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字
原从“刀”，从“井”；“井”也表声。古时候为了维护取水的老百姓的秩序，避免纷争，派人持刀在井边守卫。“刑”的本义“惩治”。引申为“法律”。《论语》：“刀之以政，齐之以刑”。
《说文》罚辠也，国之刑罚也。从井刀，刀守井，飮之人入井，陷于川，守之割其情也。《韵会》复古篇云:刑从刀开声，刭也。刑从刀井，刑法也。今经史皆通作刑。
井，既是声旁也是形旁，表示“井”形的木枷。刑，金文
（“井”中加一点，表示套在头上的木枷）
（刀，刑具），表示戴着木枷受刑。有的金文
省去“井”
中的一点。篆文
误将金文字形中的的“井”
写成“开”
。造字本义：动词，用刀砍杀披枷戴锁的罪人。隶化后楷书
将篆文字形中的
写成
，将篆文字形中的“刀”
写成“立刀旁”
。
范坚论刑
东晋成帝时，有个叫邵广的人犯了罪，按照当时的法律，应当处以死刑。邵广的两个儿子邵宗、邵云请求：情愿没人官府做奴仆，以赎父亲一命。在极力推崇“忠孝”的封建社会中，出现了这样的“孝子”，实在是一件大事，连廷尉也不敢作主，只得将经过奏明皇上，恭请“圣断”。
晋成帝召集百官商议，许多官员都认为：将邵广改为徒刑，罚做苦役，两个儿子没为官奴。这个处置足以惩罚他的罪愆了。法外开恩，减免邵广死罪，还可使老百姓感激大晋朝的仁德，为国尽忠，在家尽孝。再说，这是一个特殊情况，不会形成一个长久的制度。
宰相范坚反对这种论调，驳斥道：“判刑是为了使人不触犯刑律，处死是为了使人不犯死罪。法律是国家的大典，怎能轻易改动？今天如果允准邵宗兄弟的请求，宽宥了邵广，以后但凡父亲犯了死罪，儿子若不求抵赎，岂不要被视为不孝？诸位说下不为例，不会形成长久制度。试问，做儿子的，谁不爱父亲？今天允准了邵宗兄弟，以后的孝子们不得为例，他们岂不要怨恨朝廷？这不是施一恩于今天，而开万怨于后日吗？”
晋成帝连连点头，当即传旨：“国法不可亏，依律核处邵广死刑。
中国刑法的墨、劓、宫、刖、大辟，它们分别是什么？
分别是：
1、墨：就是在面部、耳后、颈项、手臂上刺刻后涂以墨的刑罚，是最轻的刑罚。战国时秦称为黥刑，广泛适用，并与其他刑罚相结合。汉文帝废肉刑时，黥刑被废。魏晋南北朝时期间或使用，到梁武帝时期再度被废。隋唐无此制。五代后改称刺字，并与流刑结合使用，称为刺配，沿用至清。
2、劓：割掉鼻子的刑罚，重于墨刑。这个刑罚起源于夏，周代广泛适用。战国及秦时与其他刑罚结合使用。汉初亦沿用劓刑。汉文帝除肉刑，以笞刑代替劓刑。但直至南北朝时，劓刑尚间或使用。隋以后不见于刑典，只有金国早期对于犯重罪的赎刑者，仍要割掉鼻子或耳朵，以别于一般平民。
3、刖：就是断足，也称剕刑。重于劓刑。春秋战国时普遍施用。齐国因受刖刑者多，曾出现「屦贱踊贵」现象，踊就是刖足者穿的鞋。秦及汉初，罪重者斩右趾，罪轻者斩左趾。汉文帝时期改刖左趾为笞五百，刖右趾为弃市。至汉景帝时，又下令应弃市的犯人，如愿意刖右趾，可以听许，废除的刖刑又被恢复。自魏晋以后，律典中已无刖刑的规定。
4、宫：就是破坏生殖器官。男始于夏代苗族的苍刑，秦、汉时亦称腐刑、蚕室刑、阴刑。男子割势即割下男子生殖器。女子幽闭，古有两说。一说为禁闭于宫，另一说为用棍棒椎击女性胸腹，使胃肠下垂，压抑子宫堕入膣道，以妨交接。宫刑最初用以惩罚淫罪，后来也适用于谋反、谋逆等罪，并扩大到连坐的犯人子女。
5、大辟：即死刑。其名称和执行方式各代不尽相同。先秦时有炮烙、剖腹、醢、脯、戮、斩、焚、踣、罄、轘、辜等。战国及秦有凿颠、镬烹、抽胁、车裂、囊扑、枭首、腰斩、弃市等。汉初以腰斩、弃歼源市、枭首为主。北魏有轘、腰斩、殊死、弃市四粗改差等，后改为枭首、斩、绞三等。北齐、北周因袭不改。隋、唐定死刑为斩、绞两等。
扩展资料
五刑岩皮是由五行相克而产生的，从夏代开始逐步确立，于西周时期写入吕侯编著的《吕刑》，是一种野蛮的、不人道的、故意损伤受刑人肌体的刑罚。
五刑相关：“火能变金色，故墨以变其肉；金能克木，故剕以去其骨节；木能克土，故劓以去其鼻；土能塞水，故宫以断其淫；水能灭火，故大辟以绝其生命。”（《逸周书逸文》）
五刑包括墨，劓，剕(也作腓)，宫，大辟，刵刑-割耳朵，劓刑-割鼻子，剕刑-砍双脚，宫刑-剜掉性器，大辟-死刑，从夏代开始逐步确立，于西周时期写入吕侯编著的《吕刑》，是一种野蛮的、不人道的、故意损伤受刑人肌体的刑罚。
进入封建社会后，奴隶制肉刑开始逐渐被废除，从汉初的文景帝废除肉刑开始，以自由刑为主的封建五刑产生了，封建五刑分别为笞、杖、徒、流、死，最初在隋《开皇律》中作为刑罚体系得以体现，随后由唐朝律疏（《武德律》《永徽律》（唐律疏议））进一步完善，标志着中国刑罚制度的重大进步。
柳宗元“隔空”驳陈子昂
武则天执政时期，同州下邽县(今陕西渭南)的平民徐元庆为报父仇，杀死了御史大夫赵师韫。此案轰动朝野，在判决上引起了争论。据此，陈子昂写了一篇《复仇议状》上奏，百余年后，柳宗元写了一篇《驳复仇议》，与陈子昂“隔空”辩论。
赵师韫曾在同州下邽担任专管地方治安工作的县吏。徐元庆的父亲徐爽因为犯罪被赵师韫正法，徐元庆为父报仇杀死了赵师韫，然后自缚其身， 到官府投案自首。
唐初以来的几起为亲复仇案，复仇者通常得以轻判，更有甚者还会受到嘉奖，在此背景下，朝延在为徐元庆定罪量刑时引起了关于情与法的激烈辩论。这时陈子昂写了一篇《复仇议》上奏。他在文中提出， 徐元庆谋杀之罪，案情清楚， 依据国家法律，应当处死，这是国家的法规；据《礼》经所书， 父仇不共戴天，也是国家勉励人尽孝的教化内容。但是，执法不能双重标准，倘若因孝心赦免徐元庆的罪行，不仅无视法律尊严，导致政局多难，而且难以遏制亲亲相仇的风气。 陈子昂指出，不能以私人道义阻碍公法执行，也不能将国家公器用以成全私情。因此，他建议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法律， 按照刑律处死徐元庆，然后在民间表彰他的行为，赞颂他的节操和孝心。
陈子昂的建议在当时尚情轻律的社会环境中，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又巩固了封建王朝以孝治天下的统治基础，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徐元庆一案按照陈子昂的建议做了判决，陈子昂以此请朝廷将《复仇议》“编之于令，永为国典”。
然而，百余年后，柳宗元写了一篇《驳复仇议》，对陈子昂的主张进行批驳。
柳宗元认为礼和刑是统一的，根本作用是一致的，即“防乱”，维护社会稳定运行。二者出发点相同，只是在具体运行中有所不同。为父报仇是礼， 杀人偿命是刑。徐爽如果未犯下死罪，师韫诛之，是践踏人命，元庆报仇，是守礼行义， 当旌；元庆之父如果罪本当诛， 师韫杀之，完全合法，元庆报仇，则是蔑视国家法律，当诛。 柳宗元指出，“诛”和“旌”是矛盾的，不能施加在同一个人、 同一件事上，因此陈子昂的主张自相矛盾，赏罚不明，悖礼违法，造成混乱。柳宗元主张应理出曲直，不能片面机械地执法。
柳宗元强调，在执法过程中若存在蒙冤者求告无门只得采取极端的情况，判案者要充分考虑，以民为本。
柳宗元认为解决社会矛盾的最高境界是“调”，即构建和谐社会。他引用《周礼》的经典，论述治理国家需设“调人”官职，以化解怨恨，劝阻仇杀，如果积极主动地去调解， 杀人犯罪就会减少，不会出现陈子昂说的“亲亲相仇，其乱谁救”的局面。
柳宗元也自请将《驳复仇议》附在律令之后以做参考， 并提出，今后处理此类案件时， 不宜再依从陈子昂的意见。《驳复仇议》堪称驳论文的上乘之作，后被收录进《古文观止》。
陈子昂的观点旨在肃清风气，维护法治；柳宗元在此基础上既提出了富于建设性的调解制度，又根据百多年来社会环境和律法制度的变化，对前人见解作了补充和修正。两位文学家相隔百年的“交锋”， 不仅体现了格物致知的治学精神，也映照了顶尖学者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