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聋发聩：一名考古学家（曾受业于张光直教...

振聋发聩：一名考古学家（曾受业于张光直教授）对中国考古学界的严厉批评
这是一篇发表在世界著名学术期刊《Antiquity》（中文译作《考古》）1993年67卷第257期的文章，该文对中国考古学界的一些现象进行了严厉批评。
第一，殷墟考古自50年以代来进行了四十年发掘，但没有人系统调查过安阳周围的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界“对于非贵族的商文化几乎一无所知，这种缺乏学术进取心的局限是中国考古学狭隘编史倾向的表现”。
第二，最近的发现显示，对黄河盆地早期朝代传统上的定型看法已对历史事实成一种扭曲的图像。我们现在明白，在与司马迁的“三代”相当的时期里，许多独立的制造青铜器的文化在中国境内各地发展，它们很可能是在非常古老的基础上从当地的新石器传统上发展起来的。十分可能的是，夏朝的重要性——如果它确实存在过的话——已因为由于它在史籍记载中的幸存而被强调得过头。（笔者按：中国学者重视夏朝的重要性其实没有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目前的考古学界由于对古代文献的理解存在偏差，未能注意先秦时代的“夏”与《史记》中的“夏”有重大区别。）
第三，中国考古学到目前仍没有为解决问题而进行研究设计的观念，检验有关过去人类行为的假设被认为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研究一直是要使人相信他们早已知道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考古学的目的仅仅是要阐明一种已被接受的观点的正确性（笔者按：即中国学者所谓的“证经补史”，这也是中国考古学界追求独立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在历史各时期，考古学很少触及下层阶级的生活。过去40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贵族遗存上，因为也只有这些阶才被记录在史籍上。考古学家对具有轰动效应器物的倾心，导致一种名副其实的觅宝心理。
第五，从事考古研究忽略文献证据是荒唐和不可能的，但审慎应用文献以设计和处理考古分析与将这种分析完全按编史途径设计之间是有区别的。中国大部分田野工作者一直没有充分利用田野考古的丰富潜力，他们常常没有设法去寻找那些只有考古学家才能提供的证据，而执著于把各种问题紧密地依附于“狭义历史学”（意思是考古学家干了历史学家应该干的事，对自己的本行却没有表现出足够的专业性）。
最后，作者说：“中国考古学最缺乏的不是时髦的理论，更重要的是，考古学家对他们自己这门学科要有自信，不要再从过去的学术权威标准来定义他们的研究目标。如果能做到这点，人们可以持乐观态度，即类似于世界上流行的但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方法论将会在研究中出现，那时考古学将在其自己的基础的运转上，真正成为新的历史知识的源泉。”
作者Lothar Von Falkenhausen，出生于德国，曾求学于德国波恩大学、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北京大学和日本京都大学。曾任教于美国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是从事中国考古学的知名考古学家，曾受业于张光直教授。
凭心而论，这篇文章总体上是切中要害的。目前，中国的许多考古学家试图把自己扮演为历史研究者的角色（主要是指有关于夏和所谓早商的研究），这种角色的颠倒使得考古学的发展受到了限制，而他们对古代文献的梳理常常又不够专业，常常会出现为需要而择用文献的情况，而没有意识到文献研究本身也涉及到文字学、版本学、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多门学科，需要在整理、校勘等方面做大量繁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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