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号房的礼物》：天真的力量

文章开头，先说两个对比。

一个对比是韩国电影和土耳其电影的对比。这几年，韩国电影一直非常热门，到今年2月的奥斯卡电影奖达到顶峰。奉俊昊导演的电影《寄生虫》一举囊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原创剧本奖。而土耳其电影则相对比较弱势，除了一个拍出过《安纳托利亚往事》《野梨树》的努里·比格·锡兰，其他就乏善可陈了。即便这位相对大牌的锡兰，拍出来的电影也闷得无与伦比，难有市场。

另一个对比是翻拍与原作的对比。这些年翻拍电影越来越多，一部电影热映，马上就会被拿去翻拍。但是，翻拍电影难有超越原著者，东施效颦者众。不过，也有少数翻拍电影制作精良，不管从艺术价值还是从市场票房都超越了原著，比如一直到现在还在影院上映的国产影片《误杀》。它比印度原作高出了不止一个档次。

上周刚在国内院线上映的土耳其电影《七号房的礼物》是又一部可以在这两个对比上说明问题的影片。刚看到《七号房的礼物》预告时我很纳闷：为什么不引进韩国的原作而引进土耳其的翻拍片？于是，我先找到韩国版的《七号房的礼物》，看完以后再去影院看土耳其版。终于明白了两个道理：翻拍未必就逊于原作，土耳其电影未必就不如韩国。

两部《七号房的礼物》，故事框架都是一样的：一个弱智父亲因为一个意外事件被错当作强奸杀人犯逮捕入狱，判处死刑。被感动的同监房囚犯和监狱长偷偷送给他一个礼物——与他相依为命的女儿。韩国版是个悲剧结局，父亲被处死，长大以后的女儿终于为父亲洗雪冤屈。土耳其版则是一个喜剧结局，监狱长和七号房的囚犯联手设计了偷天换日计，父女俩逃出生天，远走他乡。两个不同的结局反映的是两国电影的不同风格。前者与韩国政治电影合拍，强调的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后者则突出了电影的悬念娱乐特性，延续了弥漫全片的父女温情。

与韩国版相比，土耳其版《七号房的礼物》多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弱智父亲的奶奶、小女孩的曾祖母，另一个是目击了意外事件的逃兵。这两个虽说不是主要人物，但却是情节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人物。逃兵的设定使整个故事情节脉络更加清晰、合理。寻找逃兵以及后来逃兵被打死，使影片更具悬念，也使最后的偷天换日计成为唯一能够拯救父女俩的方案。老奶奶的设定则使父亲入狱后小女孩的生活有了合理的解释，同时强化了这个穷困家庭的温情。作为一部以亲情、悬念为主题的娱乐电影，情节的完整、曲折、感人是最重要的。土耳其版《七号房的礼物》增加的这两个人物，无疑有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使影片完成度提高，更加好看。

不过，土耳其版《七号房的礼物》最大的亮点并不在此，而在于着重渲染了天真的力量。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是天真的。一种是未谙世事的孩童，一种是始终停留在童年的弱智成年人。所谓弱智，就是精神发育迟滞，是因遗传、围产期有害因素、出生后不良因素等造成的以智能低下和社会适应困难为显著特征的精神障碍疾病。

我们经常说，弱智患者的智力水平相当于几岁小孩，就是说他们因病智力发育停滞，永远像个长不大的孩子。正常的童年天真是温暖、快乐的，令人开怀，而因为疾病智力发育不全的成年人的天真则是令人寒心、痛苦的。

拍好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不稀奇，电影史上有无数这样的片子。但是，像土耳其版《七号房的礼物》那样，刻意展示弱智父亲和乖巧女儿的温情，把女儿的童真和父亲的弱智对比起来，就非常难得了。影片中有几个感人至深的细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个是在七号牢房里，弱智父亲讲起他和妻子相遇相爱的经过，那种没心没肺的纯真笑容，不仅感染了影院里的观众，也融化了七号牢房里那些冷血罪犯的心，所以后来他们愿意为这位天使般的年轻父亲献出自己的生命。另一个是监狱长听到孩子的声音来牢房里查询时，父亲像玩躲猫猫似地开心地告诉监狱长，女儿躲在床下。这也为后来监狱长和看守敢于冒着风险解救这对父女留下了伏笔。还有一个是女儿告诉父亲，奶奶已经成了天使时，父亲脸上的表情，先是愕然不解，继而躲到墙角失声痛哭。这样的生动细节，把一个未经世事的弱智大男孩演绎得淋漓尽致，无不让人为他感到撕心裂肺的痛苦。

反观韩国版《七号房的礼物》，则偏于韩国影片擅长的喜剧甚至闹剧氛围营造，又未能处理好喜剧、闹剧氛围与悲剧结局、社会批判意义之间的协调，导致整部影片有颇多遗憾，远不如土耳其版好看。

看完土耳其版《七号房的礼物》，不得不为这个故事感动：天真实在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它足以消融一个人心灵最深处的冰凌，化解最纠结的仇恨，救赎最不可饶恕的罪恶。这对父女就是两个纯真的天使。他们远走他乡，却把爱留在了每个人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