缙云山下话雨僧 ——吴宓先生西南旧事

世人皆知钱钟书,即便没有读过他的书,这个名字,都如雷贯耳。

钱钟书上世纪3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他与另外两个同学曹禺、李健吾,并称当时清华园的“龙虎豹”。曹禺我们都知道,杰出的剧作家,《雷雨》、《日出》等一系列经典戏剧的作者。李健吾也是著名作家、戏剧家、翻译家,上世纪80年代毕业的中学生,语文课上都学过一篇散文《雨中登泰山》,就是他的作品。对他,我们也不陌生。

这三个清华学霸,都出自同一个老师门下,叫吴宓。

钱钟书题签吴宓作品

今天除了专治现、当代文学或者对那段历史感兴趣的人,可能大多都不知道他。

然而,他却是一个不应该被我们忘记,也不可能被历史的尘烟湮没的人。

再随便数几个他的学生看看。

季羡林,国学大师、北大教授;王力,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北大教授;吕叔湘,著名语言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现代汉语词典》作者;徐中舒,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曾任北大、复旦、武大、川大等校教授;姚名达,著名历史学家、目录学家、复旦教授,抗战时第一个在前线殉国的教授;向达,著名历史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北大教授;穆旦,著名诗人、翻译家、曾任南开大学副教授;贺麟,著名哲学家、北大、清华教授,“新心学”创始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浦江清,著名古典文学家、北大教授;沈有鼎,著名哲学家、北大教授;王佐良,著名翻译家、北外教授、副院长;杨周翰,著名西方文学专家、北大教授;许国璋,著名语言学家、北外教授;蒋南翔,曾任清华大学校长、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教育部部长。

他还有两个同登期颐、享百岁瑞寿的弟子,就是刚分别于今年5月28日,6月17日离开我们的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先生和著名翻译家、文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许渊冲先生。

还有很多,兹不逐列。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随便挑一个,都可冠谓“大师”的名号。我们很多人或多或少,直接、间接都曾受惠于他们思想和学问的滋养。比如,很少有人没有翻阅过《许国璋英语》吧?我的书架上,至今还放着这套30多年前的畅销书。

能教出一、两个优秀学生的老师,有可能是运气好,碰巧遇到了天资聪慧的学生。但能带出那么多大牛学生,一定是自身实力所致,断非撞了大运。

吴宓,字雨僧,1894年8月20 日出生于陕西泾阳安吴堡,晚清陕西女首富周莹堂侄,原名吴陀曼。文心早慧,寝馈诗文,13岁时就读于三原宏道书院,与民国大佬于右任、著名报人张季鸾同为“关学”余脉。1911年以总分第二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1912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同学故意以他名字的发音戏称他为“糊涂men”,愤而改名吴宓。在《康熙字典》中,“宓”字意为安静。

1917年,23岁的吴宓赴美国留学,在弗吉尼亚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次年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白璧德教授,学习比较文学、英国文学和哲学,专注19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浪漫主义诗人作品,成就斐然,与另外两个中国留学生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

1921年吴宓回国,受聘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国立中央大学,即今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讲授世界文学史,以古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学及中国儒家学说四大文化体系为对比,设“中西诗之比较”课程,开创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先河。吴宓因此被誉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

在此期间,吴宓创办《学衡》杂志,主张中西融合,既要吸收西方先进文化,也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价值。他著文抨击新体自由诗,与当时社会激进的新文化运动分庭抗礼,别成一派,被鲁迅称为“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吴宓是“学衡派”代表人物

1924年,吴宓赴沈阳任东北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

1925年初,清华设立国学研究院,吴宓前往任主任,以端正诚恳的态度,在时任校长曹云祥支持下,聘请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为教授,成就了国学院“四个半导师”的教育格局,使清华国学研究院成为近代中国学术崇崒。

陈丹青作品《国学院》。从左至右分别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图片来源于网络)

冯友兰曾说:“雨僧一生,一大贡献是负责筹备建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并难得地把王、梁、陈、赵四个人都请到清华任导师,他本可以自任院长的,但只承认是'执行秘书'。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很难得的!”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颐和园前,遗书指定陈寅恪和吴宓处理自己生前之物,可见对吴宓的信任。

1930年,吴宓到欧洲游学,次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按照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方案创办清华大学外文系,明确提出培养目标为造就“博雅之士”。在他的努力下,清华大学外文系很快成为国内第一流系科。

抗战爆发后,吴宓代理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1941年被国府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1944年秋,到南迁成都的燕京大学任教,1945年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1946年,吴宓辞谢浙江大学、河南大学请他出任文学院院长的聘约,到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此间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多次请其回校。1949年,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以文学院院长之位邀他南下,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女儿也要他回清华大学,宓均未从,却于4月底飞到重庆,到北碚夏坝的相辉学院(不久前去世的袁隆平院士1949年即考入此校农学系)任外语系教授,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1950年两院撤消成立四川教育学院,随后并入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吴宓先后在外文系、历史系、中文系任教,直至垂暮。

吴宓还是一位颇有建树的红学大师。他对《红楼梦》研究造诣精深,是最早将《红楼梦》推介到国外的权威学者之一。在红学界,他与胡适、蔡元培、俞平伯、周汝昌等大家齐名。无论西南联大时期还是在重庆期间,他都多次开设红学讲座,深得社会各界称誉。

如果说与吴宓同时代的徐志摩是情感浪漫的风流才子,细数吴宓与陈心一、毛彦文(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夫人)等几个女人的情感纠葛,用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标准的“渣男”了。或许是性格所致,他总是在渴慕、追逐另一种感情。曾经有人给吴宓相面,说他是“精神分裂面相。耳不稳重,大小眼体矛盾两面性,注定有性格缺陷。田宅宫欠缺,家运破碎,晚运差。”相面者也说,从额头看,他天资超群,聪慧过人,定成大师。

纵览吴宓一生,似乎也映证了所谓“人生有两大悲剧”的说法:得不到想得到的东西;得到不想得到的东西。

吴宓曾总结自己:“一介平民,一介书生,常人也;做学问,教书,写诗,均不过中等平平。然宓一生效忠民族传统文化,虽九死而不悔;一生追求人格上的独立、自由,追求学术上的独立、自由,从不人云亦云。”

诚哉斯言。无论吴宓的情感生活多么遭人诟病,丝毫不掩他扶掖后人,“为往圣继绝学”之左右采获。他对周围人那种毫无心机的善良,也让我们知晓了何谓“纯士”。

10年前读《南渡北归》,从岳南先生笔下知道了吴宓西南岁月里始惘后艰的悲惨生活。

原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校门

1970年,在那场“艰辛探索”运动开始后不久,同他的终身挚友、身处广州中山大学的陈寅恪一样,吴宓作为“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成为西南师院头号批斗对象,数罪加身蹲入“牛棚”,被遣送至距重庆城区400多里外的梁平县劳改,受尽折磨。76岁高龄的老人无力重活,就被架上高台示众。在震耳欲聋的批斗声浪中,头晕眼花,直打哆嗦,被红卫兵推下跌断左腿。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

随后,被关入一间暗黑水房,革命小将对他昼夜审讯,轮番轰炸。关太久,吴宓全身脏痒难受,请求洗个澡。红卫兵说:你这个老反革命想洗澡,这容易,我来侍候你。他们把吴宓从床上拖下,扒光衣服,令其站在泥水地上,提来一桶冷水,一个拧着他的胳膊,另一个朝他身上泼水,挥动着刷大字报的毛刷刷打吴宓,再将整桶水从头淋到脚,说是为他“提壶灌顶”。初春尚寒,冰冷刺骨的水冻得衰朽的古稀之躯筛糠般发抖。吴宓受不了跪下,哭叫着让小将们不要再整他了。红卫兵说这不是整,整就要把他的耳朵、鼻子一样样割下来,问吴宓是不是想挨整。耄耋之年的一代大师,光着身子像丧家狗一样蜷缩在红卫兵脚下,鸡啄米样不断磕头求饶,并向红卫兵小将致谢,方保住了耳鼻。

不堪其辱的吴宓躺在床上绝食,红卫兵怒斥其“是向造反派、向文化大革命、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扑。”几个男女红卫兵按着吴宓,朝他鼻子里塞入一根胶管,说要给他“鼻饲”,把秽臭难闻的潲水给他强行灌进,直灌得肚子如气球般鼓胀,口吐污沫。可怜的老先生涕泪长流,痛不欲生。几天下来,生不如死的吴宓只得同意掏钱买饭吃,红卫兵才停止了惨无人道的暴行。

饶是如此,吴宓依然不思“悔改”。在全国上下轰轰烈烈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时,还是不合时宜地喊出“头可断,孔不可批”,坚持他“中国文化极有价值,应当保存并发扬光大”的素志。即便批斗升级,劳改加重,再加一项“现行反革命”的罪名,不降志、不辱身的吴宓先生,最终也没有被改造成一个卑懦、猥琐的顺从者。据说那场运动中,敢于公开站出来反对批孔的只有梁漱溟,吴宓,容庚,三个民国时期走出来的教授。

受批判后,再也无人称他为老师。一天,吴宓拄着拐杖独自走在街上,累了坐在路边休息。一位青年路过,兴冲冲走过去喊了他一声“吴老师”。这久违的称呼让他一愣,以为是幻觉。他努力睁着几近失明的眼睛,小心翼翼地问来人:“你在叫我吴老师?”青年说:“是的。吴老师您今天上街散步?”吴宓一下子热泪盈眶,颤抖着手从内衣口袋里摸索出一张10元钞票,送给这位年轻人。青年连忙摆手,说:“吴老师,我怎么能收您的钱?”吴宓道:“小伙子,已经很多年没人叫我吴老师了,今天你是第一个叫我老师的,我心里感动呀!你一定要收下,否则我就会不安的。”几番推辞不过,青年只好收下。10元钱,那时是一个月的生活费了。

西南师范学院一位女教师看到吴宓孤苦伶仃,心生同情,给他织了一双毛线袜子。吴宓回报她100元钱,当时可谓一笔巨款,相当于普通人几个月的工资了。旁人觉得给太多,吴宓说:“多乎哉?不多也。我是把袜子的成本费、劳务费,还有无价的感情都算在里面了,我给她的不算多。”

吴宓先生当年在西南师院家里的部分生活用具

吴宓心地慈善,乐于助人,对他人毫不设防,常受人骗。西南师院一个无赖工勤人员,借口吴宓眼睛不好,自己工作需要,以仅值几元钱的小闹钟哄骗他戴的进口手表,吴宓欣然同意。

见他好骗,有人说他的一个学生因病就医,急需200元住院费,吴宓不疑,当即凑钱交予。嗣后,此人又言学生开刀治疗,还需费用若干。吴宓手头已空,一筹莫展。骗子便拿出一封“求援信”高声朗读,欲再打“感情牌”。恰逢保姆曾婆婆进来,瞥见客人装模作样对着一张白纸念念有词,于是唤人将骗子抓获。事后吴宓不胜感慨,再三称赞曾婆婆“精明”。

吴宓手迹

到1977年,吴宓生活已完全不能自理,学校让其胞妹吴须曼把他领回陕西老家。

关中故土的旧风物,终于让风烛残年的老人得到了一丝温暖。在妹妹和家人的照顾下,他的身体略有好转。延至1978年1月17日,吴宓在泾阳病逝,终年84岁。

“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吴宓临终前的呓语让人心酸。1981年1月17日,吴宓的骨灰由胞妹送至安吴堡,归葬在白雪笼罩的嵯峨山下。一代国学大师终于入土为安,与生他养他的三秦大地长相拥伴。

仅从寿年讲,与同时期那些或投湖、或上吊、或服毒、或绝食、或割腕、或卧轨、或撞壁、或自戕,或被直接折磨暴亡的学者大师相比,吴宓还算幸运,毕竟捱到了放在今天也算高寿的年龄。

在吴宓先生入碚72年后的辛丑年暮春时节,伴着淅淅沥沥的春雨,我两度来到西南大学,寻谒吴宓先生曾经生活和工作的旧迹。

“宓园”一角

先生当年居住的师院文化村老一舍,已经被学校重新翻建,辟为专门纪念他的“吴宓旧居陈列馆”,与周围环境一起命名为“宓园”。这幢老式围廊建筑的整个二楼,每个房间都陈列着跟他生平有关的资料和物品。楼道上挂着汤用彤先生的儿媳、北大教授汤一介夫人、同为北大教授的乐黛云题写吴宓旧言“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牌匾。

与宓园相距约一公里左右的西南大学文学院主楼,现在被叫做“雨僧楼”。楼上“文学院”3个大字,是吴宓先生的手迹。楼前不宽的小路,叫“雨僧路”,楼外吴宓先生当年曾经小坐、休憩过的地方,建了一个亭子名为“吴宓亭”。相邻草坪里有两尊吴宓先生的塑像,一座为先生颔首凝视的头像,一座为先生身着长袍、左手握书欲行的立像,对面坐着的,是鲁迅先生。看得出,如今的西南大学,对学校曾经拥有过这样一位先贤大师的历史,非常珍惜,也很自豪。

我在先生的塑像前驻足良久,似乎想从他那被风霜侵蚀有年的面容里寻得某种启示。

从“吴宓亭”踅到“雨僧路”,我站在路边久久凝望着那幢外墙灰旧,老迈但不失气度的“雨僧楼”,想象着当年雨僧先生在这里进进出出的情景。身旁不时有学生络绎而过,或疾行,或缓走。恍惚间,眼前似有一个身着白衣,拄着拐杖,佝偻着身躯的垂垂老者,蹒跚着脚步踽踽独行,渐渐消逝的孤苦背影,那么清晰,又虚杳若无。

似乎突然被无形的力量猛地一击,我的心剧烈地抽搐了一下,疼痛无比。我分明感觉到了一个渺小、羸弱的生命,在疯狂的时代洪流中的惊惧与无助。纵使他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即便他与人为善、心怀苍生,只要不顺从掌局者的意志,不心甘情愿匍匐称臣,等待他的,只会是大众无情的嘲弄和命运冷酷的践踏。

“雨僧路”边思雨僧

一抬头,远处黛绿的缙云山,似一个高大的屏障矗立,俯视人间纷扰,亘古默然。

瞬间,我双眼模糊,两行清泪夺眶而出,为雨僧先生,也为那些和他同样命运的前辈们。

那个刚去不远的时代,它,真的离开我们了吗?

2021年夏至,好学堂主人,记于渝,北碚

(特别鸣谢:好友、西南大学能源与材料学院教授康跃军帮助联系陈列馆并陪同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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