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旗帜，喊出口号，
文学革命才在学界震动起来，
最终形成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最初只是在《新青年》说说而已，它之产生号召性的力量，是后来的事情，即周作人所说：“其后钱玄同、刘半农参加进去，'文学运动’'白话文学’等旗帜口号才明显地提出来”。有了旗帜，喊出口号，文学革命才在学界震动起来，最终形成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文学革命初兴时还是荆棘丛生，视为畏途，极需要有“犯当世之不韪”“闻风兴起者”。钱玄同就是这样的人，他是陈独秀、胡适的最早支持者。读过《文学改良刍议》，钱玄同激动了，给陈独秀去信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之不通，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是钱玄同的首创，是对一味拟古的骈文、散文的斥责和否定。作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得意门生，且又是古文大家的钱玄同，能毅然从旧文化的营垒中突围出来，支持文学革命，其影响力在北大，是如何估量都不为过。
钱玄同
陈独秀尤其欣喜，立即给钱玄同复信说：“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所谓“浮一大白”，乃是喝一大碗酒。陈独秀有此国学高足的支持，底气足了，胆子也大了。与《新青年》同人预期不同的是，文学革命这快石头投出后，并没有泛起一丝丝涟漪，这使他们很失望。《新青年》同人“颇以为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他们着急了，如此冷清下去，是不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讨论，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的气候，也是不可能形成的。他们商量要演一场双簧戏，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把旧文人的许多迂腐、陈旧的见解罗致到一起，以信的形式在《新青年》发表，而后，再由刘半农予以反驳。这是一出精心设计的双簧。这一招果然很灵，一位自称“崇拜王敬轩者”致信陈独秀，质问《新青年》：“贵志记者对于王君的议论，肆口大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如是乎！”此乃正中《新青年》同人的下怀，终于有人接招，他们的挑战再也不是空中挥拳，无的放矢了。陈独秀当即给署名“崇拜王敬轩者”复信说：“本志自发刊以来，对于反对之言论，非不欢迎”。信的言外之意，《新青年》所愁者，正是反对的议论太少，讨论的空气太宁静。如今不同了，一下子热闹起来，文学革命终于成了气候，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思考。鲁迅在《自叙传略》中说：“初做小说是1918年，因为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当时，鲁迅住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闲来无事，常在屋里抄古碑。一个星光灿烂的夏夜，钱玄同来了。鲁迅在《呐喊·自叙》中写道：
“那时偶然来谈的一个老朋友金心异（按：钱玄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你抄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抄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我懂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他们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的讨论着，钱玄同的话终于唤起他“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鲁迅继续写道：“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不可收”。钱玄同对此也有过这样的回忆：“7年（按：1918）1月起，就有启明（按：周作人）的文章。但豫才（按：鲁迅）则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里了，自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来，有论文、随感录、诗、译稿等，直到《新青年》第九卷止。”1918年5月15日，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发表，以后又连续发表《孔乙己》《阿Q正传》等小说。正是《狂人日记》的出现，引起《新青年》主将陈独秀的注意，当时的鲁迅还在《新青年》的圈子之外，陈独秀通过其二弟周作人，与鲁迅建立了联系，称“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1933年，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他的小说的做起，是由于“《新青年》的编辑者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又说自己的小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尊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愿意尊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新青年》迁入北大时，鲁迅尚在教育部供职，而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都已是《新青年》的“老战士”了，因此，在鲁迅看来，他们都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他所尊奉的“命令”就广义而言，是《新青年》的命令，而就狭义而言，则是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编辑部的“命令”，其中当然也包括后来反目成隙的钱玄同。民国这块招牌虽然已经挂了好几年了，可康有为却主张要将“尊崇孔子”写入宪法，定孔学为国教。钱玄同认为这是“至奇极怪之事”，因为都已是民国了，却还要尊孔子所定的纲常伦理制度。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如孔丘者，我固承认其为过去时代极有价值之人。然其'别上下、定尊卑’之学说，则实在不敢服膺。”陈独秀与钱玄同心灵相通，他在复信中说：“全部十三经，不容于民主国家者盖十之九九，此物不遭焚禁，孔庙不毁，共和招牌，当然挂不长久，今之左袒孔教者，罔不心怀复辟。”钱玄同经此提醒，更以激进的姿态抨击孔子，认为“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这一大胆主张，不啻是重磅炸弹，必然引起轰然的反应。故而，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对中国旧文化进行了系统的疏理：“二千年来所谓学问，所谓道德，所谓政治，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所谓四库全书，除晚周几部非儒家的子书以外，其余则十分之八都是教忠教孝之书。经不待论，所谓史者，不是大民贼的家谱，就是小民贼杀人放火的账簿，如所谓平定什么方略之类。子集的书大多数都是些王道圣功，文以载道的妄谈。还有那十分之二，更荒谬绝伦，说什么关帝显圣，纯阳降坛，九天玄女，黎山老母的鬼话。其尤甚者，则有婴儿姹女、丹田泥丸宫等说，发挥那原始人时代生殖器崇拜的思想。所以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
1918年6月，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毕业合影，前排左二为钱玄同，左三为蔡元培，左四为陈独秀。
他已彻底地否定中国旧文化，提出更为激进、绝对的口号：“打倒古文！打倒汉字！打倒国粹！”这样激进的口号是要有学理的支持，他说：“中国文字衍形不衍声”，辨认和书写都不容易，而且，读音也不易掌握，正是如此，所以，在最今的二十年来，才不断有人提出文字改革的主张。他指出：“除了那'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要利用此等文字，显其能做骈文、古文之大本领外，殆无不感现行文字之拙劣，欲图改革，以期适用。”
这些无遮无掩且又嘲讽旧派人物的言论，自然是被旧派人物群起而攻之，大有泰山压顶之势。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主将、钱玄同的后盾，针对旧派人物的攻击，他和钱玄同一唱一和，无情地批判旧文化。
他说：自古以来的古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那些“汉学大家”们还在开口国粹，闭口古说，说穿了就是要做民主与科学的死对头。【“德赛两先生”是对民主（Democracy）和科学（Science）的一个形象的称呼，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期间的两面旗帜。】正因为此，钱玄同才愤激而言。陈独秀辩解说：
“像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赞成的。但是社会上有一班人，因此怒骂他，讥笑他，却不肯发表意见与他辨驳，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陈独秀在为钱玄同辩说时，带着一股激烈的情绪，义正词严地声明：“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钱玄同十分欣赏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认为其中的“'不用典’之论最精，实足祛千年来腐臭文学之积弊。”他说齐梁以前的文学，如诗经、楚辞和后来的汉魏之歌诗、乐府等，都是从来不用典。“古代文学，最为朴实、真挚，始坏于东汉，以其浮词多而真意少。弊盛于齐梁，以其渐多用典也。唐宋四六，除用典外，别无他事，实为文学'燕山外史’中最下劣者。……戏曲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小说因多用白话，用典之病少。”这又引起陈独秀的共鸣，他说，中国文人向来就鄙视戏曲小说，很多有才华的人都不屑于作戏曲，写小说。他说：“夫善写人情，岂非文字之大本领乎。庄周、司马迁之书，以文评之，当无加于善写人情也。八家、七子以来，为文者皆尚主观的无病而呻，能知客观的刻画人情者盖少，况夫善写者乎。”他们由文学革命的讨论，又触及到应用文的改革。钱玄同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文学之文，用典已为下乘。若普通应用之文，尤须老老实实讲话，务期老妪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语代事实者，尤为恶劣。”笔者读过《秋水轩尺牍》等“应用之文”，其中叙述极平常的事竟然多用古奥典故。如，以“芸人之田”喻代人作事，以“嵇山独鹤”喻才学、仪表出众，以“送燕迎鸿”喻一年的时光等等。读着这样的信，你能不觉得累吗？所以，他主张“应用之文，以为非做到言文一致地步不可。”1917年7月1日，钱玄同提出“应用文之改革大纲十三事”。其中提到应用文写作，宜用最普通常用的汉字，绝对不用典，数目字改用阿拉伯数字，纪年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在书札之类的文书中，那些肉麻可笑的浮文，如“辰维”“忭颂”“贱躯托福”“得门集庆”等，“必当删除”。那些客套话，如“阁下”“足下”“道安”“钧安”“福安”“顿首”“叩上”“拜手”“再拜”之类，“亦可全行删除。”在称谓上，不要再用“老伯”“小侄”“姻兄”等，“大抵父执、师长、年高者、学富者，我所崇敬者，可称'先生’，年相若者，道相似者，不客气之朋友、泛交、后辈，可称'君’或'兄’”，改用新式标点符号等。这十三项改革大纲中，最具革命意义的是“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这种文书格式的改革，在一个多月前，钱玄同就给陈独秀写信提出：“我固主张汉文须改用左行横迤，如西文写法也。人目系左右相并，而非上下相重；试立室中，横视左右，甚为省力，若纵视上下，则一仰一俯，颇为费力。以此例彼，知看横行轻易于直行。且右手写字，必自左至右，均无论汉文西文，一字笔势，罕有自右至左者。然则汉文右行，其法实拙。若从西文写法，自左至右横迤而出，则无一不便。”陈独秀立即复信予以肯定：“先生所说应用文改良十三样，弟样样赞成。”钱玄同是个急性子，在他的应用文改革的建议提出一个月后，《新青年》仍没有丝毫的表示，所出杂志一仍“右行直下。”他着急了，又给陈独秀去信询问，你既然赞成白话文，赞成“左行横迤”，为什么《新青年》还没有改变呢？“《新青年》杂志拿除旧布新做宗旨，则自己便须除旧布新。所有认做'合理’的新法，说了就做得到的，总宜赶紧实行去做，以为社会先导才是。”面对老友的责怪，陈独秀完全理解其积极变革的心情，他在给钱玄同复信时，耐心地解释道：“《新青年》改用左行横迤，弟个人意思，十分赞成，待同发行部和其他社友商量同意，即可实行。但是改用白话一层，似不必勉强一致。社友中倘有绝对不能做白话文章的人，即偶用文言，也可登载。尊见以为如何？”显然，钱的态度更为激进，陈的态度亦激进，然多少有些包容的成分。正是在他们的倡导之下，沿袭了几千年的“右行直下”的书写方式，才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左行横迤——这种华夏读书人的新的书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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