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风风雨雨六十年（下）
郑州《百花园》杂志社金锐老师在《我与＜风穴文艺＞》一文中写道：
“坦率、真诚是感情的粘接剂。《风穴文艺》的诱惑和郭进拴先生诚挚的话语、如火的激情的感召力，终于打破了我生活怠惰的坚冰，疗救了我嬉戏无度的顽症，开始步入小小说理论研究的领域，写出了《小小说面面观》，比较集中地在《风穴文艺》上发表了。”
攀枝花大学教授李立功在《他乡遇故知》中写道：
“平日，只要翻开《风穴文艺》就会浮想联翩，那些追叙往昔故事的文字确乎引发游子的乡思乡恋与乡情，那大量描绘故乡腾飞的情文并茂的篇章，更展现出旧貌换新颜的绚丽画卷。譬如郭进拴同志的报告文学，具体地真切地反映了各条战线上改革开放的壮举，确实令远离家乡的游子精神振奋。这些作品描述了故乡建设的巨大成就，表现了汝州人在新时期勇于开拓进取的风貌，自然赋予我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陈凝在《此情悠悠》中写道：
“编辑我的稿子的，还有一位郭编辑。那时我谨慎而尊敬地称他‘郭老师’，后来称他‘进拴哥’，再后来我称他‘郭大侠’。他是个作家，人长得很有乡土气息，即便他从上海复旦大学进修归来，穿着那年特流行的花衬衣，依然让我感到他是淳朴亲切的乡下大哥。每次到《风穴文艺》编辑部，只要郭大侠在，他总要给我倒上一杯白开水。编辑部穷，但是白开水也同样让人心里暖乎乎的。”
席怀恩在《实话实说——读〈沧桑〉有感》一文中这样写道：
先说进拴。1980年，我在洛阳市大路口锅炉厂当民工，在白天十几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之后，晚上爬格子到深夜。后来厂里一位青年工人告诉我，临汝镇一个小伙子此前也在这里当民工，也是白天干活晚上写东西。当时我一惊，天下还真有和我一样“神经”的人！因为一直无缘谋面，对这位和我一样的“神经蛋”也渐渐淡忘了。1985年4月，有一天马凤超副总编给我一张临汝镇文化站办的《乡音》小报，那编排质量和印刷质量吸引了我。走马观花读了几篇短文之后，我一拍桌子站起来吼道：“比一些地市级报纸都在上！”马副总编问：“让这个主编当我们的文学编辑怎么样？”我说：“呱呱叫！”没多久，进拴就到《豫西报》社主持文学副刊。这时候我才知道，他就是在大路口锅炉厂当过民工的那个“神经蛋”。
……
两期《沧桑》在手，倍觉亲切，倍觉欣慰。
时任平顶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于天命给我写信说：
“刊物封面已使我爱不释手。栏目活跃，异彩纷呈，令我大开眼界。篇篇皆文学，无钱仆之嫌。在下心悦诚服，《沧桑》不失文学本分。”
鲁山县政协袁占才来信说：
“若不把《沧桑》与汝州联系，说是全国大杂志社主办也不为过。真是格高意远，有大气、大风格，文章篇篇耐读，一流矣！”
时任平顶山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平顶山市文联主席、作协主席、著名作家禹本愚也在《平顶山日报》发表了《寄语〈沧桑〉》的文章：
《沧桑》这个杂志，令人耳目一新。初拿到手，我还以为是外地外埠的刊物，细看才知是原来的《风穴文艺》。
……
《沧桑》就是商品社会中一片清纯的园圃。我在其间漫游，感受到了大家的赞美……
我的另一个感觉是《沧桑》很生动，文学刊物本身渍透着感情色彩，生动不起来怎行？《沧桑》的栏目既有《名家新作》，又有《文坛新星》，也就是说，既可见大作家纵横捭阖的手笔，又可见习作者稚嫩的幼芽。此外，既有汹涌澎湃的反映改革的《大潮风流》（纪实文学），又有作家与读者、作家与编辑的《去雁来鸿》。粗犷与委婉、‘大江东去’与‘杨柳岸晓风残月’”编织出了经经纬纬。生活是诱人的，我们的文学园地也该是诱人的，而且该格外诱人才好……
农历年底，天命君从《沧桑》处回来，谈了谈他的想法，并嘱我写点文字。“《沧桑》和读者贴得近，办得有生色”——是同感。是以写下这些话，算是新春寄语吧！
不久，于天命老师又亲自送来了时任中共平顶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裴建中的题词：
繁荣文学艺术
促进精神文明
——祝《沧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裴建中
一九九七年元月三十日
我把裴部长的题词刊登在了《沧桑》1997年第2期的封二上，对大家鼓舞很大。
我还在《沧桑》上新辟了《点将台》专栏，李西萍、孟令福两位已搁笔十余载的老作者的创作灵感也被我的热诚真挚的举动激活了，他们先后送来了新作，并写来了热情洋溢的回信，我将他们的信、稿一并发表，以飨读者。我还开辟了《请你参加》专栏，有意扣下了中篇小说《蒹葭苍苍》的结尾，让读者来续写，再从几十个结尾中选了四个，连同夏春海先生的原结尾一起发表。一篇小说，五种结尾，色彩纷呈，非常好看。作为执行主编，我的责任大、任务重，我积极提倡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作品在刊物上次第登场，使读者既可见大漠孤烟，又能赏春风杨柳；既仰叹阳刚铁骨，又领略情丝绵绵；既陶醉阳春白雪，又乐见下里巴人——众志铸沧桑，沧桑铸精神！
有一次开会，我在主席台上出示了一支旧笔头，充满激情地讲道：“我们画的版样，是从别处找来的旧刊物，画版用的笔，是一支用了8年的劈了杆的旧蘸笔，我们安了一支复写笔芯，用透明胶粘住一头，用旧纸蛋填进去，坏了修，修了用。为了节约开支，我们连一盒彩笔也舍不得买，有时版画坏了，我们就用白纸贴住重用这支笔画。同志们！今天我把这支笔带到了会场，就是这支笔，帮我们办了8年的刊物。你们现在读到的各期刊物，都是用它画的版样，用它改的错别字，它为《沧桑》出了大力！它是我们杂志社的功臣！这支笔一不多贪，二不多占，不发一言，光讲奉献！”
会后，土地局、烟厂等社会各界的领导和文艺家纷纷到文联捐款，赞助《沧桑》。
命运有时也很会捉弄人。1995年，汝州市委组织部让我参加了后备干部培训班，年底又对我进行了考核，我的票很高。可宣布的结果是我曾经热心培养过的一位业余作者当了文联副主席。这时候，社会上议论纷纷：“郭进拴这小子出力不小，啥也不啥，看他以后还干不干了？”实际上是新领导上任后，我的干劲更大了。
1997年年初，我们筹备召开汝州市首次作代会，一开始定的是我为作协主席候选人。待我把前期筹备工作全部做完，讨论修改工作报告时，我中间去了一趟卫生间，回来就发生了“政变”。一个同志说：“我们刚才研究定了，你不能当作协主席，你要当了，我们以后再来连饭也混不出来了。你得当秘书长，为我们服好务。”
我说：“好吧！就按你们定的办！”
中午我又将大家安排到汝州宾馆，好酒好菜美美吃了一顿。下午送大家回家后，我又到市委文印室校对、修改文件到夜里12点多才回家。然后又与中国作协、中华文学基金会、《人民文学》、《诗刊》社、《中国作家》、《文艺报》、鲁迅文学院等取得了联系，全国各地发来贺信、贺电80多封，又接连联系了几家赞助单位，使会议开得热烈、隆重。原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黎辛等也专程回乡祝贺。
中午聚餐时，我的恩师屈江北端着一杯酒，眼里闪着泪花说：“来！祝贺你这个中国作协会员当选为市作协的副主席……”
另有几位作者，以对我的安排不公正，私下串联要找市委书记集体上访，为我讨回公道，我发现后立即进行了制止。时任汝州市文联主席陈建国拍着我的肩膀，动情地说：“你这几天的表现令我感动！”
作代会闭幕后，我请了半年创作假写出了40万字长篇小说《天地人心》，9月份背着稿子又到鲁迅文学院学习了几个月。当时我都写有书面报告。可一位文联领导竟到汝州市委宣传部找到部长说：“郭进拴8个月不上班。”
从北京回来后，汝州市市长批示财政局解决了我的学习费用，可市委办公室因修水管挪用了这笔款。我又给市长送了1份报告，市长说：“这笔款已经批过了。”但市长对我的工作极为支持，还是又批了一次。这次款到位后，文联一位领导说这款是给文联的，你不能花，报销时，拒绝签字，市委办公室一位副主任看不下去了，专门打电话将文联主席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人家进拴是咱们市的特殊人才，这笔款连市长都批了两次，第一次咱大楼水管坏了，用这笔款修水管没给人家，这次应该给人家。你缺资金可以打报告，我协助你找市长再批。”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学习费用才报销了。
可文联一位领导又说：“市长也是混蛋，没水平，他8个月不上班，还给他报销学费哩！”
这中间，平顶山市委宣传部、平顶山市文联研究让我到磊裕公司挂职深入生活，平顶山市文联党组书记宛芳卿同志亲自将文件送交汝州市文联主席。可汝州市文联有个别领导亲自到组织部、宣传部打招呼：“郭进拴就爱到处活动，他的水平很差，就是挂职也轮不到他，比他水平高的还有好几个。他是自己跑的指标，不能让他去挂职。再说了，他要是去挂职了，《沧桑》谁来办？我们办刊物也离不开他呀……”
我的挂职深入生活，也就此被挂了起来。
当然，汝州市文联的领导也多次在不同场合说：“我的处女作就是进拴为我编发的，包括《乡音》发的，《豫西报》发的，进拴也是我的启蒙老师，引我走上了文学路……”听了这话，我心里热乎乎的。
汝州市文联主席陈建国还推荐我参加了省四次文代会，申报我为平顶山市优秀宣传干部、汝州市拔尖人才等，办了很多好事。
我在汝州市还发动了一场反腐败斗争，追回了几万元被贪污私分的赞助款，一部分用于办《沧桑》杂志，大部分被市纪委追收。个别人恨我恨得连牙都咬碎了。
一次，平顶山的一位朋友见了我，说：“你这几年写了那么多报告文学，从《风穴文艺》到《沧桑》发在头题的报告文学全部都是你写的，手里不弄个几十万？”
我说：“我写的报告文学，最少的一篇得了5元稿费，最多的是一篇写了近50000字的报告文学，得了180元的稿费。后来办《沧桑》，拉不来赞助，就完全取消了稿费。”
朋友不相信，又说：“你别哭穷，怕我问你借钱？”
我说：“你要借钱，算是找对人了。不瞒你说，我住的70平方米的小房子，是给了人家3000元预付款偷偷住进去的，中间人家停过我的电，没电我晚上就点蜡烛写作。断过我家的水，我就到附近的井里掂水吃，反正我浑身有的是力气，权当是锻炼身体的。有时人家逼得急了，我就找朋友们借点先给人家；房产公司老板一见我就头疼，我一见人家就胆怯。”
朋友不可思议地说：“你官没弄住，钱也没弄住，还干得恁性，也不知到底图的是啥？不待大家都说你是‘神经蛋’！”
但我有苦也有乐。省作协把我评为“河南省首届优秀文学组织工作者奖”，平顶山市委宣传部授予我 “优秀宣传干部”称号，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授予我“全国优秀宣传干部”称号；曾连续三年考核优秀；出席了河南省第四次、第七次文代会等等，这也是上级组织和同志们对我的肯定。
1994年3月，我背着一大包发表的作品和获奖证书，第一次到北京，两条腿站得肿成了虚糕馍。我不知道中国作协在哪里？一位出租车司机说：“我给你拉到沙滩的文化部问问吧！”
当孙德全老师看了我的一大包袱作品和获奖证书后，说：“小郭，你这7本书就够条件了，其它作品和证书你还拿走，填到表上就可以了，你给10元钱，领张申请表吧！”
孙德全老师为我发了编号为5840号的《中国作家协会入会申请表》，又极热情地把我送出文化部大院。我连夜返回汝州，一笔一画，认认真真地填了表，让单位盖了章，又到省作协见了王秀芳秘书长。
秀芳大姐说：“光你这种精神，也能打动中国作协的领导！”
她提笔在省作协意见一栏写道：
郭进拴同志已出版长篇小说、散文集、纪实文学集七部，有的作品在省内多次获奖，在文学组织工作方面也有突出成绩，获我会首届“优秀文学组织工作者奖”，同意推荐。
河南省作家协会
1994·3·4
1995年2月23日，我收到了中国作协正式通知，说我已于1994年12月27日经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研究被批准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随后，中国作协为我颁发了编号为4481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
这也是我此生最开心的一件大事。
一次平顶山市委宣传部通知我去参加重点文艺家座谈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裴建中看到了我，对着市委副书记侯玉德的面介绍道：“我认识郭进拴的时候，他还是个农民，穿着又破又旧的衣服到郑州送稿。可他有毅力，有志气，今天就终于成功了。我们搞创作，就得有他这种不怕吃苦，不怕失败的精神。你们《新城》杂志，下一期把郭进拴登到封面上，农民作家嘛，戴上草帽，挽起裤腿，下秧田劳动，这比那些美女图有说服力。”
中午在宾馆吃饭，裴部长又有意把我拉到侯书记坐的这一桌上，侯玉德书记敬酒时，特意说：“来！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碰一杯！”此时我感到了无比的温暖和幸福。
饭后，曲令敏老师打趣地说：“农民作家！”
杜耀磊老师接着说：“戴上草帽。”
黄昌之老师说：“挽起裤腿！”
张黑吞老师接道：“下秧田劳动！”
我说：“人家裴部长说了一句，你们就记住了！”
会后不久，平顶山市文联党组书记宛芳卿找我谈话：“你的事裴部长有交待，让我们想法把你调过来。可现在文联没编制，党组已给市领导、市编委打了报告，正在千方百计解决你的编制问题。你要好好工作，多出作品，不能辜负裴部长和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和支持。”
到了1999年初的一天，宛主席又给我打电话说：“裴部长调到市纪委当书记去了，临走又交待了你调动的事。我向唐部长又作了专题汇报，唐部长想见见你，你今天过来一趟。”
我赶到当时在党校办公的平顶山市文联，宛主席说：“和唐部长约定下午上班见面，中午由智民主席陪你吃工作餐。”
中午，菅智民副主席领我到宾馆吃了自助餐，还倒了酒，与我共同碰杯。
事后有朋友捣住鼻子骂我：“说你是‘神经蛋’!你还真就是个‘神经蛋’！人家文联领导为你的事跑前跑后，你不但不请文联领导的客，反而还让文联领导请你吃饭。就没见过像你这么死心眼的货……”细想想，这话也有一定道理，我这个人就是心眼太实。
下午宛主席领我见了新任平顶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唐全国。唐部长握着我的手说：“你就是郭进拴？对！我在温泉笔会上见过你！你的事我和邓市长说了，邓市长原则上同意。抽个时间把手续办过来。你要好好写作，多出作品！”
在赴平顶山的途中，我被平顶山人民万众一心，治理湛河的热火朝天的场面所感动，就把我写的《我的作家梦》获全国金奖的2000奖金捐给了湛河工程。唐部长特浱办公室主任陈建中亲自把我送到资金组，平顶山电视台、平顶山人民广播电台、《平顶山日报》、《平顶山晚报》纷纷发了消息。
春节过后，唐全国部长又安排我到湛河治理工地深入生活。一次我从工地采访回来，发现住地门口放了两箱方便面，一张字条上写道：“专程来看你，等了半天你没回来，只好留下两箱方便面供你急用。赵俊杰“原来是汝州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赵俊杰来看我来了。别人是给领导送礼，我却是部长给我送礼。这两箱方便面派上了大用场，我也从中感到了来自组织上的亲情和温暖。
我在采访市委副书记、市长邓永俭时，他说：“现在主要是全省干部冻结，要搞公务员体制改革，如果光调你一个人，怕别人提意见。你放心，等过了这一段时间一定给你办！”
有了邓市长这话，我等于吃了“定心丸！”就在启蒙路租房住下，后来干脆把汝州的房子也卖了，破釜沉舟，断绝后路，汲取了第一次往洛阳地区调动，家属先动摇，拖后腿又让我回来的教训。
新的情况又出现了，平顶山市不少领导的案头出现了匿名信，说“郭进拴是不安定因素，少才没德，到处惹是生非，在汝州就写过《从市长到死囚》的大毒草反党作品，千万不能用。”就连《新城》执行主编任流潮老师也收到了“郭进拴此人不可用”的匿名信。当然了，字迹似曾相识，可发信邮戳却是宝丰的、市郊的，就是没有汝州的。看来，有人又躲在暗处，向我下毒手了。我又一次中了暗箭，被整得身心交瘁，那些整惯了人，尝到整人甜头的人，总是窥伺着，找机会下手，想起来真叫人心寒。
汝州市文联先是停发了我的工资，然后是命令我限期回去上班，如不回，将按公务员条例，以旷工为由将我就地开除工职。
我写的《湛河大决战》初稿送给邓永俭市长、邹积余副书记和唐全国部长看了，他们都说“写得很好，尽快出版。”
作家出版社也派出责任编辑来平商谈出书事宜。市文联当时主持工作的菅智民主席亲自和我一道找到邓市长落实出书资金，邓市长批示让肖新明副市长与市财政局协商解决。
第二天，菅主席又派岳书敏副主席和我一道找到肖市长。肖市长看了邓市长批示，说：“进拴，他们都是书商，要价太高，你和他们再搞搞价，花不了这么多钱。报告先放下，我们市长办公会还要统一再研究研究。”
岳主席又带我见了市委副书记邹积余，邹书记认真审看了我设计的版式和彩页照片，还当场纠正了我写的一个错别字。我们临出门时她又交待岳主席：“书敏！这是咱们市的人才，你们要尽快把他的手续办过来！”
这期间，菅智民主席又给编委打了一个报告，我送给邓市长后，他说：“这是你个人的事，我当着你的面批，不严肃，也不符合组织原则。你自己不要跑了，让组织上出面按程序办理。”
由于作家出版社要的资金较多，出书经费一时没有落实下来。我只好先把我卖房子的钱垫上，将《湛河大决战》先印了出来。一时间，报纸上登，电视上播，我一下子成了新闻人物。我把书分送给了市四大班子领导，然后找到唐部长说：“唐部长!我把汝州的房子卖了出成了《湛河大决战》，现在汝州市文联又停发了我的工资，昨晚公安局又清查户口，我一家4口都成了黑人，孩子们上不成学，转不了学籍，这可咋办呀？”
唐全国部长说：“现在邹书记还在她办公室等我，专门研究解决你的问题。”我紧忙拿出包里装的的一份菅主席签发的给市编委的报告交给了唐部长。后来唐部长说邹书记已签字同意，报告已交给李昆武副部长，部长办公会分工让他负责找邓市长落实你的工作调动和出书经费两件事。
我又找到李昆武部长，他说：“我找了几次邓市长没找到，这样吧，你明天上午再来，我给你一个准信。”
第二天我又见了昆武部长，他说：“昨天邓市长和肖市长共同在场商定了你的事，邓市长已签了字，你赶快拿回去让智民同志给你办手续。”
我接过文件一看，邹书记批道：“拟同意，请邓市长最后审定。”邓市长批示只有两个字：“同意！”两天内办完了全部调动手续，汝州市委组织部一位同志说：“你一个一般干部调动，市长、市委副书记都给你签字，我在组织部干了这么多年，还没见过这种事。”
菅智民主席带领文联党组全体成员把我送到了《新城》编辑部，中午与编辑部全体人员共进午餐。编辑部一个人说：“郭进拴这货啥来头？竟惊动得文联全体领导都出动了。”
调到平顶山市文联的18年里，我参与了《新城》到《三月》的改版、编辑工作，任执行主编出版了3期《新城》增刊，上交了25000元的承包款，我还参与编辑出版了《基石礼赞》大型获奖报告文学集和《平顶山手册》等。在财政没拔1分钱经费的情况下，参与组织、编印了60多期铜版纸彩色印刷的《文艺界》。还参与了首次文代会和二次作代会的筹备工作。创作并出版了《陈宝泰传》《鹰击长空》《洪流滚滚》《鹰城理财人风采》《壮歌风云路》《闪光的足迹》《观音菩萨传》《成功之路》《乡情老更深》《人间真情》《运锦之路》《我的鳌头》《岁月芳芳》《风雨龙潭情》《天龙山传奇》《命运》《新城美韵》《月是故乡明》《汝河奔流》《湛河流韵》等数十部文学专著。省政协副主席、原市委书记邓永俭曾在一次座谈会上说：“进拴很勤奋！”
刚到平顶山时，汝州有人打市长热线，说郭进拴是个腐败分子，在汝州市和平顶山市两头领工资，欺骗人民欺骗党。经市长热线核查落实，事实是我调出后，我的人头工资汝州市财政局已拔付到了2001年底，而我于2000年4月正式调出，平顶山市从5月份才给我发工资，等于1至4月份汝州市文联没有给我发1分钱工资。谁知这样一告，汝州财政停拔了我的人头工资和所有费用。个别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反而还我以清白。
我在汝州市文联工作时，一次接待平顶山电台的一位领导，因他傍晚才到，没法办手续。晚上吃饭时我亲自跑到文联主席家里，他说：“我刚喝完剩饭，晚上就不陪了，你该咋接待就咋接待。”我给宾馆签了字，只用补个手续就行了，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已调到了平顶山，汝州宾馆的服务员还天天把电话打到我家里问我要账，我说：“这是因公接待，当时已请示了文联主席，只用他补办个手续就行了，咋到现在了还问我要账哩。”
服务员说：“人家说根本就不知道此事，这钱必须问你要……连你的电话也是人家告诉我的，我们讨不回账，就要扣工资，你说咋办？”
……
汝州市文联个别人，真是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想起来，真是叫人寒心啊！
《新城》增刊是平顶山市文联和编辑部领导再三催促我办的。2002年第1期出版后，有关领导说因没审我的稿子，再加上页码较多，违犯了规定，让我交了承包款后，开的是一张罚款的收据。个别人又四处打电话，说郭进拴这一期刊物出了问题，你们的宣传费都不要给他了。结果我去要账时，我的主人公们都说：“你们单位打电话说不让给钱，我们也没有办法。”还有一家收了1000元的票答应给钱，后来又躲着不见。我把一次会议照到那里吃饭，钱数大体相当，这下他们又天天问我要账，还扬言要上法庭。
时任文联党组书记一连到编辑部开了几个星期的会议，对我进行批判。并多次逼我写出书面检讨，说是要装入个人档案。有一次他竟捣着我的鼻子怒吼道：“你是怎么来的，你是找着邓市长给你签的字，全平顶山就你一个人才了？没人了？你这中国作协会员就这水平？我还把你交给邓市长，从哪里来还退回到哪里去。”
我说：“我脸就恁白，找到邓市长人家就给签字了？邓市长的字是签在文联党组打的红头文件上的，你可以去查查档案嘛！”
书记更恼火地说：“《湛河大决战》的钱是市里拔给文联和编辑部的，你给它花了？”
我说：“那是我把卖房款先垫上出版的，你知道不知道这事？”
……
我说：“这一期增刊是为了迎接十六大出的特刊。”
书记说：“你这就是十六大？”
我说：“我这是迎接十六大……”
书记说：“上次批评你，你不服气，你到宣传部、市委、市政府到处找了一圈。告诉你，如果刊物因你出了问题，再停办了，我先把你开除回家……”
实际上是我们这一期迎接十六大的专刊送给市长邓永俭时，他问我：“这是哪里办的？印得这么漂亮？”我说：“这是咱文联办的！”邓永俭市长惊奇地说：“文联还有《新城》？我过去怎么没见过？”他一边认真翻阅，一边接连说了三个“不错！”我又把这期刊物送给了市委宣传部的各位领导和各个科室，唐部长、刁部长还表扬说：“文联工作又跑到前头去了，这一期办得好，质量高。我们正是要开会动员各单位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你这一期《新城》图文并茂，又出到点子上了。好好干吧！”
我一边挨批评，一边受表扬。
在筹备市二次作代会期间，为了副主席侯选人的排名，我又受了不少气，挨了不少训，这个要按姓氏笔画排，那个要按成就大小排。还有要按职务高低排；我起草的工作报告，把这个的作品点得多了，那个的因不了解情况，点得少了，没点到了，名字排列靠后了，随时都会招来批评、埋怨、指责，真是立着不是坐着歪。
作代会结束后，我又和作协主席于天命忙着给向作代会发贺电的全国各地作协写感谢信，在新华书店后二楼布置作协办公室。当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已听到了迎接春节到来的声声鞭炮……
我刚到租住在启蒙路的家里，于天命主席冒着雪给我送来了各种年货。他知道我连日来和他一起不分日夜地忙着作协的工作，连年货也没顾上置办。
望着于主席冒雪送来的年货，我流下了感激的泪水。那一刻，我感到特别的温暖……
在我调动工作和在湛河治理工地采访、写作的一年多时间里，每隔一段，市电台的刘炳超老师就带着师母去看望我，问寒问暖。刘老师还在他主编的《七彩虹》栏目里，分5次连续播出了我写的《我的作家梦》，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尤其是2000年的春节，我这边没调来，那边又停发了工资，走又走不了，回又回不去，处在人生和事业的低潮。这年的春节，我觉得孤独无助，寒冷寂寞。正在这时，刘炳超老师放弃了全的家团圆，带着师母，带着年货，来到了我租住的家里，拉家长，说宽心话，出谋献计，一直谈到零点以后才离去。
望着两位老人远去的身影，我感到了身在异乡为异客的丝丝温情。这真是两位雪中送炭、善解人意的老人啊！
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个春节！
我挨批挨训无数次，但也受过三次表扬。一次是2001年10月在一次作协主席团会议上，于天命主席拿着新出版的《平顶山作家通讯》说：“以后大家都要向郭进拴学习，这一期《作家通讯》他下了很大功夫，编得比省作协的《作家通讯》质量还高。”另一次是在2006年底的一次《文艺界》编辑会议上，岳书敏副主席说：“今年郭老师出力最大，成绩最突出，大家都要向郭老师学习，多作贡献。”在2007年春节举行的一次书画笔会上，市文联党组书记程贵平端了一大茶杯酒走到我跟前说：“你去年干得很好，成绩最突出，我都看着来，你是个实在人，来！干了这杯！”领导们这么尊重我，这么理解我，又这么看得起我，我工作起来也更有劲头了。
我调到平顶山后，又三次搬家，光房租就花了好几万元。其中有两次我上大学的儿子从北京回来都找不到家了。第一次是启蒙路的房东要回来住，我搬到了建西建材大世界对面的工行家属院，儿子暑假回来找到了西高皇。到了2006年6月，房东儿子要结婚，我们在新城区的房子还没交工，只好又搬到西高皇的农村去租房居住，儿子暑假回来又坐车找到了焦店。
在西高皇这几个月，我家院里兔子跑，鸡子叫，我每天下班割草喂兔，挑水浇菜，领着小狗溜湛河，吃菜不掏钱，鸡蛋不用买，卖兔能换钱，杀鸡能吃肉，身体又健康，倒也快乐、自在、逍遥。直到2006年10月，我正式搬到了新城区湖光花园的新家，才结束了长达7年的租房串房檐的流浪生活。我母亲、我岳父临终时都为我负担大，没房子居住而发愁，现在他们可以在九泉安心了。
当然，租房，买房，再加上我妻子没工作，我一个人供一个大学生，一个中学生，这幕后的辛酸苦累，作的难、流的泪，真是一两句话说不清、道不明的。
我这一生注定就是流浪的命。我出生在伊川县白沙乡焦沟村，11岁搬到临汝县临汝镇关庙村的老家，我母亲这一辈子共搬了8次家。我从参加工作算起，在临汝镇上就搬了7个地方，在汝州城搬了3次家，1992年又泪别老母、妻儿到复旦大学读书，1997年又到北京鲁迅文学院读书。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出生在临汝镇的出租屋里，一个出生在汝州城前火神庙街的出租房里，后我前脚搬出，后脚便房倒屋塌，四角落地。直到我48岁这一年才终于搬到了自己的房子里。
我也曾三次被告上法庭，第一次是与人合作了一部反腐败的长篇纪实文学，文中点到的反面人物对号入座，将我告了；第二次是我与人合写的长篇报告文学《磊裕烽火》中的对立面又将我告了，法院通知开庭时才知道，这两次当被告结果都不了了之。第三次是我在《文艺界》一先一后宣传了两个典型人物，第一个说我侵犯了他的名誉权，将写他的事迹又写到了另外一个人身上。这个告我的人，我从1978年就开始对他跟踪采访，多次宣传他，曾先后在《豫西报》、《沧桑》、《平顶山日报》、《新城》、《大河报》、华泰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新世纪之声网站等发表了十几万字歌赞他的纪实散文和报告文学作品，还执笔撰写了介绍他的电视专题片的解说词，2004年他作为我写的报告文学的主人公，走上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接受国家领导人颁奖并介绍经验，一下子名扬全国。现在汝州市法院已受理此案，因案件现在没有结案，怕引起新的侵权纠纷，此时此刻，不便多说。但这三次当被告的教训还是要记取的，今后写东西一定要慎之又慎，切不可再犯“错误”。但事情也是一分为二的，说明这几篇作品引起了反响，有棱角，有人看。
我也有过三次失败的经历。第一次是报国家二级作家时，将《文艺报》、《文学报》评论《磊裕烽火》的一段话抄到了申报表上，评委评审时，一位女报告文学作家说：“没有这么大影响吧？”其它评委都没发言，结果表被扔了过去。中国作协人事部的一位女同志也可能觉得很惋惜，电话打到单位，又问了我的电话，打到家里问我以前为什么没参加评职称，我说以前在县级市工作时没人通知，现在调到地级市里得到了省文联的通知，女同志说这次就算了，你明年再报，我们每年都要评。事后省作协主席张宇告诉我：“本来你的报告文学《人民文学》都出了专集，已达到了二级作家条件，可你填表时不谦虚，太口满，把个二级作家也给打洒了。张一弓给你签了字，人家评委把电话也打给了张一弓，他也检讨说当时没细看。兴常说，骄兵必败，哀兵必胜，你得可怜巴巴地求着人家才行。你近几年就不要再报了，人家已经对你有了不好的印象，停停再说吧……”看来是你自己不要说你自己行了，够条件了，你越这样说，人家评委越不给你批。我也申报过两次平顶山市的拔尖人才，不知什么原因，都没批。第三次申报时，有人说：“你只要拿个茅盾文学奖啥都有了!”一听这话，我干脆弃权，不再报了。现在人也过了半百之年，对这些名利也都看得淡了，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也就无所谓了。
但我也有“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外收获，在我48岁那一年，本来早已过了提拔晋升的年龄，可这一年，经群众推荐，市文联党组考核，市人事局批准，我又被破格提拔为市文联创研室的副主任，工资一下子 “蹭”地长到了2500多元。2012年又被破格提拔为平顶山市文联创研室主任，2016年被平顶山学院聘为客座教授，说不高兴是假的，我夜里做梦还笑醒了好几回哪！
我也有过光荣与体面的时候。自2001年以来，我曾8次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颁奖，我的多篇作品被评为特等奖、金奖，一等奖等，六次被评为全国“优秀文化工作者”称号，三次在主席台介绍经验。其中一次结合自己走过的文学路谈创作心得时，引起与会代表共鸣，掌声经久不息，散会后被团团围住，签字留名合影达1个多小时方散。我当了一回明星，感觉很好。
我也有三大遗憾。一是我爹1974年去世前没给他照一张像，到现在只有在梦中见他了；二是我母亲2005年去世时，我因忙于工作，临终没和老人说上一句话；三是我岳父2005年9月去世时，我正在北戴河参加笔会，临终没有送老人家一程。
60年了，教训很多，啰啰索索写了这些回忆文字，也不知此文又会得罪哪方神仙？
但我是真诚的，真诚感谢那些帮助、支持过我的人，也真诚感谢那些“收拾”过我的人，因为他们使我懂得了生活，认识了人生，激发了我向上的力量。没有他们给我“使反劲”，我老是在顺境中平安度日，就没有了斗志，没有了激情，也就没有了动力，也就没有了我的2000多万字作品的发表，也更不会有我的今天。
我真诚地向各位说声：“谢谢！谢谢！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