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物·2020年11月师友赠书录（三）韦力撰
《玉虹万千：宁波古桥的田野调查与研究》，朱永宁著
宁波出版社202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为宁波文史专家水银先生所赠，想来他知道我喜爱田野调查，故赠此书给我。然而收到不久，水银在微信中告诉我说，快递公司把收件人搞错了，给我题款的一本转寄给了他人，因此我之所得并未题款。这种事我也干过，于是请水银兄给我一个地址，以便把这本书寄给原本的收件人。水银兄称不必如此费事，他让我把那本书送给喜欢的朋友，待其收到回寄之书时，再给我寄来。经过这样小小的周折，十天后，我又收到了这本书，同时尊水银之嘱，我把先得的那一本寄给了一位爱好古桥的朋友。
本书小八开，精装，全彩印刷，拍摄角度之佳，印刷质量之高，均为同类书中的上乘，书内所拍照片令我数次观摩，叹羡于拍摄者选择的角度之佳。其中有一张照片，用了满幅图，桥的画面仅占了整幅的二十分之一，看上去更像是在拍瀑布，桥成为了这幅图的配角，该图标明是1997年所拍，那时还没有流行无人机，我一直在琢磨，摄影者是站在哪里拍出这样宏大的场景。
为什么单写宁波的古桥，作者在前言中首先介绍了宁波地区的地理环境，原来这里的平均海拔不到十米，并且有鄞江、奉化江、姚江等重要水系，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较大，如此的自然环境，使得宁波地区桥梁众多，并且各种桥型并存，这乃是作者能够找到许多古桥的客观条件。
对于桥的历史发明问题，作者朱永宁谈到了宁波河姆渡遗址距今有7000年，它代表的是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那个时代是否建有桥梁，今日找不到实物证据，但是河姆渡遗址考古发现了干栏式建筑遗址，以及带有榫卯的木梁柱构件，同时还发现有藤蔑类圈箍，按照茅以升主编的《中国古桥技术史》中认为，具备这些技术就能够造出木梁木柱桥。
但是朱永宁在前言中提及，根据史书记载，唐开元二十六年，慈城城内建有骢马桥，南宋《四明志》载，当地有桥梁三十六座，宁波地区现存最早的古桥为南宋时所建。朱永宁谈及他从1998年开始实地勘查宁波当地的古桥，总计找到了1100余座，他在该书的《跋》中又称，这二十年来，亲睹无数古桥的消失，为此深感惋惜。我得到此书的时候，正赶上十几年以来南方最严重的洪水灾害，从微信中看到，数座有几百年历史的古桥被洪水彻底冲毁，这些现实场景让我看到后，有种说不出的纠心，也让我更加觉得朱永宁编纂此书的重要性。
朱先生也认为，拱桥的交通作用功能于今而言已经很低，它的重要性是凝结着重要的历史和先人的智慧，这也是朱先生长期访桥的原因。他说让古桥永存的办法，就是采用图文结合的形式，出版一部《宁波古桥全编》，但考虑到卷帙浩繁，故先成此书。按他的说法，这部书乃是《全编》的总纲。
这部专著乃是根据《中国古桥技术史》的归纳方法，把宁波古桥归纳为梁、拱、浮、索四种类型，故本书的第一章讲述的乃是石梁桥。作者说，石梁桥是平原地区最普遍的桥型，在宁波地区几乎村村都有，桥型分单孔和多孔两类，其中以单孔桥最为普遍。作者介绍说，单孔石桥，桥台很高，看上去特别像一个板凳，这种桥大多有实心栏板，栏板的高度与板凳相仿，所以当地人称其为“矮凳桥”，很多人喜欢坐在桥栏上歇息纳凉，而朱永宁所拍板凳桥，其中有两张就是特意拍下村民坐在桥栏上聊天的场景，可见作者在拍桥的时候会考虑到以人作为道具来衬托照片的主题。
本书中专有廊桥一节，作者讲到人类最早的桥梁是“彴”，根据《广韵》所解，彴是“横木渡水也”，说明人类最早的桥梁是独木桥，后来发展成为了多木并架。木梁桥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石梁桥，其最大优点乃是木材容易采集，但是木梁桥的致命缺点是木材容易腐烂，桥梁寿命短。作者谈到，北方早期的桥梁多是木梁桥，人们防止腐烂的办法，乃是在桥面上先铺一层枋板，再在上面夯半米厚的白灰三合土，之后再在上面铺石板桥面，以此来防止木梁被腐蚀，但是这种作法在南方却不行，因为南方雨水多湿度大，因此防止桥梁受雨水浸蚀的办法，就是在木梁上建屋以保护，这就是廊桥的来由。
作者的这番讲述颠覆了我以往的概念，我原本以为，建廊桥是为了方便行人躲避风雨或者歇脚之用，看来后两者只是廊桥的附属功能。也许是《廊桥遗梦》的影响，爱情故事也成了廊桥的附加物，电影主角因为拍廊桥而有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这是羡慕死人的艳遇。但细想故事情节，那样的小场景和小制作，竟然能拍出强有力的人性张力，人类复杂的情感被两位演员表现的淋漓尽致，甚至让我忽略了那个廊桥的式样。想来有多少种情感，就有多少种古桥，朱永宁的这部书拍的是古桥，但让我读来感受最多的，是他对每一座古桥所呈现出的情感。
《章太炎家书》，张钰翰编注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为作者张钰翰先生所赠。关于为什么要编注这样一部书，他在后记中谈到乃是缘于编辑《章太炎全集·书信集》时，他在读这些书信，发现了原来认识之外的章太炎形象。在各种介绍中，章太炎主要是一位革命家和国学大师，这种形象让普通人望而生畏，张先生在前言中却说：“但实际上，章太炎并不是一个板起面孔、严肃端坐的'腐儒’，也不是一个不通人情、不讲道理的'疯子’，而是一个有真性情的活生生的'人’！这一点，其实是以往我们认识或者研究历史人物时容易忽略的。”
张先生谈到传说中的章太炎在报纸上公开征婚之事，比如择偶条件的前三条为：“一、以湖北籍女子为限；二、须文理清顺（能作短篇）；三、大家闺秀。”张钰翰说，这个故事流传甚广，但很难查到原始出处，然从章太炎后来与汤国梨结婚来看，第一条就不符合要求。但章太炎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要求，张钰翰猜测可能是当时章太炎正在武昌，“而武昌又是首义之区，革命之火的燃烧地，所以便有了这样一种显示章太炎'革命性’的传言。”
确如张钰翰所言，汤国梨不是湖北人，她在晚年曾详细谈到与章太炎的成婚经过，明确说：“我是浙江吴兴乌镇人。”她还讲到了章太炎不符合一般女青年的择偶条件：“一是其貌不扬，二是年龄太大（比我长十五岁），三是很穷。”但显然汤国梨不属于一般的女青年，她说：“可是他为了革命，在清王朝统治时即剪辫示绝，以后为革命坐牢，办《民报》宣传革命，其精神骨气与渊博的学问却非庸庸碌碌者所可企及。我想婚后可以在学问上随时向他讨教，便同意了婚事。”
汤国梨的境界果然不凡，而她与章太炎的婚礼同样不凡。张钰翰在序中转录了《神州丛报》第一卷第一册对此事的记载，他们在著名的哈同花园结婚，由蔡元培证婚，孙中山、黄克强等两千多人参加了婚礼。这么庞大的婚礼，竟然被称为“文明婚礼”，以今天的标准看来，够得上铺张浪费。
本书中收有章太炎写给汤国梨的99封信，大多是他在北京时所写。两人举办婚礼后不久，章太炎冒险进京，主持共和党事务，希望通过国会选举总统等活动来促成总统改选。章太炎原本计划20天后返家，未成想滞留在京达三年之久，原因乃是章太炎进京后，为袁世凯及其党羽深忌，受到监视。1913年8月18日的《民立报》载：“章太炎前日到京，大为袁世凯所注目，赵秉钧派四巡警出入监视。”而后章又遭到人身攻击，该报同年8月23日又载：“梁士诒因章太炎首斥其奸，目为四凶之一，切齿愤恨，日与赵秉钧、王赓聚议倾陷之策，闻将捏造证据，置章于死。”
事情出章太炎意料之外，然他还可以与汤国梨通信联系。1914年4月9日，他给汤所写的信中谈到了被软禁在龙泉寺的情况：“吾自二月十七日迁龙泉寺，仍被长褂巡警监视，信亦不能寄去，因是默默耳。近惟以数册破书消遣，而数见不鲜，亦颇厌倦矣。身体无恙，惟一人独处，思虑恒多，夜至两点钟后方能熟眠，有时竟至天亮，早起则在两点前后矣。”
从此信中可看出章太炎也很忧虑，竟然连书都看不进去，夜里失眠，他想通过坐禅来去掉思虑，但没有作用。他在此信中谈到了家中所藏的医书：“家中颇有医书二三十部，皆宋、明精本，数年搜求，远及日本而后得之，望为我保持也。”章家有学医的传统，没想到竟然还有宋版医书在，可惜信中没有列出书名和版本。
此后一个月，章又给汤写了一封信，张钰翰在该信的解说中称：“此信作于1914年5月23日，为章太炎之绝命书。被禁于龙泉寺3个月，因不愿接受袁世凯的招揽，财用将尽，遂决意绝食自尽。在'临终’之前，特致信夫人作为'遗嘱’。”章给汤寄去了一件绣有“汉”字的衣服，作为临别纪念，且在信中称：“吾虽陨毙，魂魄当在斯衣也。”而后感慨说：“不死于清廷购铺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后，又何言哉！”同时他说：“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其对传统文化担当之情溢于言表，但同样可以感受到章太炎的视死如归。
而在下一封给汤国梨的信中，章又说：“槁饿半月，仅食四餐，而竟不能就毙。盖情想不断，虽绝食亦无死法。”章太炎从6月1日开始绝食，到6月16日，期间他吃了四顿饭，所以求死不得，于是他打消了自尽的念头，在朋友的安排下住进医院调养身体，同时考虑长期定居北京，故章太炎希望汤国梨见信后启程来京，陪伴左右。但汤国梨在回信时却没有同意章的建议，期间情况颇为复杂，但由此也可看出汤国梨有她的考量。
对于这件事，张钰翰的解读是：“汤国梨则以为，自己进京则落入了袁世凯的圈套，因为那样袁世凯就可以想办法毒害太炎，而借自己之口宣称太炎病死，随后再将自己暗害。所以，自己一日不进京，袁世凯便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且自己可在外向友人求援、向舆论借力，就能保太炎一日之平安。”
总之，通过对家书的解读，可以了解到章太炎的一些真实处境，看来社会上对当年袁世凯软禁章太炎的解读太过简单了。而我的眼光更为狭窄，更多的是关注他的藏书情况。张钰翰在家信之后附有《章太炎遗嘱》等几文，遗嘱中涉及书的有两条，其一为：
余所有书籍，虽未精美，亦略足备用，其中明版书十余部，且弗轻视，两男能读则读之，不能读，亦不可任其蠹坏。当知此在今日，不过值数千金，逮子孙欲得是书，虽挥斥万金而不足矣。
可见章太炎颇看重家中的藏书，他专门谈到有十几部明版书，嘱咐两个儿子要仔细保存。奇怪的是，这里未谈到他家所藏的宋版医书。遗嘱中与书有关的第二条则是谈到自己的《章氏丛书》，章太炎特地点明该书家藏“连史、官堆各一部”，看来他也在意自著本用不同的纸张来刷印。而今市面所见的该书基本上都是用官堆纸刷印的，上好连史纸所刷者，我一部也未见过。
《侘寂：致艺术家、设计师、诗人和哲学家》，（美）雷纳德·科伦著，谷泉译
新星出版社2019年6月第1版2019年7月第2次印刷
9月28日，新经典公司的赵丽苗老师请来了摄影师朱朝晖先生到寒斋去拍摄书影，一同前来的还有周晨先生和林妮娜女史。聊天中得知朱先生也是位爱书人，可能是聊得投机，拍摄完毕后他拿出几本《侘寂》分赠我等，然未成想，另三位均已有此书，原来该书还是朱先生的小众社与读库合作出版的。赵丽苗和林妮娜很高兴地聊起了对于此书的感受。林老师告诉我，《侘寂》颇受年青人喜爱，很多人在茶桌旁都会摆上一册。闻其所言，让我觉得惭愧，因为此前我对该书完全不知。
此书64开平装，书口三面涂灰，书封下深灰，上淡灰，果然简洁无比，书内附有一些整页的插图，正文的字号也大于惯常见到的小精装，只是小注的文字太小，看上去颇为费眼。
本书的第一张插图乃是破烂木门的右下角，图注为：“一个侘寂范例。Bombay咖啡馆和大仓杂货店（东京代官山）的外立面（局部），由漂流木、再生板材、瓦楞金属板和灰泥构成。”我对这张图看了足足十分钟，没有品出何为侘寂，翻到本书的引言，其第一句的解释就是：“侘寂，乃事物一种未满、无常、残缺之美。它适度、谦逊，同时远离世俗。”
返过来再看那张图，大致明白了侘寂为何物。以我的理解，侘寂乃是一种感觉，引言中还说，侘寂跟日本茶道关联已久，小注中则讲到了本书谈到的美学一词的概念。作者说：“我觉得一种无处不在的圆滑、甜腻、公司风格的美，正让美国社会变得麻木不仁。侘寂，深邃、多维、莫辨，恰是一剂对症的解药。”
侘寂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美，作者给出了这样的定义：
在我们脑海里，侘寂，是最夺目，也最能够代表日本的传统之美。它在日本美学中占据的位置，宛如希腊美与完美的理念，在西方世界中占据的位置。侘寂，广义上，是一种生活方式，狭义上，则是一种美的特定形式。
显然这种解释难以把握，作者又解释了这两个字的不同：“侘”是指离群索居，远离社会，由此而带给人以灰心、消沉和惨淡的情绪，“寂”字则是冷峻、清癯之意，也可以解释为干涸，在14世纪，这两个字发展出正面的美学价值。
为了能让读者理解侘寂和现代主义的区别，作者以列表的方式进行对比，比如侘寂独一无二、并且善变，现代主义则是大量生产和标准化，前者针对当下，后者面向未来，前者让人适应自然，后者让人适应机器，前者外面粗糙，后面外表光滑。如果以物体来作比喻，侘寂像是碗，形态自由，是敞口的，而现代主义则像盒子，是直线的、精准的、可容纳的，因此侘寂是温暖的，而现代主义是酷的。
但是最后的这一点，却与我刚刚理解的侘寂二字有着较大差异，毕竟侘和寂更像是酷的，看来这两个字组合成一个词，其含意就和原来相反了。
但是，作者又说：
侘寂，是对生命幻灭的赏析。夏日繁茂的树木，到了冬天，枝杈横伸。华厦倾覆，只剩下杂草与青苔。侘寂，迫使我们注视自己的死亡，以及由此而来的孤独与悲伤。
作者又举出了日本茶圣千利休再三重复藤原定家的短歌，以此来描绘侘寂的氛围：
茫茫四顾，
花死，叶亡。
苫屋在这岸边，
独立暮光秋色。
读此短歌，我无论如何品不出温暖，看来我想达到侘寂的境界，还需要加倍努力。
本书译者谷泉写了一篇长长的后记，文中讲到了16世纪茶道横空出世，以千利休为代表的茶人，演绎出茶道简朴的审美系统。谷泉认为其核心乃是“由人定意物”，原本金璧辉煌的茶室转身变成了陋室的模样，但朴实无华不代表廉价，因为在国际大都市的中心建造一所草房子，造价很可能是旁边豪华建筑的数倍。总之，侘寂的体验方式之一是至简。谷泉给出了如此形像的比喻：“这有点像现在的电脑、手机等等——明明是集信息之大成，偏偏以一片薄屏呈现。”
看来达到侘寂的境界，既艰难又很容易，侘寂中包含了禅味，谷泉说：“卸下物的羁绊，只剩下了禅。”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草目》，孙贯文编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2020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为三晋出版社赵亮亮先生所赠，赵兄在来信中说，本书是原晋老师嘱其转寄者。三晋出版社原为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过一系列有价值的古籍文献，原晋先生原任太原古籍书店经理，同时也在三晋出版社任职，为此策划了一系列重头学术著作。
由《出版说明》得知，2016年，孙贯文先生的高足古代石刻研究专家赵超先生将该书稿交付三晋出版社出版，故本书前有赵超所撰《孙贯文先生的金石研究》一文，从该文了解到，孙贯文先生的父亲是辛亥革命元老孙丹林，他自幼受传统国学熏陶，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后在该校任教，抗战时期孙贯文流亡西南，先后任教于成都金华大学和华西大学。抗战胜利后，孙先生回到北京，进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在北大讲授古代石刻与古文字课程，同时整理石刻拓片，后来“孙先生长期钻研金石版本、古代铭刻等学术，对古代石刻尤为精通，是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国古代石刻研究专家。因'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致疾，被迫提前退休。”
对于北大所藏金石拓片的数量以及主要来源，赵超先生于文中介绍道：“尤其是所藏金石拓本，数量巨大，在国内位居前茅，可与国家图书馆相媲美。这些收藏除北京大学历年购置者外，还包含了著名金石收藏家缪荃孙艺风堂、张仁蠡柳风堂、张钫千唐志斋及北京庙宇石刻等多处专藏，叫数量达两万多种。”而后，赵超谈到了孙贯文先生撰写的该草目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容，他认为该草目超过了同时代的作品：
近几十年来，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大型图书馆都在持续进行着有关工作，并取得了很大成果。但是，就其编辑体例与内容来说，却都不能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草目》这部诞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未刊著作相比。现有的图书馆藏石目录都是就藏品所作的登记目录，很少涉及拓本内容与历代著录研究情况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草》则不仅是一部比较完备的石刻目录，而且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但是，该《草目》限于当时条件只刊印了油印本，并且刊印工作没有最终完成，故刊印部分只是汉代到唐代，唐代末期与宋元部分尚未完成付印。即使如此，该油印本仍然大受使用者欢迎，当年徐苹芳先生任中科院考古所所长时，曾想将该油印本作为考古学专刊单独出版，并命孙贯文先生的学生赵超整理成定稿，但由于当时出版困难，该出版计划未能如愿，后来只是将《草目》在《考古学集刊》上陆续刊出。本次三晋出版社所出此书，则是《草目》第一次结集出版，同时赵超将孙贯文先生的另外五篇论文附在了此书之后。
对于孙先生编纂此书所下的工夫，赵超于文中说：“论据充足是研究立论的根本，这需要付出大量时间精力去做艰苦繁琐的资料研究工作，在没有电脑技术，全凭个人阅读与记忆进行学术研究的时代，这种考证功底表现出孙先生超人的记忆力与深厚的学术功力，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
同时，赵超先生认为本书代表了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随着新技术时代的来临，这种严谨深入、巨细无遗的考证方法在如今学界已经十分罕见。代之兴起的是夸夸其谈、随意解释资料，杜撰一些所谓理论，追逐大而空的无用课题的风气。实际上这是只图便利、不求其解、哗众取宠的学风甚嚣尘上的结果。不客气地说，这是一种学术的堕落。”
翻阅厚厚的两册大书，仅其标注的引用书名简称就达22页之多，孙先生所下工夫之深，确实令人叹服。本书正文的第一页是从汉代标起，但不知什么原因，本书前所附第一张拓片却是明拓本的《泰山刻石》，既然本书没有著录汉代以前的刻石，不知为什么要出此图，且本书前的附图除了孙贯文先生的几张照片外，仅附有四张拓片。
其实流传后世的汉以前刻石仅几种而已，一并编入本目想来更省事。如果将汉以前的刻石单独出一目录，显然没有几页。
孙贯文先生在著录馆藏拓片时，还会谈到原石的一些掌故。比如《裴岑立海祠刻石》，孙先生先注明该碑又名“裴岑纪功碑”，同时注出刻石的字体为隶书，而后注明刻石时间为永和二年八月，接着写道此刻石所藏之地：“新疆镇西城北二百余步关帝庙内。磨班超纪功碑刻文其上。王国维考为裴遵。”接下来又引用了多人对于该碑的著录，比如钱载说：“雍正七年岳钟琪获于石人子，庋之幕府，十三年撤师，移置关帝庙西阶下。”《啸亭杂录》卷十称：“乾隆中，大臣收复西藏、乌鲁木齐。筑城郭时掘得汉裴岑破呼延碑。” 祁韵士在《西域释地》中则称：“碑立于巴里坤东一百五十里之松树塘岭。”
一块刻石竟然有这么多不同的说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孙先生又在文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有摹刻本，乾隆庚寅新疆游击刘存本在济西，长洲顾文铁本在济宁，乾隆五十一年申兆定本在西安碑林。孔未明摹刻本有1923年艺苑真赏社影印本。同治十二年攀古楼汉石纪存双钩本。”
读到这段话即可了解到，原来该刻石有多个翻刻本。近三十年来，我在市场上看到过近十张整拓本，但几乎没有看到过同样的两张，这些说明该碑翻刻本之多。孙先生在著录之后，又一一标明有哪些古籍文献著录了裴岑纪功碑，从这个角度而言，该书乃是一部查阅古代刻石的极为实用的工具书，难怪前人对此目的油印本如此之重视。而今三晋出版社能将该书出版，这将给研究者提供许多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