缙云山下话雨僧 ——吴宓先生西南旧事

世人皆知钱钟书，即便没有读过他的书，这个名字，都如雷贯耳。

钱钟书上世纪3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他与另外两个同学曹禺、李健吾，并称当时清华园的“龙虎豹”。曹禺我们都知道，杰出的剧作家，《雷雨》、《日出》等一系列经典戏剧的作者。李健吾也是著名作家、戏剧家、翻译家，上世纪80年代毕业的中学生，语文课上都学过一篇散文《雨中登泰山》，就是他的作品。对他，我们也不陌生。

这三个清华学霸，都出自同一个老师门下，叫吴宓。

钱钟书题签吴宓作品

今天除了专治现、当代文学或者对那段历史感兴趣的人，可能大多都不知道他。

然而，他却是一个不应该被我们忘记，也不可能被历史的尘烟湮没的人。

再随便数几个他的学生看看。

季羡林，国学大师、北大教授；王力，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北大教授；吕叔湘，著名语言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现代汉语词典》作者；徐中舒，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曾任北大、复旦、武大、川大等校教授；姚名达，著名历史学家、目录学家、复旦教授，抗战时第一个在前线殉国的教授；向达，著名历史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北大教授；穆旦，著名诗人、翻译家、曾任南开大学副教授；贺麟，著名哲学家、北大、清华教授，“新心学”创始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浦江清，著名古典文学家、北大教授；沈有鼎，著名哲学家、北大教授；王佐良，著名翻译家、北外教授、副院长；杨周翰，著名西方文学专家、北大教授；许国璋，著名语言学家、北外教授；蒋南翔，曾任清华大学校长、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教育部部长。

他还有两个同登期颐、享百岁瑞寿的弟子，就是刚分别于今年5月28日，6月17日离开我们的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先生和著名翻译家、文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许渊冲先生。

还有很多，兹不逐列。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随便挑一个，都可冠谓“大师”的名号。我们很多人或多或少，直接、间接都曾受惠于他们思想和学问的滋养。比如，很少有人没有翻阅过《许国璋英语》吧？我的书架上，至今还放着这套30多年前的畅销书。

能教出一、两个优秀学生的老师，有可能是运气好，碰巧遇到了天资聪慧的学生。但能带出那么多大牛学生，一定是自身实力所致，断非撞了大运。

吴宓，字雨僧，1894年8月20 日出生于陕西泾阳安吴堡，晚清陕西女首富周莹堂侄，原名吴陀曼。文心早慧，寝馈诗文，13岁时就读于三原宏道书院，与民国大佬于右任、著名报人张季鸾同为“关学”余脉。1911年以总分第二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1912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同学故意以他名字的发音戏称他为“糊涂men”，愤而改名吴宓。在《康熙字典》中，“宓”字意为安静。

1917年，23岁的吴宓赴美国留学，在弗吉尼亚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次年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白璧德教授，学习比较文学、英国文学和哲学，专注19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浪漫主义诗人作品，成就斐然，与另外两个中国留学生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

1921年吴宓回国，受聘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国立中央大学，即今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讲授世界文学史，以古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学及中国儒家学说四大文化体系为对比，设“中西诗之比较”课程，开创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先河。吴宓因此被誉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

在此期间，吴宓创办《学衡》杂志，主张中西融合，既要吸收西方先进文化，也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价值。他著文抨击新体自由诗，与当时社会激进的新文化运动分庭抗礼，别成一派，被鲁迅称为“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吴宓是“学衡派”代表人物

1924年，吴宓赴沈阳任东北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

1925年初，清华设立国学研究院，吴宓前往任主任，以端正诚恳的态度，在时任校长曹云祥支持下，聘请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为教授，成就了国学院“四个半导师”的教育格局，使清华国学研究院成为近代中国学术崇崒。

陈丹青作品《国学院》。从左至右分别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图片来源于网络）

冯友兰曾说:“雨僧一生，一大贡献是负责筹备建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并难得地把王、梁、陈、赵四个人都请到清华任导师，他本可以自任院长的，但只承认是'执行秘书'。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很难得的!”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颐和园前，遗书指定陈寅恪和吴宓处理自己生前之物，可见对吴宓的信任。

1930年，吴宓到欧洲游学，次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按照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方案创办清华大学外文系，明确提出培养目标为造就“博雅之士”。在他的努力下，清华大学外文系很快成为国内第一流系科。

抗战爆发后，吴宓代理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1941年被国府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1944年秋，到南迁成都的燕京大学任教，1945年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1946年，吴宓辞谢浙江大学、河南大学请他出任文学院院长的聘约，到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此间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多次请其回校。1949年，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以文学院院长之位邀他南下，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女儿也要他回清华大学，宓均未从，却于4月底飞到重庆，到北碚夏坝的相辉学院（不久前去世的袁隆平院士1949年即考入此校农学系）任外语系教授，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1950年两院撤消成立四川教育学院，随后并入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吴宓先后在外文系、历史系、中文系任教，直至垂暮。

吴宓还是一位颇有建树的红学大师。他对《红楼梦》研究造诣精深，是最早将《红楼梦》推介到国外的权威学者之一。在红学界，他与胡适、蔡元培、俞平伯、周汝昌等大家齐名。无论西南联大时期还是在重庆期间，他都多次开设红学讲座，深得社会各界称誉。

如果说与吴宓同时代的徐志摩是情感浪漫的风流才子，细数吴宓与陈心一、毛彦文（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夫人）等几个女人的情感纠葛，用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标准的“渣男”了。或许是性格所致，他总是在渴慕、追逐另一种感情。曾经有人给吴宓相面，说他是“精神分裂面相。耳不稳重，大小眼体矛盾两面性，注定有性格缺陷。田宅宫欠缺，家运破碎，晚运差。”相面者也说，从额头看，他天资超群，聪慧过人，定成大师。

纵览吴宓一生，似乎也映证了所谓“人生有两大悲剧”的说法：得不到想得到的东西；得到不想得到的东西。

吴宓曾总结自己：“一介平民，一介书生，常人也；做学问，教书，写诗，均不过中等平平。然宓一生效忠民族传统文化，虽九死而不悔；一生追求人格上的独立、自由，追求学术上的独立、自由，从不人云亦云。”

诚哉斯言。无论吴宓的情感生活多么遭人诟病，丝毫不掩他扶掖后人，“为往圣继绝学”之左右采获。他对周围人那种毫无心机的善良，也让我们知晓了何谓“纯士”。

10年前读《南渡北归》，从岳南先生笔下知道了吴宓西南岁月里始惘后艰的悲惨生活。

原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校门

1970年，在那场“艰辛探索”运动开始后不久，同他的终身挚友、身处广州中山大学的陈寅恪一样，吴宓作为“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成为西南师院头号批斗对象，数罪加身蹲入“牛棚”，被遣送至距重庆城区400多里外的梁平县劳改，受尽折磨。76岁高龄的老人无力重活，就被架上高台示众。在震耳欲聋的批斗声浪中，头晕眼花，直打哆嗦，被红卫兵推下跌断左腿。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

随后，被关入一间暗黑水房，革命小将对他昼夜审讯，轮番轰炸。关太久，吴宓全身脏痒难受，请求洗个澡。红卫兵说：你这个老反革命想洗澡，这容易，我来侍候你。他们把吴宓从床上拖下，扒光衣服，令其站在泥水地上，提来一桶冷水，一个拧着他的胳膊，另一个朝他身上泼水，挥动着刷大字报的毛刷刷打吴宓，再将整桶水从头淋到脚，说是为他“提壶灌顶”。初春尚寒，冰冷刺骨的水冻得衰朽的古稀之躯筛糠般发抖。吴宓受不了跪下，哭叫着让小将们不要再整他了。红卫兵说这不是整，整就要把他的耳朵、鼻子一样样割下来，问吴宓是不是想挨整。耄耋之年的一代大师，光着身子像丧家狗一样蜷缩在红卫兵脚下，鸡啄米样不断磕头求饶，并向红卫兵小将致谢，方保住了耳鼻。

不堪其辱的吴宓躺在床上绝食，红卫兵怒斥其“是向造反派、向文化大革命、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扑。”几个男女红卫兵按着吴宓，朝他鼻子里塞入一根胶管，说要给他“鼻饲”，把秽臭难闻的潲水给他强行灌进，直灌得肚子如气球般鼓胀，口吐污沫。可怜的老先生涕泪长流，痛不欲生。几天下来，生不如死的吴宓只得同意掏钱买饭吃，红卫兵才停止了惨无人道的暴行。

饶是如此，吴宓依然不思“悔改”。在全国上下轰轰烈烈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时，还是不合时宜地喊出“头可断，孔不可批”，坚持他“中国文化极有价值，应当保存并发扬光大”的素志。即便批斗升级，劳改加重，再加一项“现行反革命”的罪名，不降志、不辱身的吴宓先生，最终也没有被改造成一个卑懦、猥琐的顺从者。据说那场运动中，敢于公开站出来反对批孔的只有梁漱溟，吴宓，容庚，三个民国时期走出来的教授。

受批判后，再也无人称他为老师。一天，吴宓拄着拐杖独自走在街上，累了坐在路边休息。一位青年路过，兴冲冲走过去喊了他一声“吴老师”。这久违的称呼让他一愣，以为是幻觉。他努力睁着几近失明的眼睛，小心翼翼地问来人：“你在叫我吴老师？”青年说：“是的。吴老师您今天上街散步？”吴宓一下子热泪盈眶，颤抖着手从内衣口袋里摸索出一张10元钞票，送给这位年轻人。青年连忙摆手，说：“吴老师，我怎么能收您的钱？”吴宓道：“小伙子，已经很多年没人叫我吴老师了，今天你是第一个叫我老师的，我心里感动呀！你一定要收下，否则我就会不安的。”几番推辞不过，青年只好收下。10元钱，那时是一个月的生活费了。

西南师范学院一位女教师看到吴宓孤苦伶仃，心生同情，给他织了一双毛线袜子。吴宓回报她100元钱，当时可谓一笔巨款，相当于普通人几个月的工资了。旁人觉得给太多，吴宓说：“多乎哉？不多也。我是把袜子的成本费、劳务费，还有无价的感情都算在里面了，我给她的不算多。”

吴宓先生当年在西南师院家里的部分生活用具

吴宓心地慈善，乐于助人，对他人毫不设防，常受人骗。西南师院一个无赖工勤人员，借口吴宓眼睛不好，自己工作需要，以仅值几元钱的小闹钟哄骗他戴的进口手表，吴宓欣然同意。

见他好骗，有人说他的一个学生因病就医，急需200元住院费，吴宓不疑，当即凑钱交予。嗣后，此人又言学生开刀治疗，还需费用若干。吴宓手头已空，一筹莫展。骗子便拿出一封“求援信”高声朗读，欲再打“感情牌”。恰逢保姆曾婆婆进来，瞥见客人装模作样对着一张白纸念念有词，于是唤人将骗子抓获。事后吴宓不胜感慨，再三称赞曾婆婆“精明”。

吴宓手迹

到1977年，吴宓生活已完全不能自理，学校让其胞妹吴须曼把他领回陕西老家。

关中故土的旧风物，终于让风烛残年的老人得到了一丝温暖。在妹妹和家人的照顾下，他的身体略有好转。延至1978年1月17日，吴宓在泾阳病逝，终年84岁。

“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吴宓临终前的呓语让人心酸。1981年1月17日，吴宓的骨灰由胞妹送至安吴堡，归葬在白雪笼罩的嵯峨山下。一代国学大师终于入土为安，与生他养他的三秦大地长相拥伴。

仅从寿年讲，与同时期那些或投湖、或上吊、或服毒、或绝食、或割腕、或卧轨、或撞壁、或自戕，或被直接折磨暴亡的学者大师相比，吴宓还算幸运，毕竟捱到了放在今天也算高寿的年龄。

在吴宓先生入碚72年后的辛丑年暮春时节，伴着淅淅沥沥的春雨，我两度来到西南大学，寻谒吴宓先生曾经生活和工作的旧迹。

“宓园”一角

先生当年居住的师院文化村老一舍，已经被学校重新翻建，辟为专门纪念他的“吴宓旧居陈列馆”，与周围环境一起命名为“宓园”。这幢老式围廊建筑的整个二楼，每个房间都陈列着跟他生平有关的资料和物品。楼道上挂着汤用彤先生的儿媳、北大教授汤一介夫人、同为北大教授的乐黛云题写吴宓旧言“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牌匾。

与宓园相距约一公里左右的西南大学文学院主楼，现在被叫做“雨僧楼”。楼上“文学院”3个大字，是吴宓先生的手迹。楼前不宽的小路，叫“雨僧路”，楼外吴宓先生当年曾经小坐、休憩过的地方，建了一个亭子名为“吴宓亭”。相邻草坪里有两尊吴宓先生的塑像，一座为先生颔首凝视的头像，一座为先生身着长袍、左手握书欲行的立像，对面坐着的，是鲁迅先生。看得出，如今的西南大学，对学校曾经拥有过这样一位先贤大师的历史，非常珍惜，也很自豪。

我在先生的塑像前驻足良久，似乎想从他那被风霜侵蚀有年的面容里寻得某种启示。

从“吴宓亭”踅到“雨僧路”，我站在路边久久凝望着那幢外墙灰旧，老迈但不失气度的“雨僧楼”，想象着当年雨僧先生在这里进进出出的情景。身旁不时有学生络绎而过，或疾行，或缓走。恍惚间，眼前似有一个身着白衣，拄着拐杖，佝偻着身躯的垂垂老者，蹒跚着脚步踽踽独行，渐渐消逝的孤苦背影，那么清晰，又虚杳若无。

似乎突然被无形的力量猛地一击，我的心剧烈地抽搐了一下，疼痛无比。我分明感觉到了一个渺小、羸弱的生命，在疯狂的时代洪流中的惊惧与无助。纵使他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即便他与人为善、心怀苍生，只要不顺从掌局者的意志，不心甘情愿匍匐称臣，等待他的，只会是大众无情的嘲弄和命运冷酷的践踏。

“雨僧路”边思雨僧

一抬头，远处黛绿的缙云山，似一个高大的屏障矗立，俯视人间纷扰，亘古默然。

瞬间，我双眼模糊，两行清泪夺眶而出，为雨僧先生，也为那些和他同样命运的前辈们。

那个刚去不远的时代，它，真的离开我们了吗？

2021年夏至，好学堂主人，记于渝，北碚

（特别鸣谢：好友、西南大学能源与材料学院教授康跃军帮助联系陈列馆并陪同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