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寿山：《内经》和《伤寒》中是如何用药如用兵

《内经》一书，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这是无疑的。但它还受到兵家思想的影响。

如《素问·六节藏象论》说:“草生五色，五色之变，不可胜视，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胜极。”这里，举“草”而说明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变化是无穷的。当时军事学上也有这种思想，例如《孙子兵法》也以“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说明用兵之法，应当象自然界那样变化无穷。虽然一个讲食物（包括药物），一个讲打仗，指导思想却基本相同。可见中医认为“用药如用兵”，渊源是很早的。

《内经》论述治病的原则，如《灵枢·逆顺篇》说:“兵法曰: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阵。刺法曰: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漉漉之汗，无刺浑浑之脉，无刺病与脉相逆者……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毁伤，刺其已衰，事必大昌。”这句话直接引用兵法，渗透着当时军事学上“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思想。

治病，有攻补两大法，攻法是针对病邪，病邪就是敌人，当然要玫。问题是在“攻”要选择最有利的时机，然后可立于不败之地。病邪还在萌芽状态就消灭它，轻而易举，当然最理想。所以有病应该早治，所谓“善治者治皮毛”。失去这个机会邪势已经盛大，就不能硬拼。硬拼只会伤正气，达不到祛邪的目的。必须等待时机，等到正气已经具备充足的抗邪能力，始可攻之。

例如热性病在里结阳明时期，胃家已实，意味着正气抗邪已达高潮，攻邪时机成熟，然后因势利导，可以一下而愈。所谓“伤寒下不厌迟”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所谓“方其盛也，勿敢毁伤”，并不是无所作为，而只是说这时不能直接攻邪，应该用其它方法，例如热性病邪在气分流连，用益胃之法，令邪与汗并，热达腠开，邪从汗出；邪留三焦，用分清走泄之法，开战汗之门户。凡此，都为调动正气力量，用以扶正达邪，有利于病机。攻法与补法（广义的补法，指一切扶正措施），是相辅相成的，在多数情况下，或相兼并用，或先后分别使用，对热性病如此，杂病更是这样。

虚人感邪，不宜峻攻（包括汗、下等法），似乎理所当然。但在《伤寒论》少阴病篇中有一条条文，却颇耐人寻味。条文说:“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此条属太少两感之证，正虚邪盛，而仲景用药，不但用麻黄，还用细辛，可以说发汗之力，倍于麻黄汤。为什么用峻药？一句话，无粮之师，利于速战。但他并不冒险，因为有附子一药扶正。

下面又紧接着一条说:“少阴病，得之二三日，麻黄附子甘草汤微发汗。以二三日无里证，故微发汗也。”用药与上条仅一味之差，出入都很大，就是因为前者是“始得之”，后走是“得之二三日”，病邪比较深入，就不能用峻药，只可微发汗。

所以周扬俊说:“少阴证见，当用附子，太阳热见，可用麻黄。已为定法。但易细辛以甘草，其义安在？只因得之二三日，津液渐耗，比始得者不同。故去细辛之辛散，益以甘草之甘和，相机施治，分毫不爽耳。”本条还注意到即使微发汗还须考虑有无里证。所谓里证，是指吐利、四肢厥逆等证。若有这些证候，虽发热麻黄附子甘草汤也不可用。

可见医生用药，大胆的时候须大胆，小心的时候须小心。

《内经》《伤寒论》、温病学说等古典著作，在治病方面，就是包含着这样的指导思想，具有战略意义。所以病邪初袭，可汗则汗，如早用寒凉，看似直接清热消炎，实则药过病所，每多淹延时日气热烁津，过早用滋阴，看似扶正，实则反致滋腻留邪。打仗不能失掉战机，治病不能失掉病机。当汗而不汗，谓之失汗；不当汗而汗，谓之妄汗；当下而不下，谓之失下；不当下而下，谓之妄下。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用药真如用兵一样。

当然，医家与兵家，毕竟是有区别的。一个属于自然科学范畴，一个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用药如用兵，用作比喻则可，完全看作是一回事，就不很恰当了。

有些疾病，明明由外邪引起，转入慢性之后，人身的阴阳失调，上升到主要矛盾，祛邪就属无益。所以对慢性肝炎的治疗，应该辨证论治，不能仅仅着眼于清利湿热，甚至寻求降低转氨酶的中药。事实上，即使转氨酶降低了，慢性肝炎仍旧没有好，转氨酶又会反跳，这是屡见不鲜的；对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的治疗，也不能寄希望于有效的止咳化痰药。咳当然要止；痰当然要化，但这仅仅是治标，因为冰冻三尺，已非一日之寒，只有从久病及肾来考虑，才是治本之计。

这些病应该“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完全不能用打仗来作比喻了。

本文选自：《金寿山医论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