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霞是拐仗下飞溅的余热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唐代诗人刘禹锡在《酬乐天咏志见示》一诗中的名句，唱出了一种豁达乐观、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老校长，却用他那日不离手的拐杖，点燃了人生的余热，绽开了漫天的晚霞。
1984年的一个夏日，一封突如其来的来信，让我卷入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给我写信的是一位在我看来高不可攀的大人物，德高望重的全国人大常委、中科大和清华老校长刘达，信是经旅美华人钱宁转交给我的。信中语句殷殷切切，极言美国停刊的《科技导报》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之重要和迫切，希望我担起在中国复刊的重任，对我这个无名小辈充满期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振兴中华何以推辞，在刘达的感召下我大胆答应为此尽责尽力。
当时已经年逾古稀的刘达，身份刚从清华大学校长变为名誉校长。他第一次到我所在的小院子（航空工业部六二八所）时，给我留下的不仅是他亲自恭临、谦恭下士的风品，更注意到两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一是尽管他身体肥胖，但却不像一般大干部那样坐在宽畅的后座，而是挤在司机旁边的右座。二是他的腿脚已经不很灵便，艰难地下车后就必须拄杖而行。
刘达为什么要坐在司机旁边？直到1986年4月导报社代表团访美期间，我终于得到了答案：当我们到达纽约时，杨振宁设宴款待并亲自驾车来接，陪同宴请的著名学者聂华桐、潘毓刚也开来一辆车。我让导报社其他二人坐杨振宁的车，我自己与潘毓刚同坐聂华桐的车，餐厅是杨振宁预订的，由他带路。我们的车尾随着杨振宁的车，途中潘毓刚指着前面的车笑着对我说：“大陆出来的人真不懂规矩，两个人大大咧咧地坐在后座，让杨先生一人前面开车，简直把杨先生当做车夫了！幸亏杨先生了解你们，否则一定会生气。”我一看可不是，安然端坐在后座的二人，毫无觉察自己有何不当之处。贵客或好友必需与主人坐在一起是美国的规矩，而并不懂美国规矩的“土八路”刘达，却懂得对司机尊重的道理。
在创办《导报》的两年艰难岁月中，刘达、柴泽民、李超（原冶金部副部长）成了背后支撑和保护我的三棵大树（另一位副社长、原一机部副部长沈鸿基本上是挂名的），而刘达更是一棵根深叶茂的最大的树。我与三位领导虽然并非朝夕相处，却是电话联系不断，刘达办公室和李超家更是我造访谈事的常去之地。耳濡目染他们一心为国、壮心不已，一身正气、泾渭分明和一丝不苟、认真办事的高风亮节，让乍出小院围墙、初涉社会大海的我，心灵受到深深感动。
《导报》复刊的最迫切和关键的一步，是与陈省身、杨振宁两位美国创办人接上关系，接上已经断了的线。多亏时在中科院外事局工作的我同学李家祥做内线，及时为我提供信息，使我得以掌握他们访华的确切时间和日程安排。1984年10月，获悉陈省身来京的消息后，我立即报告刘达，刘达获讯后十分高兴，一定要我陪同亲自去北京饭店宴请陈省身夫妇。宴请中，痛快而热心的陈省身应允继续担任新《导报》编委，我也趁机向他求得一幅给《导报》的题词：“传播科技信息，促进国家建设”。
1984年12月27日下午，我从报上偶尔看到杨振宁到达北京的消息，就立即请示刘达要不要“劫持”，刘达果断地说：务必争取与他见面，我一定去。我奉命又赶忙给老同学李家祥去电，要他帮忙安排让杨振宁与我们科技导报社的社委见面座谈。他查了一下杨的日程，为难地说时间全部排满了。在我的央求下，李家祥查询到杨振宁于当晚到北大演讲，在回到下榻的北京饭店前，或许可以挤进一个与社委们见面的议程。当我得到杨振宁同意的消息时已是傍晚，就紧急向刘达报告，并请求航空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志远立即告知办公厅主任董孝，在航空部楼内安排一间贵宾室接待杨振宁和社委们。与此同时我和王志远分头通知在京社委以及航空学会领导们前来参加会见。
在匆忙地完成了一切工作后，我就借用刘达的专车赶到北大礼堂门口恭候杨振宁。我接到杨振宁并陪着他来到航空部贵宾室时，已经晚上十时许了。在会见时，刘达介绍了《导报》复刊工作的进展情况，希望杨振宁继续支持即将在中国复刊《导报》并担任编委。在刘达讲完后，我按他的要求向杨振宁通报了在广州编辑出版的假《科技导报》创刊号，还向他展示了盗用他和陈省身为顾问、千家驹为主编的假名单。杨振宁看后很生气，说我既不知道也不会支持他们。这次会见使《科技导报》终于得到杨振宁的认可和支持，他还当场为《导报》题词：“祝贺科技导报复刊”。
在与潘毓刚、陈省身、杨振宁等美方《导报》领头人见面交谈中，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一个令我们感到十分意外的问题，即如果钱宁继续留在《导报》班子内，他们就可能拒绝担任编委并退出。显然钱宁在美国负责《导报》工作期间的表现，给他们留下了极为不良印象，特别怀疑由她一人掌控的《导报》财务收支问题。而在后来合作过程中，她与我们的歧见也日益扩大，特别在导报社先出刊还是先赚钱的问题上。钱宁认为眼下没钱办刊就应该打着《导报》旗号先做生意赚钱，而且还将一个不知在哪里弄来的年轻“游民”，安置到导报社做“业务经理”，暴露了她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居心。
刘达与我都坚决反对她的主张和做法，刘达严肃地指出：导报社如果不出杂志而去做生意，挂着羊头卖狗肉，岂非成了一家骗钱的皮包公司？其结果必将失去人心，今后如何有脸面对广大读者。双方矛盾不断扩大，终因有一天钱宁公然向一无所有的导报社索要“佣金”，致使我们与她的感情完全破裂。经刘达、柴泽民、李超等社领导研究，决定免去钱宁“顾问”的头衔并不允许她继续干预导报社业务。与《导报》分道扬镳的钱宁，将这一可鄙的结局归咎于我，甚至去上海向时任上海市长的导报社社委汪道涵控告我的“不义”行为。不了解内因的汪道涵还为此专门给刘达打来电话，严厉地批评了我，经刘达解释后他才恍然大悟。
当导报社陷入山穷水尽的经济困境之际，在一位热心支持者周臻的邀请下，刘达在陶然亭公园主持了一次决定导报社生死命运的重要会议，连那次会议的简单午餐也是由周臻掏腰包招待的。会上社长们谈了半天，谁也拿不出点石为金的妙计，有人提出导报社债务愈滚愈大，晚散摊不如早散摊。陈述的理由句句在理，在众说纷纭中，刘达鼓励我大胆发表意见，为此我提出了欠资印刊、出了杂志后再登广告筹资的思路。听了我的意见，刘达以不容反驳的口吻做了总结性的表态：希望大家充满信心，坚定不移地把导报社办下去！其余几位副社长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一致表示赞同。这次会议成了导报社成长过程中的一次关键性转折，当会议结束时，我目送年高德劭的刘达拄着拐杖蹒跚地走向专车的背影，对这位老校长的敬仰之情难以言表。
为了成立一个由最高档次中美科学家组成的《导报》编委会，刘达亲自出马，“僧敲月下门”，聘请了清华“三大右派”之一、著名电子学家孟昭英教授出任主编，时任清华校长的电机工程专家高景德、著名建筑学家吴良镛等教授为中方编委。又因《导报》无处办公，我的一间小小的室主任办公室无法容纳多位编辑出版人员，刘达不计身份，再度亲临六二八所拜访所长，使一向傲睨自若的所长也感到难以为颜，连连答应《导报》欠资租借一间办公室。
1985年2月，《科技导报》终于复刊问世，赢得各方关注。其时，属于世界级特大水利工程的三峡大坝建设，在历经长期的论证、争论后，80年代重又提上了议事日程。但由于工程牵涉领域很广，影响面极大，就工程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行中就治江战略、工程技术、工程经济、生态和社会影响等方面的问题，产生了各种质疑，反对的声浪很高，因此方案在“两会”特别是全国政协大会上始终未能通过。正当关于长江三峡建坝之争在国内观点尖锐对立、双方各执一词时，《导报》美国联系人之一谢定裕等十二位美国教授合写了《关於长江三峡建造高坝的一些探论》一文，在《报导》1986年第一期刊出。
站在第三方立场上的六位教授，来自各个不同学科领域，使得此文的论述比较全面、客观、周密、中肯，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时正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导报》已来不及发送给与会代表，失去这一机会无疑是一大损失。正当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刘达闻讯来到办公室，带走了一大批刚出版的《导报》。在两会开幕那天他提前去了会场，把《导报》放在大厅报到处，逐一分发给与会代表。
最使我感动和难忘的是，当我提出离开导报社的时候，出于对《导报》健康成长和对外影响的考虑，刘达本人并嘱托柴泽民、李超分别和我进行了推心置腹的谈话。看到我走意已决再无挽回的余地，为防有人趁机在我背后放冷箭进行中伤，以及我所在的六二八所领导对我的不公正评价，刘达以个人名义亲笔为我做了一个鉴定，并恳切希望我“仍保留总干事名义，做一些可能兼做的工作”。殊不知在我离开科协后，我与导报社的关系就被一刀切断，刘达出于公心的良好愿望化为泡影，而且连他本人和柴泽民、李超等社领导，也被悄然地撤去了“头衔”，连一个“顾问”的荣誉性空名也没有保留。前面植树者被人们遗忘，后继乘凉者却把自己名字刻在树皮上，这也许就是现代文明的继承和发展。
我离开导报社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了，但往事依然萦绕在心并常常自忖：遇见三棵大树特别是贵人刘达，又借他们之光结识了不少海内外科技界大师和政界名流，是我人生的幸运。背靠大树好乘凉，我只不过是在刘达等社长们指导支持下，一名具体干活的卒子而已。
大约在1992年，美籍华人、《导报》的积极支持者李玲瑶女士来京找我，要我陪她一起去清华探望可敬的刘达校长。这次我们看到刘达时，他已卧病在床，病床也从二层楼上的卧室搬到了一层客厅。他见我们去访，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与我们亲切交谈了一会。1994年7月18日，刘达这位解放后首任哈尔滨市市长、清华大学名誉校长逝世了。听到新闻报道，我怀着深深的怀念之情，写下一首小诗《怀念刘达校长》以悼念：
校长来函言《导报》，谆谆叮嘱语殷殷。
春秋两载峥嵘日，老少一堂师友情。
高风峻节称典范，擎天柱石镇人心。
望重科大誉清华，德厚流光照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