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法人》全媒体记者 银昕
年关岁尾，中国华东地区遭遇了据说是60年一遇的寒潮。冷风呼啸着穿过义乌的街巷，穿过曾经熙攘喧嚣的商贸城建筑群，令这座被誉为“世界超市”的浙江小城，深切感受到季节与产业的双重寒冬。“没见过这样的冬天，除了冷还是冷，高兴不起来。”2020年12月30日下午，面对《法人》记者的采访，义乌国际贸易城一位经营者不住地抱怨，“寒潮冻住了人们的身体，而生意上的冬天，则在煎熬着人们的精神。”
外籍商客减少一半，“生意只能求稳”
以小商品交易闻名于世的义乌，在很早就有交易小物件的商业传统。“货郎担”游商是最早出现在义乌的商业人群，他们用物物交换的方式，用当地出产的一种红糖换取鸡毛、纽扣等生活小物件，由于用来换取物件的是红糖，“货郎担”又得名“敲糖帮”，以物换物的方式又被称为“鸡毛换糖”。
“敲糖帮”从义乌出发，最远可以一直“换糖”到江西省境内。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敲糖帮”变成了有规模的地摊和商贩经济，又渐渐发展成集中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这是“世界超市”最早的雏形。如今，小商品批发市场已经在经营200多万个品类，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日客流量超过20万人次，无可争议地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而所谓“世界超市”，其实是分布在义乌的7座商贸城。分别是位于市中心地带的篁园市场和宾王商贸城，还有与市中心稍有些距离的义乌国际商贸城。国际商贸城分为5个区，地理位置相邻，却又是5栋彼此独立的巨大单体建筑。与篁园市场和宾王商贸城相比，国际商贸城5个区的总建筑面积是前二者总和的十几倍。
义乌的7座商贸城同属于一个经营主体：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为义乌商城集团。从1993年成立至今，义乌商城集团已经有了5000多名员工，15家分公司。义乌商城集团公共关系部何振威告诉记者，集团下属的7座商贸城内销与外贸的比例常年维持在3:7，“但近年来内销的占比有所增加，已经接近35%了。”对于目前外贸占比超过65%的义乌商贸城来说，经历了三个季度的萧条后，这个冬天也格外寒冷。外贸使义乌成为了国际著名的商贸城市，全球各地的小商品采购商纷纷聚集于此，他们主要来自南美、中美和中东国家。何振威透露，登记在册的外籍常住人口已经超过了15000人。当疫情在海外肆虐之时，即便我国疫情已经有所收敛，也没能唤回这些曾常住义乌的外籍采购商。有数字显示，今年1-4月，义乌登记入境的境外人员36066人次，同比下降79.3%，常住义乌的外商人数下降了一半，仅剩下7000余人。《法人》记者了解到，外商是义乌经济的“生命线”，义乌市政府颇为积极地曾邀请10000名外商返回义乌，但因入境限制及入境后严格的隔离及核酸检测要求，最终只有4000多名外商被“劝返”。值得注意的是，以往每年到义乌市场采购的外商超过50万人次，今年外商数量的不足直接造成了7座商贸城“肉眼可见”的萧条。已是上午十点，摩肩擦踵的外商们操着各种口音的英语和汉语讨价还价的景象并没有出现，在7.5万个商户眼中，眼前的安静与冷清他们已经渐渐习惯。经营雨伞和雨衣生意的陈红（化名）告诉《法人》记者，春节后，她特别熟悉的中东商人几乎再没出现过。“现在只能做老客户的生意，他们都有联系方式，不用来现场看样品订货。但当地因为疫情，需求不高了，所谓的老客户也没有多少单子可做。”陈红无奈地说，“至于新客户，更是想都不要想。”与中东、南美和中美洲国家相比，我国的疫情控制效果最好，我国也被称为全球抗疫的“后花园”。如此，“出口转内销”，由外贸转做内贸生意，似乎是这7.5万个商户寻找新商路的可选项。然而，外贸转为内销并不轻松。《法人》记者发现，在玩具、生活用品、饰品和服装等多个品类的商户中，几乎没有任何一家实体商铺同时拥有淘宝店，这意味着外销是他们唯一的业务方向。一部分商户没有入驻淘宝，但入驻了外商云集的阿里巴巴网站，不过阿里巴巴国际事业部义乌区域的数字显示，自公司成立以来，阿里巴巴国际站累计吸纳的义乌客户有七八千家，商贸城用户大约只占20％。由此可见，商贸城7.5万个商户“上网”的意愿有多低。“很多人不愿意惹内销的麻烦。”一家玩具摊位店主张某告诉记者，外贸的交易链条较短，难度较小。“外贸说白了就是卖‘期货’，不用备现货。外商在店里看上了哪个款式的玩具，下单交定金后我们再通知厂家生产，三个月后产品出厂了，直接发海运运走就行。除了坏件率特别高的情况，平时可以没有售后，也没有退换货，这多轻松！”张某说，一旦开起淘宝店做内销，那就是从卖“期货”变成了卖现货，从批发变成了零售，“哪怕只要卖出一件东西，都要涉及后续的退换货问题，要多花很多精力，甚至要多雇一个人。况且，做内销就不能有了订单再让工厂开工生产，而是要备现货，有些销路不好的款式一旦在库房里压多了，滞销的风险只能由商铺承担。”另一个尴尬在于，外国人在使用生活用品的习惯上与中国国人不同，做惯了外国市场的商家不易掌握符合国人使用习惯的品类。一家经营蜡烛台和桌布的摊位店主陈某告诉记者，外贸转内销他们不是没想过，但无法实现。“我们主要出口到中东国家，他们对蜡烛台的要求以及桌布上印刷的图案都有特殊喜好，基本都是伊斯兰教文化的符号，这些生意关系我们已经维持了十几年，现在让我们调转马头来做国内的生意，我们根本不知道该向厂家提哪些设计要求，太陌生了。”“今年只能求稳，不敢指望能恢复到正常水平。”是记者在商贸城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义乌市统计局的数据称，2011到16年，义乌国际商贸城的交易额占义乌全市交易额的比重由43％下降至35％，商贸城集聚全市资源的能力在减弱。针对这个数字，何振威坦言：“还是外贸萧条造成的。我相信随着这些商户主要出口国的疫情得到缓解，商贸城的交易额在整个义乌市交易额的占比肯定不会是这个数字。”
主播：“相比商贸城，我们更愿意从江北下朱拿货”
萧条的义乌商贸城外贸转内销的道路着实不易，而三公里之外的后起之秀——江北下朱电商小镇，却在一群带货主播的力捧之下正在度过一个个火爆的不眠之夜。江北下朱电商小镇位于义乌市福田街道，南至城北路，北至振兴路，西至301省道，东至兴隆大街的一块狭长地带。这一带最初的商业气氛始于2015年，这一年部分地摊和库存经营户来到江北下朱村，“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借着这里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义乌商贸城的发展带动了周边使得此地物流价格全国最低，搞起了微商。2017年微商式微，这些地摊和库存经营户开始转型，最终他们将目光投向了直播经济，“江北下朱社交电商小镇”几个字赫然出现在了村口的大门上。
▲“社交电商小镇”的招牌在江北下朱的村口赫然挺立
商店，到处都是商店。这是《法人》记者对江北下朱电商小镇的第一印象。几乎每一栋居民楼的一层底商都被租满，占据它们的是大大小小的“网红商店”，店面里摆放的多是日常用品，包括服装、食品和生活用品，每一样货物的陈设数量都不多，为了吸引带货主播前来选货，每一家商店的招牌都写上了“抖音”“快手”“网红”“直播”等字样。
▲江北下朱遍布“网红商店”
《法人》记者了解到，2010年江北下朱村完成改造后，99幢房屋共有1200间店面，如今几乎所有店面都被“网红商店”占据。“网红商店”主要分为两类：与工厂对接的供应链店和直接由工厂开设的工厂店，前者的角色是中间商，后者则是厂家直销。二者的共同点在于，每样商品在店中陈设都不多，仅供带货主播前来挑货时使用，如果主播的推广效果不错，他们再向厂家单独订某一畅销款式的货，工厂店则挑选主播卖得好的款式大量生产。“网红店”的展示功能远大于销售功能，销售功能被直播产业链条上的带货主播们承接。
也可以这么认为，带货主播成了各个工厂的二级批发商。“比起商贸城，我更喜欢在北下朱挑货。”一个正在店铺外面整理直播设备的带货主播王丽（化名）告诉记者，她带货的主要品类是食品和服装，与商贸城相比，江北下朱的店铺对主播更友好。“这里的店铺可以允许主播只带一两件样品拿去推销，如果卖得好，再找他们订货，这样一来我们主播就不用压现货了。”“商贸城不允许带样品，大多数商户要求我们一次就要进100~200件货再去卖，如果这件货卖得不好，这些货岂不是砸在我们主播手里了么？我们不就成了二道贩子了么？连样品都不愿意提供，有几个主播愿意去商贸城选货?”王丽说，大多数中小带货主播都是“轻资产创业”，手中的现货越少越好，江北下朱显然比商贸城更具吸引力。有数字显示，2020年上半年疫情正浓时，义乌的直播电商交易额在1-6月间达到了98亿元，直播场次超过7.2万场。直播经济被义乌寄予的厚望不亚于商贸城。2020年6月，义乌市政府发布的《义乌市加快直播电商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到2022年力争直播电商交易突破1000亿元。商贸城也在行动。何振威告诉记者，在国际商贸城的5个区域中开设了一些直播间，可供带货主播在商城内挑货的时候使用。记者在某一直播间里遇到了一位刚下直播的带货主播，她告诉记者，商贸城里的直播间利用率并不高，“主播对场地的要求并不高，在家里、办公室都能直播。与其多搭设直播间，不如要求商户对带货主播别再那么苛刻。”傍晚五点，商贸城准时熄灯歇业，7.5万个商户又结束了一个冷清的交易日。与此同时，三公里之外江北下朱的带货主播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这些主播的日程大多是白天备货，晚上直播，直播通常会持续到凌晨一两点甚至更晚，在经历了一下午的挑货后，华灯初上时，已经有主播拿起自拍杆在“网红商店”里开始了一天的直播。夹在遇冷的外贸和火爆的直播带货之间进退两难，还有35%内贸占比的义乌商贸城正处在此种尴尬之中。在江北下朱渐有成为义乌经济第二极之势时，这也许正是义乌商贸城需要做出改变的关键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