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兰芳：山村花鼓戏

山村花鼓戏

杨兰芳

我上小学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那时候的农村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经济状况逐渐好转。当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基本满足以后，便开始追求精神方面的满足，我们村的花鼓戏就是在那一段时间开始火热起来的。

那几年，每逢正月初八到元宵节这些天，年初的拜年活动基本结束，农业生产尚未开始，村民们都比较空闲，村上的热心人就商量着请戏班子来演花鼓戏。花鼓戏或者电影本来只能逢庆贺大寿或建房圆垛这类喜事时才有得看，但我们村那几年唱的花鼓戏纯属图个热闹，用我们当地的方言来说就是凑钱看把戏，由村里几户家境富裕的村民自发组织，他们负责出戏班子的费用，戏班子的吃住则由村民轮流义务招待，当然都是事先商量好，家庭条件特别困难的，就不要承担这份义务。

记得我家就招待过戏班子成员吃饭，我奶奶显得特别热情，把他们视为尊贵的客人，招待上往往倾囊以待。奶奶本来非常喜欢看花鼓戏，但她为了做那几顿饭，往往戏没看完就匆匆回家去准备，她从自家的菜地里摘回新鲜的白菜苔，从二楼的坛子里拿出油豆腐、年庚肉、猪血丸子，做出八到十道菜，另外还备了自家酿的米酒，恭恭敬敬地等待客人的到来，客人到之前绝对不允许我们先动筷子。等客人们来了，爷爷非常客气地请他们入座，我们小孩子只能站着吃，但我们心里还是挺高兴，因为来客了有好菜吃，而且哪怕做错了事也不会挨骂。一顿饭热热闹闹的，我明显地感觉到客人们对我们家的招待非常满意。

戏台很简单，就是一个村民家的平房顶，平房约一个人高，房顶是平整的水泥平台，再在平台上扎一个高高木棚子，棚顶上和侧面用竹簟遮盖。戏台后面连着住房，演员在那房间里化妆，出一道门就上了戏台。戏台后方摆着一张八仙桌，上面放着各种乐器，有唢呐、二胡等等，那些伴奏的人就坐在八仙桌旁或者戏台两侧。平房前面是一个空阔的禾场坪，那是观众区。

花鼓戏一般唱三到五天，每天上午、下午、晚上演三场，剧目有《刘海砍樵》、《五女拜寿》、《韩湘子化斋》等等。唱戏之前，锣、鼓、钹等响器先闹起来，当当嘣嘣咣，好像在催促观众，戏就要开始了，大家快过来，等观众陆陆续续落位，戏才开始上演。具体情节已不记得了，只影约记得个别剧中的人物形像，如头戴银冠的大花脸，眼睛似铜铃，后背插着许多面三角形的旗帜，像翅膀一样，样子挺吓人，说起话来声音大如雷，走起路来似一阵风；面容姣好的花旦舞动长袖，波浪一般，咿咿呀呀地唱着，情至浓处，声泪俱下，梨花带雨；丑角的鼻子上涂着一块白色的颜料，胡须往上卷翘，身穿马衣马裤，头戴小毡帽，举手投足往往惹得观众哄堂大笑。

最爱看花鼓戏的是中老年人，他们早早搬着长长短短的板凳，占据着戏台前面最好的位置，俗话说：“唱戏的是癫子，看戏的是懵子”。他们看得如痴如醉，当看到剧中人物落难时，一些观众也眼泪双流，不时撩起衣襟抹眼泪。散戏后，走在回家的路上，他们还在热切地讨论不停。

戏场上的青年人总是衣着光鲜，他们往往醉翁之意不在戏，而在人。男青年往往在看哪个女青年长得更靓，女青年也在看哪个男青年长得更俊。有的不知不觉靠近了，悄悄地谈起了恋爱，这花鼓戏变成了成就他们姻缘的好平台，甚至有一些人打起了年轻演员的主意，记得当地锰矿厂一个小伙子看中了一个未婚女演员，便托媒婆牵线，他们第二次见面时，矿上一些男青年恶作剧，把他们俩锁在小伙子的宿舍里，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开门，结果这桩婚姻竟然成了。

小孩子们没有谁喜欢看那一句话唱得半天的花鼓戏，都围在戏场边追跑打闹。商贩们用箩筐挑着小商品在戏场里叫卖，主要是卖吃的，比如：瓜子、红薯片、烧饼、甘蔗等等，吸引着小孩子们围了一圈又一圈。一些小孩子跑到父母或爷爷奶奶身边去要钱，不给就哼哼唧唧的，没完没了，大人们心烦了，大多会从袋子里摸出三五角钱给小孩子，有的管你怎么闹也不给，拿了钱的小孩便飞似的跑到小商贩面前去买东西去了，要么买一个烧饼，要么买一截甘蔗，要么买一杯瓜子，津津有味地吃着，没有买的小孩子围在摊子旁边眼巴巴地看着，不断吞咽着口水，过一会又去纠缠着父母要钱，成功拿到钱后，就轮到他们眉飞色舞了。

看戏的大部分都是本村人，外村来的人也不少，一些村民把自己的亲戚邀请来看戏，近一点的吃个中饭当天就回去了，远一点的直到把戏看完才回去，花鼓戏成了我们村里的盛会。那些日子，村民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走起路来脚底生风，孩子们成天呼朋引伴，陌生人川流不息，引得鸡鸣狗叫，整个村子都沸腾了。

我读初中以后，村里的花鼓戏不知什么原因停了下来，直到现在再也没有上演过。每当我回到村里，望着当年的戏台，内心就会生发出无限的感慨，一种事物在它消失之前，我们并不觉得它怎么样，但当它真正消失以后，我们却非常想念它。

【作者简介】杨兰芳，男性公民，邵东市信访局干部，邵东市作家协会会员。有散文、诗歌作品在《新湘评论》《邵阳日报》等报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