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亚辉：论西安西郊陕棉十厂唐壁画墓 M7 墓主身份

内容提要：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6年发掘了西安西郊陕棉十厂唐壁画墓M7，该墓虽未出土墓志，但据出土的贴金彩绘天王俑、十二生肖俑、乐舞图等属于唐元功臣墓葬的丧葬元素来看，其墓主的身份只可能属于唐元功臣、龙武军或内常侍中的一员。以政治文化集团的视角对唐墓进行考察可知，隶属同一政治文化集团的人群其墓葬面貌和随葬器物往往呈现出一定的共性，其背后折射的则是这一人群共同的经历、相似的身份与处境以及共同的政治文化认同与信仰。

隋唐墓葬分期与分区的框架已基本建立，如若进一步推进唐墓研究，必须充分汲取历史学尤其是中古史等相关研究成果，综合考量传世文献、出土墓志和墓葬材料，将“考古学关于等级制度的研究与政治史、社会史以及个人或群体的命运相结合”。然而，考古发掘的墓葬多遭盗掘，随葬品已被盗扰，墓志可能在墓葬发掘前就已出土，墓志的缺失使得对墓主人身份的判定难上加难，即便一些墓葬规模很大，随葬器物丰富，也很难被学术界广泛利用，如下文即将展开讨论的西安西郊陕棉十厂唐壁画墓M7就属此例。

1996年3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陕棉十厂15号住宅楼基建工地清理唐墓9座，其中M7（下文统称“陕棉十厂唐壁画墓M7”）为一斜坡墓道单砖室壁画墓，简报将墓葬年代定在唐天宝年间前后，这无疑是正确的。陕棉十厂唐壁画墓M7未见墓志，无法知晓墓主的具体名讳，然而该墓出土的贴金彩绘天王俑、十二生肖俑、乐舞图等丧葬元素为揭示墓主人的身份背景提供了某种可能，以下试从上述三个方面详述。

一、贴金彩绘天王俑

陕棉十厂唐壁画墓M7出土的天王俑高98厘米，头戴侧翻沿软盔，盔顶饰尾翼上翘的孔雀，人面略仰，眼圆睁，阔口微张露齿，身着贴金箔明光铠，两肩各饰一骨朵，兽头吐袖，当腰系绦带，右手握拳抵膝，左手分张如爪，小臂肌肉隆起，甲衣下缘贴饰金箔，内着袍，两侧袍裾提于膝上，足穿高靿软靴，踏于蹲卧的鬼怪身上，底部台座状若树（图一）。

在对唐墓中出土的描金（贴金）彩绘（三彩）器物进行系统梳理后可知，随葬描金或贴金器物的38处唐墓（群）中，除史道洛、左才、乐道仁、宁县秋树沟唐墓、何府君、秦安县唐墓M1、张仁等7座墓外，其余均位于唐代两京地区，尤其是唐代京兆府附近，年代则集中于唐高宗至玄宗时期，其中唐高宗至武则天时期的墓主人主要为李唐建国元从及其后裔，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随葬贴金或描金器物的墓主多为唐元功臣或内常侍。唐玄宗时期，随葬贴金或描金器物的墓葬有开元二十八年（740）杨思勖墓、陕西长安县南里王村唐墓。其中陕西长安县南里王村唐墓为一唐代墓群，未见正式简报或报告，只在图录中著录。从图录中列出的器物来看，南里王村墓群年代有前后之分，其中出土镇墓兽1件，高56厘米，胸部贴金，相近形制亦见于天宝三年（744）史思礼墓、天宝四年（745）雷府君夫人宋氏墓、乾元元年（758）章令信墓。南里王村墓群中另出土彩绘天王俑1件，高68厘米，局部贴金，形制与雷府君夫人宋氏墓一样。陕棉十厂唐壁画墓M7出土的天王俑高度为98厘米，略低于史思礼墓中出土的天王俑（108.2厘米）及雷府君夫人宋氏墓所出天王俑（110~113厘米），考虑到器物保存状况，或考古器物测量时可能存在误差，三者俑的高度相差不大，可见陕棉十厂唐壁画墓M7墓主人身份等级与史思礼、雷府君相当或略低。

二、十二生肖陶俑

陕棉十厂唐壁画墓M7出土生肖俑11件，泥质红陶，兽首人身，身着右衽交领广袖长衫，双手合拱于胸前，高度为22.5~23.8厘米（图二）。

泥质红陶十二生肖俑，从墓志纹饰中的兽首人身十二生肖借鉴而来，是“唐代佛教撰述中十二时兽的观念渐渐与中国传统十二支观念相结合”的产物。目前考古材料所见唐代长安地区出土泥质红陶十二生肖俑的墓葬有开元二十四年（736）孙承嗣暨妻高氏合葬墓（图三，4）、开元二十八年（740）杨思勖墓（图三，9）、天宝三年（744）史思礼墓（图三，3）、天宝四年（745）雷府君夫人宋氏墓、天宝九年（750）祢仁秀墓、天宝十年（751）皇甫悦暨妻李氏墓（图三，2）、天宝十一年（752）郑君妻韦婢娘墓（图三，5）、至德三年（758）清源县主墓、乾元元年（758）章令信墓、上元二年（762）唐肃宗保姆凉国夫人王氏墓、元和三年（808）朱庭玘墓（图三，6）、西安秦川机械厂唐墓M3（图三，8）、西安秦川机械厂唐墓（图三，7）、陕西长安县大兆乡东曹村唐代墓群（图三，1）、西安硫酸厂唐墓M7。上述墓主人情况列表如后。

表中墓主明确的墓葬，孙承嗣为兵部常选，其父孙荆山为左豹韬卫伊川府左果毅游击将军上柱国，宣威天山，可知孙荆山属于府兵系统，孙承嗣的夫人高氏未见明确出身。考虑到此时在唐朝军事系统中有不少朝鲜半岛移民，且像高慈、高崇德、高足酉等人均隶属左豹韬卫，不排除孙承嗣的夫人高氏父、祖为朝鲜半岛移民，且任职左豹韬卫的可能，故孙承嗣与夫人高氏的联姻可能缘于两人父辈均隶属左豹韬卫的背景。祢仁秀的父亲是祢素士，祢素士为唐云麾将军、左武卫将军、上柱国、来元郡开国公，祢仁秀本人曾累授明威将军、右骁卫郎将，在军队系统中任职。天宝十一年（752）郑君妻韦婢娘墓志中提及郑君为弘农郡全节府别将。杨思勖、雷府君均为内侍，史思礼、章令信为唐元功臣，后在龙武军任职，朱庭玘则是元从奉天定难功臣、左神武军宿卫，这似乎暗示着十二生肖俑可能属于禁军或内侍人员使用的。玄宗一朝，建立龙武军和设置官署，使得北衙禁军逐渐与南衙脱离关系，形成类似于内侍省的独立官僚体系和内部司法权，即“准内廷体制”，自玄肃代三朝开始，唐代宦官群体角色完成了从“仆”到“臣”的转变，且与佛教势力关系紧密，当开元天宝之际，“佛教撰述中十二时兽的观念也渐渐与中国传统十二支观念相结合”，泥质红陶十二生肖俑也就在长安应运而生，而这无疑与龙武军、宦官群体在玄宗时期势力煊赫有关。至于两湖隋唐墓出土的十二生肖陶俑将另撰专文详述，需要强调的是两湖隋唐墓的年代值得推敲，如湖南长沙黄土岭唐墓56长黄M024、湖南长沙牛角塘唐墓M1、唐墓56长烈园M004这三座墓的年代均应在高宗至玄宗时期，不排除墓主为玄宗时期北来任职官员的可能。

三、乐舞图

陕棉十厂唐壁画墓M7在墓室东壁绘有乐舞图，图中有7人，演奏乐器的5人分别持竖箜篌、琵琶、筚篥、钹，还有1人乐器残缺，中间为一青年男性舞者（图四，1），这属于唐玄宗开元时期整顿之后形成的典型墓室壁画布局，结合玄宗时代墓室壁画乐舞图的已有研究成果，可知乐舞图亦见于开元十五年（727）嗣虢王李邕墓（图四，2）、开元二十七年（739）韩休墓（图五，2）、天宝四年（745）苏思勖墓（图五，3）、开元二十九年（741）让皇帝李宪墓（图五，1）、天宝七年（748）张去逸墓。其中韩休在唐玄宗时期位居宰相，逝世后获赠扬州大都督；苏思勖为内侍，常山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检校云韶使；张去逸为银青光禄大夫太仆卿上柱国，张去逸与张去奢为兄弟，唐玄宗之女常芬公主下嫁张去奢。据张去逸墓志铭文可知，张去逸为昭成皇后（唐睿宗昭成顺圣皇后窦氏，即唐玄宗、金仙公主、玉真公主之母）的亲外甥。张去逸有六子，张清为其一。据张清之子张怙墓志可知，张清娶肃宗之女郯国公主为妻。西安碑林中所藏《郯国大长公主墓志》云：“驸马都尉范阳张清，即玄宗之表侄，肃宗张后之爱弟。”

结论

唐玄宗凭借其父唐睿宗与自己在北衙、南衙禁卫军的势力登上帝位，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批唐元功臣，玄宗开元天宝年间龙武军、内常侍势力也逐渐兴起，这一批特殊人群的存在，深刻影响了玄宗时代墓葬的面貌，西安西郊陕棉十厂唐壁画墓M7随葬器物、壁画与杨思勖、苏思勖等墓相似，表明墓主人可能与苏思勖、杨思勖等人身份相近。出土相同的随葬品，可能表明墓主人身份相似，甚至有共同的经历，属于同一政治文化集团，陕棉十厂唐壁画墓M7墓主人的身份，最有可能属于唐元功臣、龙武军或内常侍中的一员。

至此，我们可以谨慎地对个别未出墓志的唐墓墓主人的背景身份进行判定。首先，依据唐代两京尤其是现在西安地区相对成熟与完善的唐墓分期框架，对未出墓志的唐墓进行考古学年代上的断定；其次，系统梳理未出墓志唐墓的丧葬元素，如青龙白虎图案、木门、埋葬位置、贴金彩绘器物、十二生肖俑、乐舞图等，找出具有相同丧葬元素的唐墓，结合墓志材料与传统文献，对墓主人身份进行考察，寻找墓主人身份、背景与经历的相似点，进行归纳总结；最后，注意在大的历史背景中对所得出的结论加以考察、验证。

古代中国“只有各级政治体能够有效地组织人们共同行动”，中古时期亦不例外，“一个政治体，不仅其规模、结构等实体性特征，还有其赖以运行的制度，以及制度背后相应的观念体系，用以指导在此政治体中人们的行动，以及塑造人们对于该共同体以及自身的认识”，反映在考古材料中，则是隶属同一政治文化集团的人群，其墓葬面貌和随葬器物往往呈现出一定的共性，其背后折射的则是这一人群共同的经历、相似的身份与处境，此时对政治文化的认同往往会超越族群与地域的限制，在唐玄宗时期对丧葬不断整顿的背景下，陕棉十厂唐壁画墓M7墓主人的身份只可能属于唐元功臣、龙武军或内常侍中的一员，极有可能是唐元功臣。若上述判断无误，以政治文化集团的视角来对个别未出墓志的唐墓进行考察，则很有可能激活一批未被重视的唐墓材料。

(作者：卢亚辉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文博学刊》2018年第3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