说“舜所都也，或言蒲坂，或言平阳及潘者也”。但据徐旭生等考证，舜及其所属有虞氏的原初居地更可能在豫东鲁西南一带，也就是九州之豫州东部到徐州西部一带。周武王就将舜之后分封到陈地淮阳，孟子也说舜是“东夷之人”。李伯谦认为豫东、鲁西南地区龙山时代的造律台类型（现在一般称造律台文化），正是有虞氏的文化遗存。造律台文化本身是在大汶口文化基础上，同时受到王湾三期文化、龙山文化与石家河文化的影响而形成，和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都有密切关系。在豫东、鲁西南、徽北这样一个文化交汇之地，有“涂山”的传说，还在安徽蚌埠发现了禹会遗址，包含丰富的造律台文化遗存，应当不是偶然的事情。看来，徐州一带夏初也可能已属于夏王朝的疆域了。最近获评“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周口时庄遗址，发现了造律台文化末期较大规模的仓储遗迹，被发掘者称为是夏代的“国家粮仓”，自然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造律台文化在公元前2000多年大规模向南扩张，深刻影响到江淮、江浙地区广富林文化、斗鸡台文化等的形成，这或可看作是华夏集团一定程度上管控长江下游地区的证据。当禹继大位之后，长江下游或者扬州成为夏初九州之一，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
《战国策·魏策》记载，“禹攻三苗而东夷之民不起”。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本来关系密切，石家河文化刻有字符的陶尊就源自大汶口文化晚期，更早屈家岭文化的形成也有大汶口文化的贡献。但到禹伐三苗时两者的关系疏远，有虞氏的崛起正好将二者隔开。禹伐三苗以后在江汉地区出土的小件玉器，源头之一就在海岱的龙山文化。推测禹伐三苗的时候，东夷不但不帮助三苗，而且很可能还参与了伐三苗的军事行动。这样一来，龙山文化所在的兖州、青州，在夏初也就有了属于夏朝疆域的理由。
四川、重庆地区属于九州之梁州，龙山时代有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和重庆地区的中坝文化。二者的主要源头是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也受到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影响，龙山后期则明显受到王湾三期文化的冲击，尤以三峡地区看得最清楚。推测夏初夏王朝也可能已经统治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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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献记载中，夏王朝的创建者无疑是夏禹。禹画九州，“王天下”（《韩非子·五蠹》），拥有名义上统治整个天下的广幅王权。但在考古学上，一般认为从二里头文化时期，或者夏代晚期开始，才出现了绝对中心和广幅王权；而龙山后期或者夏代初期多个考古学文化并存，似乎仍然是群雄争霸、“万国林立”的状态。我在写作《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一书的时候，对这一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之间的不吻合现象困惑不解。当时我还说过这样一句话，“龙山后期中原虽具有一定的核心地位，但程度有限；夏朝早中期虽具有一定王权，但也只是雏形王权”。
经过近几年的思考和朋友的指点，我终于想通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不能把考古学文化和国家社会混为一谈。夏朝初年，夏王朝的核心统治区域是豫中西和晋南地区，核心文化应该是王湾三期文化，或者也包括陶寺晚期文化。主体区域是黄河上中游地区的雍、冀、豫、徐诸州，主体文化当为范围广大的中原龙山文化。通过禹征三苗等事件，夏后氏将长江流域或者荆、扬、梁诸州也纳入统治范围，深受中原龙山文化影响的长江流域龙山文化也成为夏王朝文化的组成部分。至于海岱或者兖、青二州，在禹征三苗以前应当已纳入夏的统治范围，该地区的龙山文化也当属于夏王朝的文化。可见，《尚书·禹贡》《史记·夏本纪》等文献所记夏初历史应当基本属实，“九州”确可基本等同于夏初疆域。也就是说，从夏禹伊始夏王就对中国大部地区实行统治，夏初中国已进入较为成熟的国家阶段或者“王国”文明时代，而不必等到夏代晚期或者二里头时代。
左：本文作者韩建业先生，右：韩建业著《走近五帝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