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廉风范 | 廉吏政绩，三晋留芳——朱九江为官故事
朱九江先生，本名朱次琦，在清道光年间中进士，为官清正，恪尽职守。朱次琦一直认为，为官最重要的品德是清廉。他说过，上天在茫茫人海中独独赋予极少数人以聪明才智，显然是要让他们担负起众人苦乐的重任。他深知，上天若降大任于某人，必定要用非同寻常的苦难来锻炼其能力、砥砺其品行。
他十分推崇北宋范仲淹和明代孙承宗的励节苦行、甘于吃苦、甘于长时间的默默无闻、任何时候都不放松磨砺品格的精神，“是二君子者，伏则泥潜，出则霆震，发皇耳目，惊爆天下，非偶然也”。他从一开始就抱定一个理念，像历史上的名相名臣一样，效忠国家，造福百姓，清廉不贪，刚正不阿。在为期不长的为官生涯中，朱次琦一直清廉自持，完全实践了这一理念。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朱次琦中进士，以“即用知县”分发山西。赴任途中，经过娘子关井陉一座关帝庙，他对庙中神像发誓：“日后倘不能效法吴隐之、包孝肃等人，若私载山西一文钱走，恳请神明灭我。”数年之后，朱次琦果然是囊橐空空地离开山西。
1852年7月，朱次琦代理襄陵县令。期间，他智擒盗贼、巧除狼患、平治水利、禁敛民财、劝学积粟，推崇教化移风易俗，短短190天政声卓著，深得当地百姓爱戴。朱次琦“称疾”离任时，襄陵“举邑皇皇，如失慈母”，人民纷纷投书当局，极力要求挽留，但他去意已决。离任之日，襄陵万人空巷，百姓放下耕作，商铺全部关门，为这位好县令送行。第二年，襄陵人集资专门为他修筑生祠——朱使君祠。
朱次琦署理襄陵知县是在咸丰二年（1852）六月，他走马上任之前，得知襄陵县有一危害极大的盗贼“赵三不楞”越狱在逃。他决心上任前先捉拿赵三不楞及其同伙重新归案，以此作为对襄陵人的见面礼。他向县令告病三日，令盗贼放松戒备，暗中却重金雇人调查逃犯行踪。朱次琦在确知其出没地点后，当即令人以夜半疾驰120里的神速，先到案犯潜伏的曲沃县城南等候，于深夜将其全部抓获。朱次琦以押解众盗的特殊形式，到襄陵县城上任履职，被远近官民视之为“神”。
朱次琦到任襄陵后，得知该县河东一带狼患严重，常有伤亡事件发生，然而民间视狼为神，不敢击杀。他招募当地猎户出来打狼，无人响应。了解到当地人都敬奉“双灵龙澍神”以祈逃避狼灾，朱次琦亲自到西山神祠祷告，要求此神必须于10日内将狼驱尽，否则将其毁灭。当地群众非常震惊，迅速投入打狼行动，10天之内打死恶狼107只，狼患问题因此得以解决。
襄陵的平水河是灌溉襄陵和临汾两县田地的河流，但由于上游的人控制水源，导致下游经常受旱，庄稼欠收，生活贫困，为此上下游不断发生械斗事件。朱次琦到任后，经过调研分析，推行“以地随粮，以水随地”的规章制度，即施行按田亩征粮、按田亩供水灌溉，严格控制水资源，最终平息了迁延多年的纠纷。同时，他详细制定治水规章和水利灌溉工程规划，发动民间兴修水渠灌溉，使襄陵境内水渠风烟浩淼，水田大增，稼禾绵延不尽，无雨也有收成。乡邻间始知互利共存之道，相处日渐融洽，民风大变。
在襄陵任内，朱次琦严禁大小官吏以财谋职，以权谋私，杜绝各种贪污受贿行为。以往襄陵县令过生日，都向下属索取祝寿礼金，每回可得“千百金”。朱次琦到任后完全禁止了这一行为，规定倡办者以贪赃论处。他要求官吏为政清廉，厉行节约，并且自己身体力行，为各级大小官吏树立表率，从而使襄陵官风大变。此外，他经常深入基层察访民情，并探访一些隐士和德高望重的乡绅征求施政意见，其形象和蔼可亲，所到之处“老稚迎笑”。遇有挡道投诉冤情的，他就道坐在板凳上予以处理。他登堂办案十分认真，负责、细致，从不严刑拷打。由于全心为百姓谋福祉，朱次琦深受百姓信赖。
朱次琦非常重视教育，到任后不久，他就亲自为县学生拟定《读书日程》，时常教导士子们学为人之道，并下令免除以往读书人考进县学需要缴纳的所有“棚规”费。魏晋时期，有襄陵本地人邓伯道从小以孝著称，后做过河东、会稽等地太守，为官清廉，石勒之乱时为保全侄儿性命，舍弃亲儿，为后世传为美谈。他组织修建了邓伯道祠，以推崇教化。此外，到任当年，全县丰收，他下令县内各社仓增加存粮2万石，以备灾荒之用，并创立保甲新令，以保一平安。
朱次琦一向认为，孝悌是人伦的根本，也是衡量民风好坏的一个关键，因此他非常重视教化百姓敦宗睦族。襄陵县内有一关姓翰林院博士，常常以诉讼威胁其族人，索取钱财。有一次他把官司打到县里，朱次琦乃在其祖关帝庙公开审理此案，数千百姓前往聚观。升堂时，朱次琦一边参拜关公，一边诉讼关公恩德，此翰林博士见此场景，自觉理亏，要求撤诉。于是朱次琦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平息了关姓的争讼。除此案外，对于全县之内亲属纷争，朱次琦也多以说服教育为主，务求使人心悦诚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