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自传
我的经历很简单，可以说就是读书和教书。在家乡读了家塾、小学，进秀州中学。一九二六年后就读于上海的上海大学和暨南大学，毕业后进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当研究生。一九三二年春离研究院毕业还差半年就进北平图书馆当馆员，同时在辅仁大学兼课，次年起又在北大、燕京兼课。一九三五年后辞去图书馆的职务，专在大学里教书。是年秋至翌年夏曾去广州学海书院任导师。三六年秋又回到北平，当清华、燕京两校的兼任讲师。“七七”事变后清华南迁，我仍留在燕京。一九四〇年春进人大后方，任贵州浙江大学副教授，一九四二年秋升任教授。一九四六年随校复员到杭州。一九五〇年转来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至今。我教过中国通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文化史，也教过中国地理等课，但教得最久的一门课是中国历史地理。
我自一九五七年起兼任历史系主任，一九五九年起又兼任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最近，研究室扩建为历史地理研究所，由我任所长。一九六四年起当选为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一九八一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目前还兼任上海市历史学会理事、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地理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中国历史大辞典》副总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地理卷分编委、《历史地理》杂志主编。
回顾自己治学的数十年经历，与学术界的师友们相比，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成就，也没有什么曲折的经历，更谈不上什么特别的经验。写在下面的，只是对自己一生影响较大、体会较深的几点，虽谈不上老马识途，但也许能对青年人多少有些帮助。
一、我的祖父中过举人，清末曾任嘉兴府学堂监督。我父亲考取秀才后，因科举废除，又曾去日本学习铁道。可以说我是出身于知识分子的家庭，但家庭对我的兴趣爱好和求学方向并无特殊的影响。我在大学第一年读的是社会系，第二年读的是中文系，第三年头两个星期读的是外文系，到第三个星期才转人历史系，转了三次系才定下来。我记得第三年开学时，为了转不转系，转哪个系，曾经寝食不安地反复思考了好几天。转了外文系又转历史系，当时不少人都不以我这样做为然。但事实证明我这样做是做对了。我这个人形象思维能力很差，而逻辑思维能力却比较强，所以搞文学是肯定成不了器的，学历史并且侧重于搞考证就相当合适。这一点我是通过数十年来的实践，深有自知之明的。
但是一旦认定了一个方向之后，就该锲而不舍，终身以之，切不可见异思迁，看到哪一门走运了，行时了，又去改行搞那一行。几年来，我所接触到的前辈、同辈以至后辈的史学界有成就的学者很不少。这些人是不是都熟悉中、外、古、近、现代历史的？事实上不存在这样的人。既是古今中外，又要包括经济、政治、制度、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一个人的精力怎么对付得了？所以一般说来，每一个历史学家只能专搞中国史或世界史的某一部分，搞中国史也只能搞一两个断代或一两个方面，这才可能有所成就，决不应该涉猎太广，泛滥无归。
解放后在学术领域里经常搞政治运动，一会儿批判这个，一会儿批判那个；一会儿厚今薄古，讲古代史的就不敢多讲，最好改行搞现代史；一会儿又是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搞近代现代史的乃至搞世界史的也得大讲其先秦思想史，大批孔老二，大捧法家。左一折腾，右一折腾，经年累月，人人都脱离了自己的专门之学去赶热闹，真是害人不浅。有底子的中老年人还可以等一阵风过后重理旧业，年青人底子薄，有的根本没有什么底子，大学毕业后跟上这种风气十年八年，那就毁了一辈子。当然，这种年月已成过去，今后是不会再这样搞了。但过去长期形成的看政治气候写历史文章的风气至今依然存在，这种文章又往往为报刊所欢迎，容易发表，更使人乐此不疲。我认为这样做成不了一个扎实的学者，也成不了真正通古今之变的通人。我劝任何想要真正取得一点成就的人，还是专心致志于你的专门，不要去写应时文章为好。
二、一九三〇年秋，我进人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当研究生。第二年秋季开学，我选读了顾颉刚先生所讲授的“尚书研究”一课。顾先生在讲义中讲到《尚书·尧典》篇时，认为其写作时代应在西汉武帝之后，一条重要的论据是《尧典》里说虞舜时“肇十有二州”，而先秦著作称述上古州制，只有九分制，没有十二分制的。到汉武帝时置十三刺史部，其中十二部都以某州为名，自此始有十二州，所以《尧典》的十二州应是袭自汉武帝时的制度。为了让同学了解汉代的制度，当时还印发给班上同学每人一册《汉书·地理志》，作为《尚书研究讲义》的附录。
我读了这一段讲义之后，又把《汉书·地理志》翻阅一遍，觉得顾先生在讲义里所列举的十三部，不是西汉的制度。有一天下课时，我对顾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先生当即要我把看法写成文字。我本来只想口头说说算了，由于他提出这一要求，迫使我不得不又查阅了《汉书》、《后汉书》、《晋书》等书的有关篇章，结果益发增强了对自己看法的信心，就把这些看法写成一封信交给了顾先生。想不到他在第二天就回了我一封六、七千字的长信，结论是赞成我的看法三点，不赞成的也是三点。这就进一步激发了我钻研的兴趣和辩论的勇气。六天之后，我又就他所不赞成的三点再次申述了我的论据，给他写了第二封信。隔了十多天他又给我一封复信，对我第二封信的论点又同意了一点，反对二点。
不久，他把这四封信并在一起又写了一个附说，加上一个“关于《尚书》研究讲义的讨论”的名目，作为这一课讲义的一部分，印发给了全班同学。在附说中，顾先生写道“现在经过这样的辩论之后，不但汉武帝的十三州弄清楚，就是王莽的十二州也弄清楚，连带把虞舜的十二州也弄清楚了。对于这些时期中的分州制度，二千年来的学者再也没有象我们这样清楚了。”
当时，顾先生已经是誉满宇内的名教授，举世公认的史学界权威，而我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学生，竟敢对这样一位老师所写的讲义直言不讳地提出不同意见，胆量可真不小。但这场讨论之所以能够充分展开，并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基本上解决了历史上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关键在于顾先生的态度。当我对他提出口头意见时，他既不是不予理睬，也没有马上为自己的看法辩护，而是鼓励我把意见详细写下来。我两次去信，他两次回信，都肯定了我一部分意见，又否定了我另一部分意见。同意时就直率地承认自己原来的看法错了，不同意时就详尽地陈述自己论据，指出我的错误。信中的措词是那么谦虚诚恳，绝不以权威自居，完全把我当作一个平等的讨论对手看待。这是何等真挚动人的气度！他不仅对我这个讨论对手承认自己有一部分看法是错误的，并且还要在通信结束之后把来往信件全部印发给全班同学，公诸于众，这又是何等宽宏博大的胸襟正是在顾先生这种胸襟气度的感召之下，我对这个问题努力钻研下去，勇于独立思考，提出了合理的见解，对问题的解决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场讨论不仅使我对历史地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提高了我做研究工作的能力，这些无疑应该归功于顾颉刚老师。
三、一九三二年春起，我在辅仁大学开设了“中国地理沿革史”一课；次年，顾颉刚先生在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同时开设“中国古地理沿革史”一课。二课性质既同，我们师生二人之间时常开展一些讨论。此时北平学术界中还有不少人正在研究中国古代史中的地名与民族、边疆史地、中西交通史、地方志、地理学与地图史等与历史地理密切关联的学科与课题，时有述作揭载于各种报刊中。而在顾先生和我的班上的学生作业中，也不时发现一些具有一定质量的短文，却又难以找到发表的机会。顾先生有鉴于此，为了推动提倡学术界多搞一些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为了让大学生在这方面的习作有一个发表的园地，一九三四年初，在他的创议之下，并约我合作，共同发起筹组“禹贡学会”，即日创办《禹贡半月刊》。因为《禹贡》是我国最早一篇系统地描述全国自然、人文地理概貌的杰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二千多年来地理学者无不奉为不祧之祖，所以我们这个专以研究历史地理与有关学科为宗旨的学会和专发表这些方面文字的刊物，即以“禹贡”命名。
那时我们的干劲是很可观的。这年二月四日议定，几天之后就在燕京大学东门外成府蒋家胡同三号顾先生的寓所门口挂上了“禹贡学会筹备处”的牌子。三月一日就出版了《禹贡半月刊》的创刊号。同时广泛邀约三校我们二人班上的学生和平、津、沪、宁、苏、杭、广州、厦门……等地学术界各方面的熟人参加学会。会费普通会员每月一元，学生会员每月五角。在半月刊上发表文章一律没有稿费。印刷费主要靠顾先生和我二人的特别捐助（有一个时期我月捐四十元）和会员的会费。仍患不足，由顾先生随时向学术界名流和熟人捐募补充。发行事务由顾先生女儿顾自明经理，在全国各大城市找了三四十个相熟友人和书铺作为代售处，义务代理。
那时使我最感吃力的倒不是筹措经费，而是繁重的编辑任务。半个月一期，开始时每期二三万字，后来逐渐增加到十几万字，这副担子真是无比沉重。何况我们二人都不是专职编辑，以我而言，我的“正业”是大学讲师和图书馆馆员，每星期得上四、五堂课，每天还得到馆办公，编图书馆的馆藏方志目录。编半月刊的工作不得不全部依靠开夜车。
肯把相当成熟的稿子自动投送没有稿费的刊物的人毕竟很少。顾先生在学术界里的声誉地位高，交游广，面子大，平时拉稿子主要靠他。一九三四年秋冬顾先生因丁母忧回南共七个月，在这七个月中，拉稿就得主要靠我，这可真把我急得团团转。中间就不免有几期延迟出版，引起了顾先生的不满。可用的稿子不够，有时就不得不硬把原来不能用的稿子核对补充资料，重新组织，通体改写，改成一篇与原稿面目全非而仍用原作者姓名发表的文章。这一方面虽然是为了凑足篇幅，一方面也是顾先生的主意，想通过这个办法来奖掖后进，使更多的学生辈能在刊物上露名。可是这种办法可真害苦了我这个编辑。
《禹贡半月刊》编了一年半，一九三五年秋，我由邓之诚先生介绍，离开北平赴广州应学海书院之聘，我的编《禹贡》工作从此由我的同学冯家升接替。此后禹贡学会得到了张国淦捐赠的小红罗厂房产，又得到了中英庚款的补助，学会迁人新址办公，购置了不少图书，延聘了张维华等几位常年驻会的专职研究编辑人员；半月刊成倍地扩充了篇幅，并发刊了一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号；又编
印了几十种边疆和游记丛书；还组织了几次边疆地理考察。学会日渐成为国内一个很活跃的学术团体。特别是由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东北之后，又步步进逼华北，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之下，学会同仁研究的对象渐次由沿革地理转向边疆史地和民族问题，对当时学术界的影响尤大。禹贡学会一共办了三年半，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才被迫停办。我在前二年半不失为学会的一个重要脚色，但这一年半的成就远远不及后二年。在后二年中，我只是学会理事之一（理事共七人顾、谭、冯、钱穆、唐兰、王庸、徐炳昶，刊物撰稿人之一，没有出多大的力。当时为学会出力最多的除顾先生外，主要是冯家升、张维华、韩儒林、白寿彝、顾廷龙、吴丰培、侯仁之、史念海等，多数都是我的同学。
四、抗战时期在贵州浙江大学时，我编绘过二三十幅历史地图，学校为我找了助手，绘成了一些草图，但为当时的制图印刷条件所限，未能出版。解放初，我曾为曾世英先生主编的人民地图集编绘过几幅排在卷首的极简括的历史地图。一九五三年、五四年时又曾为顾颉刚、章巽先生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作过校订工作。但上述三种图都是小比例尺的，远不及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详细。一九五五年春，吴晗推荐我去北京改编修订杨图，我久有此愿，当然欣然应命。
我国历史悠久，幅员广大，地名繁多，沿革复杂。杨守敬根据历史文献，详加考证，分朝代绘成地图，朱墨套印，古今对照，阅读查对，一目了然，对历史地理学的确是一大贡献。但自清末至五十年代，行政区划和地名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当时的计划只是将杨图中的“今地名”，改成五十年代中期的今地名。同时订正一些杨图明显的错误。
原来打算用不长的时间，在北京完成这项任务。但开始工作后，发现问题并非如此简单。首先杨氏依据的底图是胡林翼的《大清一统舆图》，这在当时虽不失为一种比较精确、实用的地图，但与今天精度较高的地图相比，存在很大的误差，投影方法也完全不同。因此要将杨图上的古今地名轻易填入现在的底图是不可能的。其次，杨图所画的范围只限于历代中原王朝，不包括少数民族建立的边疆政权。而要正确反映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代疆域、政区变化，仅仅出版一部汉族中央王朝的地图集是不适宜的。另外，由于杨图包括上下数千年，数以万计的地名，要一一加以考订修正，其工作量是十分浩繁的。
因此我于一九五七年初回到上海，作较长期的规划，进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纂工作。开始时有章巽、吴应寿、邹逸麟，王文楚四位同志参加。五八年秋，学校又调拨十名历史系高年级学生参加这项工作。五九年在这个绘图室的基础上建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仍以编图为主要任务。在有关单位的配合协助下，原定计划在一九六七年可以完成编稿。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作为图的主编理所当然地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打人牛棚，编图工作也就全部陷于停顿。三年之后才宣布“一批二用”被解放，恢复了绘图工作，又搞了四五年，至一九七四年，《中国历史地理集》内部本八册始告编成。“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不仅大大推迟了图集的诞生，而且给图集的内容留下了很多创伤，有的是至今还难于消除的。
这部八巨册的地图集，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吸取了迄今已发表的考古研究成果，收录了石器时代的重要文化遗址，自商周至清代全部可考的县级和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边区不设政区地带的部族分布和其他各种地区名、居民点，还包括主要的河流、湖泊、山脉、山峰、运河、长城、关隘和海岸线、岛屿等。除中原王朝外，还包括了各兄弟民族在边疆地区建立的大小政权。所有的图幅都以最近的地图为底图，分色套印，古今对照，每册都编有地名索引。很明显，这已经不是杨图的改编修订，而是一部新编的前所未有的大型历史地图集。
我有幸主持这项工作，看到自己耗费了近二十年心力的成果终于问世，不能不感到安慰和喜悦。但我也深知这绝不是我个人的成就，没有兄弟单位的协作和我们研究所全体同志的努力，要完成这样一项艰巨、浩繁的任务是不可能的。一切为之作出贡献的同志都应该分享这份光荣。
由于长期以来“左”的影响，特别是由于地图集的完成阶段正是十年动乱时期，在已经出版的内部本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少不科学、不恰当，甚至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内容。片面强调“古为今用”、“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斗争服务”，使某些本来不难纠正的错误更加严重。在“大批判”的“群众运动”中，原来的正确体例被废除，原来编绘得相当详密的图幅被删改得面目全非。
从今年年初起，我们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之下，对这部图集进行一次认真的修订，准备尽快能做到正式出版，公开发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清除了“左”的错误，也为我们按照历史事实，实事求是、科学地修订图集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由于时间匆促，只能做局部的改动，正式出版的地图集仍然不可能尽如人意。况且我个人学识有限，历史资料既极庞杂，也诸多空白，随着研究的深人和考古的发展，必将有更多的错误会暴露出来。
但我对这套图集的命运是充满信心的。因为随着“左”的流毒的肃清和实事求是精神的贯彻，由于政治原因造成的错误是不难纠正的。而随着学术昌明繁荣，必然新人辈出，群星灿烂，我们的谬误必然很快会被发现，我们的空白必然很快会被填补。不仅这套图集越改越好，而且内容更完整，质量更上乘的中国历史大地图集的编纂和出版也将是指日可待的。
五、如果说我几十年来多少取得了一点成就的话，在自己方面来说，重要的一条是不迷信。前人说的，权威定的，当然应该充分重视，但并非都是对的，更是不能更动的。只有不迷信，才能发现问题，才能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清代史学家中，我很佩服钱大昕。前人往往把钱大昕和王鸣盛并称，我以为钱比王高明得多，因为我发现王鸣盛的见解一般自己也能想到，甚或比他想得更深远些，而钱大昕的见解，则往往是自己所想不到的。尽管如此，我并不迷信钱氏，因为至少在历史地理方面，我也发现了他的一些错误。同样我服膺王国维，但也不为王氏的说法所左右。四十年代我在浙大时写的《秦郡新考》就是既不同意钱氏的说法，也有异于王氏的结论的。
在对黄河的研究中也是如此。历来研究黄河的学者以至当代的权威，都把黄河在东汉以后出现的长期安流，归功于王景治河，从未有人提出过异议。对这一点，我一直有怀疑王景治河，在当时的条件下，工程的质量不可能很高，为什么能收到如此长期的效？益在王景之前，也有过几次大规模的治河工程，自元至明清，更是治河名臣辈出，为什么都收不到王景同样的效果？因此我撇开治河工程，从黄河本身寻找原因。根据近现代的地理资料和研究结果，导致黄河泛滥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中游的泥沙。因此中游的水土保持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因素。再从历史上看，秦汉以前，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地区人民还是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生产手段的，原始植被未被破坏，水土流失轻微。秦皇、汉武大规模向西北边郡移民的结果，导致了该地区不合理的开发，牧地、荒地辟为农田，原始植被遭到破坏，引起严重水土流失。东汉以后，以牧为主的少数民族逐渐向该地区移人，经营农业的汉人日益减少以至基本退出。因此，几个世纪中，该地区重新成为牧区或半农半牧区，天然植被得到恢复，水土流失得到控制。显然，这是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根本原因。我在一九六二年发表了《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论证了上述观点。这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至今还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解放以来黄河中游盲目开垦的严重后果，从实际上证明了这一论点的正确性，我在这篇文章中所揭示的事实，正被人们作为历史的经验在吸取。相信搞好中游的水土保持，终将成为公认的消饵黄河水害的根本措施。
古今所有研究黄河的学者多以《尚书·禹贡》篇里所载的河水为最早的大河故道，并认为这是见于先秦记载唯一的一条故道。从司马迁开始，一直到清代研究黄河变迁的名著——胡渭《禹贡锥指》，现代研究黄河的巨著——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以及其他数以百计的论述黄河的专著，都是这般说。
实际上《山海经》中《山经》部分包含着很丰富的有关黄河下游河道的具体材料，《山经》的著作年代虽然难于具体确定，但它是先秦著作是大致正确的，有些学者还认为在《禹贡》之先。只是由于《山经》中对河水本身的记叙只有简单几句，因此，《山经》里有关河水的具体记载竟长期以来不为人所重视。
我把《北山经》中注入河水下游的支流，一条一条摸清楚，加以排比。再用《汉书·地理志》、《山经》和《水经注》时代的河北水道予以印证，终于将这条在《禹贡》之外先秦记载的黄河故道，在地图上显示了出来。
《史记·河渠书》所载黄河的决徙始于汉文帝时，不及西汉以前。前人对西汉以前黄河的决徙有两种说法：一种以清康熙时胡渭在《禹贡锥指》里的说法为代表，认为汉以前只改过一次道，就是见于《汉书·沟洫志》的、王莽时大司空掾王横谈到的《周谱》所载定王五年河徙的那一次；一种以清嘉道间焦循在《禹贡郑注释》里的说法为代表，认为根本不存在周定王五年河徙这么回事，先秦的黄河下游河道从没有改变过。我过去几十年在讲课时一直采用胡渭说法，但讲到后来，嘴上虽然还是那末讲，心里却越来越觉得胡氏的说法的论据是站不住的。可是焦循的说法更不可信。我认为前人的两种说法都不对，却苦于自己拿不出一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看法来。经过多年的探索，幸喜终于被我得出了一种自信为应该符合于历史真实的答案。当然我所自信的不见得能取得学术界的公认，但无论如何总算做到了不为陈说所囿，多少对黄河史的研究作出了一些新的贡献。
我立论的基础是河北平原的上古城邑聚落分布的变化。那就是：从新石器时代经历商周直到春秋时代，河北平原的中部一直存在着一片极为宽广的空白地区。在这一大片土地上，没有发现过这些时期的文化遗址，也没有任何见于可信的历史记载的城邑或聚落。这片空白直到战国时才逐渐消失。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春秋以前黄河下游流经这一片地区，由于当时还没有兴筑绵亘两岸的堤防，每届汛期，黄河当然免不了要漫溢泛滥；河床日渐淤高，每隔一个时期，就免不了要改一次道。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带当然不可能形成聚落，更不可能出现城邑。战国中期，河北平原黄河两岸筑起了堤防，所以不久就在原来的空白地区出现了十多个城邑。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从新石器时代直到战国筑堤以前，河北平原上黄河下游的改道决不是一次、二次，更不会是亘古不改，而应该是改过多次、很多次。但由于当时河北平原一片榛莽，黄河改道对人类生活不发生多大影响，因而一般都不为史家记载所及，仅仅只有周定王五年那一次被《周谱》记了下来。
从当年同顾先生质疑到最近发表《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对于不迷信前人旧说这一点，我是坚定不移的。我写的文章不多，发表的更少，除了由于材力驽钝外，也还由于不想拾人牙慧，或旧酒新装，即使不能前无古人，至少也要于旧说有所补益。
六、有人以为搞历史地理的人记忆力一定很好，其实我的记忆力是很坏的。但讲到一千五百多个汉县，大部分我都能记得它们属于哪个郡国，大致在什么地理位置。怎么会记得的呢？这是因为《汉书·地理志》是所有《地理志》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因此研究历史地理各方面的问题，差不多都要用到它。几十年来我把一部《汉书·地理志》几乎翻烂了，当然记忆力再坏也会记得不少。我对《水经注》没有象对《汉书·地理志》那么熟，但杨氏《水经注图》我已翻烂了一部，无法再用，只得再买一部，现在全书已有一半由于中缝破裂，一页都变成两页了。因而我对《水经注》的内容也基本上有了数。由此可见，记忆力不好的人，也是可以学历史地理的，只要你肯下功夫。
搞历史地理还有一项基本功，那就是翻活的地图——进行实地的地理考察。但我却一直没有条件做到，解放前忙于教书糊口，解放后又注全力于编纂历史地图集。直到一九七七年后，我承担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地理篇》的任务时，才有机会和一些同志一起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考察了长江和洞庭湖水系，在河南、河北两省考察了黄河下游的故道。但在一九七八年初中风后半身不遂，行动已不自由，这项基本功是无法再补了。但今天一般的历史地理研究者、特别是年青的，条件比我好得多，对这项基本功是能够练好的，对历史地理的研究来说，这同熟悉文献资料是同样重要的。
我解放前后写成的数十篇论文，散见于各种报章杂志，有的已不易找到，出版社与同志们一直催我整理出来，苦于没有时间。现已有几位中青年同志协助，将我的主要论文汇编为《长水集》，年内将可交稿。我主编的《辞海》历史地理部分已于一九七八年出了分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地理篇》年内将出版。目前我正在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部分，计划写七千条，一百多万字，同时还承担了大百科全书历史卷和地理卷中的历史地理条目的编写任务。
近年内，我将整理出多年来讲授中国历史地理的讲义，在此基础上写成《中国历史地理概论》，约需四五十万字。我计划组织力量，重写《水经注疏》，重绘《水经注图》，总结这方面研究的最新成果，超越杨守敬的《疏》和《图》的水平，为探索历史时期我国的地貌变迁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还准备整理几部古代著名的地理著作。这样的计划对一个年过七十的老人来说也许过于庞大，但我有决心，也完全有信心予以实现。
一九八一年八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