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兴华 | 于右任晚年背离了书法艺术精神

于右任(1879-1964) 草书彭端淑句

他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四大原则，倡导“标准草书”运动。追溯20世纪的中国书法，早期，碑学走向成熟；晚期，强调书体创新。而在这两个时期中，于右任始终是一位备受关注的风云大家。

沃兴华在《论于右任书法》一文中讲道：“早期，他是积极的实践者，开创了重、拙、大兼而有之的风格面貌，受到普遍的赞誉和推崇；晚期，他是主要的影响者，作为变法创新的榜样，作品被许多书法家和爱好者借鉴学习。”

然而，就其书法发展，沃认为，于右任的书法艺术分三个阶段：帖学、碑学和草书。再进一步讲，即是于右任中晚年首创的“标准草书”。

于右任(1879-1964) 草书《咏怀》

翻阅陈墨石(中国书画家协会副主席)为于所著的《于右任年谱》可见， “先生自十岁起，临帖至今未间断，功底扎实，书艺大增。此期间专写北魏碑帖，尤以写何绍基临《张黑女墓志》极为神似。”

据沃兴华考证，从于有年款的最早作品《延长感事》名款来分析，其名字“右任”，与1921年名款写法已不同。翻看其1921年所书行书联《与明钦联》明显可见，“右”撇比横长，“任”已连写。“强调纵势与纵向连贯，属于帖学特征。”

沃认为，这时，于的书体风格用笔放逸，结体开张，章法上大大小小，参差错落，磊落跌宕。他还进一步分析：“根据字如其人的说法来看，于早年以'半哭半笑’为斋室名，后又奔走革命，出生入死，自称'江湖侠士’,逞强使气的书风，如实反映他当年的精神面貌。”

在跟随孙中山先生投身革命后，于对北魏碑志书法有了更深的认知。钟明善在《于右任的书法艺术》中说，“他(于)曾告诉友人，孙总理提倡魏碑，他也提倡，因为魏碑有'尚武’精神。尤喜欢粗犷豪放有'尚武’精神，甚至有几分野气的北魏碑志书法。”

于右任(1879-1964) 草书节录古语

“然而，帖学与碑学，风格面貌和创作方法完全不同，要实现这种转变，不是一件易事。”沃兴华指出，中国书法史上有一个现象，大凡志士仁人、文化精英，遭受挫折时都会亲近书法，以书法来排遣愁闷，疗治精神创伤，于右任也逃不出这种宿命。

1918年至1922年，于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与北洋军阀作战，悲观之际，他开始学碑法。访碑，临碑，则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由于古都陕西历史悠久，文化深厚，汉魏六朝石刻随处可见，促使他的书风向碑学转变。

1921年间，据《于右任年谱》记载，“先生开始购置碑石墓志。”1924年至1927年间，于写了很多墓志作品。而《总理遗嘱》是他从魏碑走出贴学(楷书)的代表之作，书风跌宕独具的个人风格逐步形成。

为了表现金石气息，于在用笔上追求纵横挥洒，自然跌宕。一如他所言：“起笔不停滞，落笔不作势，纯任自然。”几经探寻，1928年后，其新的书体被创新出来。

对此，沃兴华点评：“清以来，帖学大坏，碑学兴起，经过赵子谦、康有为等人在结体上横向取势，左右拓展字形，恢弘博大初现。而到于右任手中，他在前人基础上，又强调体势与结构造型，因不稳而产生拙朴的趣味，标志着清初逐渐兴起的碑学到此臻于极致。”

于右任(1879-1964) 草书孔子语

1932年是于书法发展的又一转折期，沃兴华指出，有三件标志性的大事。一是《右任墨缘》出版，汇集了碑版行书的代表作品；二是，于认识王世镗(1868-1933年，天津人，著名章草书法家)兴趣从行书转向草书；三是，成立标准草书社，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四大原则，倡导“标准草书”运动。

从于1938年所书《文天祥<正气歌>》(六屏)可见，以标准草书写之，线条流畅，字形简约，结体开阔，从横势变纵势，是他的典型代表书作之一。应该说，1932年至1949年，于右任的草书因为有这种追求而没有完全标准化，表现出一种强力的探索勇气、精进的发展势头和蓬蓬勃勃的生命气象。沃兴华认为。然而，随着1949年，于右任到了台湾后，晚年书法的艺术遗憾亦随之而来。

晚年选择上偏向于章草，并认为它有“三长”，而这三长恰恰都是违背书法艺术精神的于生前最后一任秘书胡恒先生说：“自1949年先生到了台湾后，直至先生仙逝为止，其书法再无太大变化了。”而后人在评定标准草书方面，争议亦未有停歇。

姜寿田认为，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中国书坛一直为沈尹默(1883年-1971年，浙江吴兴人。以书法闻名，民国初年，书坛就有“南沈北于”之称。)海派帖学所笼罩，碑学已被全面遮蔽。而于右任的碑草书及轰轰烈烈的标准草书运动几乎被历史忘却。

于右任(1879-1964) 行书五言联

于首创的“标准草书”，虽是站在极高的审美观来选定的“标准符号”，对于后学者在入门上难度降低，变得“有章可循”。

但为何于的创新书体会落寞？沃兴华认为，晚年身在台湾，于的草书局限在了标准草书之内，即选择上偏向于章草，并认为它有“三长”(利用符号，一长也；字字独立，二长也；一字万同，三长也。)而这三长恰恰都是违背书法艺术精神的。

如何理解用祝枝山(明代四杰之一)所言解释或更贴切：“情有轻重，则字之敛疏险丽，亦有浅深，变化无穷。”而于偏好于三长，或是给自己无形中定了个框。

于右任(1879-1964) 草书七言联

这一遗憾，于右任在暮年时分也是深深自知。1963年，他说：“延涛(刘延涛，1908—2001年，著名书画家、书法理论家)作我的年谱已成，我后段太不争气，年谱不生色，为世人所轻。”

姜寿田亦有言，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也与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具有密切的关系。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他认为是于老远离大陆，偏居台岛一隅，对现代书坛失去影响力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