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的哲学认知相对于大中华文化圈缺少人性的温度
人的产生，以清晰的自我意识形成为标志，与此同时，人也要以我与非我的分裂认知开始知行合一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人生旅程。就本体论视角而言，人之为人后，人，生而先天分裂，这是任何人正确认识人本身的认识论的方法论起点。遗憾的是，任何旧哲学都不能从本体论与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的一致性角度认识人本身，当然也包括哲学本身，因为哲学与人一样，具有基于因果一致性的知行合一性。基于常识化视角之下的系统比对，我发现，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统一的道本体认知，任何以哲学为名的思想的形而上学水平都相对中国道家思想低很多，因为相应的狭义哲学语境没有统一的本体和本体论支撑，从而只能以不能自圆其说的认识论对作为主客观一致性存在的人的主客观一致性认知进行看不清方向的理性肢解，从而导致在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出现之前，根本没人能够通过理论上的终极自圆其说实现个体层面人之为人的全部主体性，因为正确的主客观一致性认知是确保人的思想实现终极自圆其说的逻辑前提。其实西方哲学不仅相对于中国传统道家思想的形而上学水平低很多，相对于古印度的佛学思想的形而上学水平也低很多，因为佛学与中国道家思想一样，都因具备统一的本体认知而注重因果一致性方面的思考，因此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正是由于哲学本体论认知有根本差异，所以东方人相对于西方人更温和，我们可以称之为人的理性与感性认知的相对平衡态。这里大家要特别注意一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印度佛学思想当中都没有所谓的主客观一致性和因果一致性表述，因而大家要特别明确一点，我是在东西方（哲学）思想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发现的这两个本质层面的一致性，所以进一步提请大家注意的是，在这两个互为因果的一致性认知之外，有统一本体认知的东方哲学还有另一个与前两个一致性互为因果的整体一致性，因而相对精于因果分析的东方哲学的自圆其说水平都相对西方哲学为高，因为这代表东方人的形而上学思维走向是向上的，所以利用道家思想和佛学思想自行打破逻辑天花板的圣人都曾实现过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个体层面无困于心的准终极自圆其说。可惜这种实现路径是具有不确定性的悟，因此导致人类文明一直因暂时不具备常识化普及能力而只能呈现集体苟且状态。如今经过哲学常识化转向视角下的系统分析，通过拆分人的主客观一致性存在为主观存在与客观存在，我建立起可终极自圆其说的主客观双重本体论，进而为最后建立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认识论和终极方法论，乃至终极哲学，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全部可能。正因为缺乏终极明确的本体论基础，所以从人类必须自圆其说于人的认知的自明性机理角度，盲目相信线形结构的形式逻辑的西方哲学相对于中国传统道家思想都更显空中楼阁一样的虚幻与脆弱，因为通过常识化视角，当我把中国传统哲学的阴阳互根性进一步常识化解读为同生共死性时，无论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西方哲学辩证法，其通俗程度都将因此而得以极大提升，而且我坚定地认为，一旦哲学界因此而启动哲学常识化转向思考，那么这个阴阳互根的同生共死性将成为建构终极方法论的新逻辑起点。我们可以通过在西方哲学当中广泛存在的不得调和的本体论冲突证明，对于从零起步发展的人类文明而言，需要借助语言帮助突破的逻辑天花板层次太多，而本书将从缺乏本体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只相对有效，不绝对有效的角度，通过终极常识化厘清“非存在”到底存在与否，给出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答案。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人类终极突破逻辑天花板的极点，在于终极本体论的正确建立，因为只有通过终极认清逻辑的本质是人的主观存在本体，才能真正统一人的本体认知，进而才能以此为起点，为人的终极和谐存在提供终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依据，人的主观人生才有自主实现终极自圆其说的全部可能。这意味着，具有可直接复制性的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哲学建设需求，一直是与人的主观能动性配套的与终极理性相关的潜在需求，是人的自我意识当中所隐含的不可压抑的革命性力量，哲学也一直发展于隐约可见的常识化趋势中。可惜相对于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为人自主实现终极自圆其说提供的全部可能，任何旧哲学提供的只是局部可能，因为在基础逻辑认知上，他们都无法摆脱“存在‘非存在’”这种错误认识论的干扰，而西方哲学语境所一贯依赖的全部形式逻辑，却一直建立在这个言之凿凿的错误认识论命题基础上，从而导致西方文明的形而上学认知相对于中华文明始终是向下走的，因而相对更多形而下学特征，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判定，形而下学同时也是相对低层次的形而上学。参照中国传统道－理认知的立体逻辑结构，在更高的认知维度上，任何“非存在”都是明确的存在，而且是明确的主观存在。这样一来，联想到西方哲学语境一直没有明确的主观存在与客观存在的二元对立认知，再通过集体检视西方哲学的定义体系，我们看，所谓的“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一切事物”，显然解释的是客观存在，而不是西方哲学曾经所谓的客观；所谓的“被人的意识所支配的一切”，显然解释的是主观存在，而不是西方哲学曾经所谓的主观。这样大家就会发现，原来所谓的主观与客观不过是作为观的主体的人的两个感知视角，因此不难进一步常识化理解，西方哲学系统发展至今，在核心基础概念方面，一直在通过错误的主、客观两个基础命题误读了人这个观之主体的两个对立统一视角，从而通过系统偷换同样对立统一的主观存在与客观存在这两个基础命题，最终从名实关系的一致性角度，让本来绝对主观化的“存在”这个概念变得模糊起来，转为无论是主观存在还是客观存在，都是存在，没有非存在，那么作为存在现象的本体自然要从主观存在与客观存在两个方向来找，而不是西方哲学一直以来的各执一端。这样我们再从本体论视角看，西方哲学界之所以会有诸多不可调和的本体和本体论认知，其全部逻辑内因，都直接指向“存在”这个概念在名实关系上的先天绝对主观化内涵的人为错误相对化。这就是主张“没有任何东西是处于变化状态之中的”巴门尼德带给西方文明的绝对错觉，因为他认为我们的感觉在欺骗我们，而理性是正确的，我们必须相信理性。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相信理性没有错，但因为感觉感性具有不确定性，就盲目排斥感性潜意识感知过程对理性显意识认知在逻辑运作机理上的先在性前提支撑，结果必然导致在概念体系上本来具有本体论意义上阴阳互根的感性和理性概念的绝对分裂，进而必然割裂了作为认知主体的人的主客观一致性认知。这是导致西方哲学一直南辕北辙地盲目追求单一本体而建构不起终极本体论认知的直接根本原因，因此必然导致西方文明在认识论层面始终无法终极自圆其说，所以这也是西方政治在高度发达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状态下仍能用原始的奴隶制宗教文化愚民的直接原因，所以大家才会自相矛盾地看到，欧洲原来是封建制国王遗存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地方，其中体现的，就是无法终极自圆其说的政治斗争在不得不妥协方面的历史必然性。政治势力无论多么强大，最终必须向现实妥协，这很可笑吗？对于具备终极理性的人来说就不可笑，因为在非终极文明条件下，这就是人际之间最正常的低层次的知行合一状态，因为对于不能自圆其说的民众来说，需要把自身的主体性不自觉地向政治进行层层异化以维持人的社会性存在的整体一致性。只是如今传染全球的冠状病毒疫情告诉我们，西方社会的物质文明虽然很发达，但精神层面的整体一致性水平普遍低于大中华文化圈。因为大中华文化圈有无度的形而上学追求，与此相伴生的以终极和谐为名的伦理需求底色决定，无论这些国家具体采用什么样的政体，其父母官的人际伦理关系都隐含官民一体的一致性，而西方文明因为把自身的主体性更多异化于虚无缥缈的神，所以他们的政治人物可以纯粹化于守夜人的服务角色，但面对疫情所最需要的行为的一致性证明，西方文明的人际伦理相对缺少人性的温度。也就是说，让一群主体性不足的人自下而上地搞民主，从表面形式上看，具有与文明局限相应的局部先进性，但一定不是全部先进性，因为人类文明一直发展在哲学与文化的常识化普及趋势中，它的极点在于哲学的常识化普及，其中隐含着政治现象消失的必然性和确定性，所以任何政治题材下脱离历史发展必然趋势讨论政治制度的优越性，都是不真懂阴阳互根性所导致的辩证能力不足的表现，所以通过同生共死性解读阴阳互根性，既是建构终极辩证法的逻辑前提，又是建构终极方法论的逻辑前提。更为重要的是，经过以促进哲学终极成熟为目的的系统思考，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明确指向可终极自圆其说的自我意识，作为人所特有的神经现象，具有明确的基于辩证思维下的主客观一致性，这是具体诱变人类整体实现哲学常识化转向的新逻辑起点，因为在旧的局限文明条件下，人之所以不能自主实现终极自圆其说，就是因为所有的旧思想都未能从本体论视角正确论证——人的存在具有明确的主客观一致性。因此上说，任何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旧哲学思想，其辛辛苦苦建立的专业理论体系，最终都变成割裂了人的存在的主客观一致性认知的新逻辑天花板，因为人的思想圆融真正依赖的，不是语言文字，而是作为语言文字的本体的逻辑。可惜没有逻辑认知的东方哲学意识不到这一点，而西方哲学也因为误读“存在”而导致进一步误读主观与客观，从而在事实掩盖主观存在与客观存在在命题上的必要性基础上，使正确定义逻辑不能直接变成正确定义哲学不能的直接原因。综上，大家要常识化理解，人类文明发展至今，一直在从零起点开始自己发展和完善自己，在通过哲学常识化转向实现终极主观成熟之前，任何人都必须事实纠结于终极自圆其说不能的错误逻辑认知状态下，在互利与互害的交织状态下，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存在为支付文明进步成本买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