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的足迹（六）

我们家在“黑楼”一直住到1971年，才搬到新盖不久的21号楼。

那个时候，对夏天没有太深的的记忆，因为那时的夏天确实不是很热，但是冬天很冷，所以记忆深刻。

期盼冬天，期盼下雪。那时只要下雪，就会下好几天，雪很长时间都不会化。我们很多小朋友都爱去“打雪仗”，滑雪，堆雪人，晚上如果父母不出来喊着回去睡觉，那一定是不会回家的。

那时穿的棉衣棉裤都是妈妈做的，很厚，很暖和，鞋也是妈妈做的那种“窝窝”棉鞋，鞋底子是用锥子纳出来的“千层底”，帽子是那种两边可以拉下来遮住双耳的棉帽。

冬天年年都会遇上那种“鹅毛大雪”，雪花是各种各样的，用衣服袖子接着，可以分辨出每一片雪花的不同。

顶着“鹅毛大雪”在雪地里玩雪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一会儿时间全身就成了白色的，眼睛眉毛上都是雪花，因为运动和哈气，雪化了之后，很快就形成了“霜”，看每个小朋友的眼睫毛都是白的。

我们在雪地里把凳子翻过来，凳子面朝下，用绳子一绑，坐在凳子上，别的小朋友在前面拉，在坐在凳子上的人在雪地里飞快地滑行，真是特别的爽！大家相互换着坐，换着拉，一边玩一边喊，渴了就抓一把雪放进嘴里，冰爽解渴。那个时候雪有多厚？一脚踩下去，雪可以没到脚脖子。

西安确实冷，我们楼后的小河可以结冰，而且很厚，小孩可以在上面滑冰。现在西安再也没有那么冷的天气了，下的雪再也不敢吃了！

白天化雪，经过晚上一冻，第二天屋檐下就会结出冰溜子。我们那时年龄小，个子低，冰溜子是够不着的，办法也简单，找一根树枝，把冰溜子敲下来，拿到手里，一边玩一边吃，那种感觉很爽的！说起来也挺奇怪，那时怎么就不觉得冷呢！

我对我妻子的第一印象，就是在冬天的那个时候，她才2岁多，我还不足5岁，我们认识的很早吧！

1966年国家号召全国支援“大西北”，做好大西北的开发与发展，国家煤炭工业部就从黑龙江“鸡西煤矿机械厂”调了很大一批人来西安，支援我父母所在的工作单位“西安煤矿机械厂”，我妻子的家就是那个时候从鸡西来到了西安。

她有个哥哥叫杨少波，与我同年，比我小几个月，我们很快就认识了。我家住在1号楼，他家住在2号楼4层水池子对面东边的屋子。

杨少波长得很可爱，不爱说话，属于那种比较内敛的个性，但是很聪明。我第一次去他家是1966年的冬天，天气很冷，我在他家才注意到他有个妹妹，如果没有记错，他妹妹穿的是那种红色的碎花棉袄，同他一样不爱说话。我在写这篇文章时，眼前出现的都是他们兄妹俩那个时候的样子，特别特别清晰。

文化革命刚结束我们就上学了，是同学，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分了班，我在三班，他在四班，同级不同班，但是我们一直相处的很好。

1976年，中国还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文化革命的气氛依然浓厚。那年的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全国都陷入一种十分悲痛的气氛，大家都在深切地哀悼人民爱戴的周总理。

大概在周总理逝世后的第三天，杨少波在擦黑板时不知想起了什么好笑的事情，笑了一下，就被当时的班主任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那时他才14岁啊，老师在班里当着同学的面不断地批评他，他回家又不敢对父母说，那种压力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简直无法承受，由于精神受到了严重的刺激，后来就病了。

现在想来，那个时候的人都是“愚忠”，对“忠诚”的理解都是错误的，周总理去世大家心里都很难受，但日子总要过吧，话总要说吧，交流总要有吧，难道笑一下就成了罪过？！

1978年我们两家成了邻居，他在不断的治疗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1980去世那年他才18岁。他去世的时候，我在宁夏上学，是放暑假回西安才知道的。

妻子家由于给她哥哥治病欠了很多的外债，生活负担特别沉重，日子过得很艰难，她的父母为了让两个女儿能够正常的成长，节衣缩食，省吃俭用，精心养育着她们姐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