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许多国家的博物馆中，人们都能看到来自中国同一个地方的文物，例如，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持香炉菩萨跪坐像》：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释迦佛前生献花像》和《伏羲女娲图》：
如今，说起吐鲁番，人们往往会想到甜美的葡萄，西游记中的火焰山，或者频繁刷新纪录的中国“热极”。至于有着千年历史的交河故城、高昌故城、高昌石窟…却鲜为大众所知。
火焰山，摄影@VIP读者·钱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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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研究领域，吐鲁番常常与敦煌并称。季羡林先生曾在《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中写道：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
但大众终究只记住了敦煌，记住了莫高窟，吐鲁番的历史与文化却在被“遗忘”。遗忘并不代表失去，吐鲁番的故城，吐鲁番的石窟，吐鲁番的一草一木仍无声地述说着这块文明交汇之地曾经的繁荣与沧桑。交河城建在30米高的悬崖之上，三面环水，易守难攻，从高空俯视，宛如一叶扁舟。顺着缓坡步入故城，荒凉肃杀的气息扑面而来，断壁残垣整齐交错排列，依稀可见看见当年的威严与繁荣。
《汉书·西域传》中记载：“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城下，故号交河。”结合已有考古发现和史书，可以推断交河城在约公元前3世纪由居住在吐鲁番地区的车师人建成，车师前国定都于此。千年来，这里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吐鲁番历史上风雨飘摇的缩影。据《汉书·西域传》记载，50多年之间，西汉王朝与匈奴右部就在交河地区有5次大的争夺，历史上称“五争车师”，小的冲突更是不计其数。东汉时期，中原王朝也曾三次出兵车师与匈奴交战。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车师问题，保证丝绸之路畅通，从西汉起，中央政府在交河城设置戍己校尉，负责西域戍边开发和囤集兵马。由此交河城在西域诸城中的地位水涨船高，一直持续到西晋时期。
交河故城遗址，摄影@VIP读者·舞动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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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50年，车师前王在北凉王族沮渠氏的围攻下弃城而走，车师国就此谢幕，但交河城仍然是西域最重要的军事堡垒之一。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朝平定麴（qū）氏高昌国后，交河一度成为唐朝在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所在地，迎来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这里也是唐朝边塞诗人魂牵梦绕之地，李颀在《古从军行》中曾用“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描绘交河城边壮美肃杀的景色，杜甫也有“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的诗句。著名边塞诗人岑参更是用“交河城边鸟飞绝，轮台路上马蹄滑。”“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归叵罗。”“缭绕斜吞铁关树，氛氲半掩交河戍。”“曾到交河城，风土断人肠。”等诸多诗句述说自己在交河城的见闻和感受。——在唐诗中，交河城成为代表西域的最重要符号。
吴冠中画作《交河故城》
但战争终归是交河城的主旋律。唐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吐蕃攻陷交河城，几年后交河城归入漠北回鹘势力范围。唐咸通七年（公元866年），西州回鹘建立，交河仍是军事重镇，但也至此一蹶不振。伴随着连年的战火，交河城先后受控于西辽、蒙古、元朝、东察合台汗国，最终在明洪武21年（公元1388年），东察合台汗国大汗黑的儿火者率军对吐鲁番地区发动残酷的征服战争，当地军民顽强抵抗也难逃毁灭的宿命。交河城被征服者付之一炬，千年古城一夜化为废墟，至今城墙上仍有焚烧的痕迹。明洪武吏部员外郎陈诚出使西域时路过已被焚毁的交河城，曾感慨地吟诗一首：高昌故城坐落于吐鲁番市东约40千米的哈喇和卓村，北距火焰山南麓的木头沟沟口约6.5千米，从这里流出的木头沟水千年来一直滋润着古城。《魏书·高昌传》中对“高昌”一词的解释是：“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因云高昌。”
高昌故城遗址，摄影@VIP读者·钱玮
西汉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中原政府在交河、高昌分别设置囤集兵马的据点，高昌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公元501年，麴氏高昌立国，定都高昌城。百年之后，高僧玄奘与此地结下不解之缘。根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西域记》等史料记载，玄奘在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离开长安，途经秦州（天水）、兰州、凉州（武威）、瓜州（敦煌），并涉险“偷渡”玉门关，在去往伊吾（哈密）的戈壁中又遭遇风沙迷失方向，差点丢掉性命。在戈壁中前行近一个月后，玄奘终于到达伊吾，并遇到了正欲归国的高昌国使者。
玄奘西行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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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高昌国王麴文泰是虔诚的佛教信徒，听闻高僧到此，立即“敕令伊吾王遣法师来，仍简上马数十疋（匹），遣贵臣驰驱设顿迎候”。盛情难却，玄奘只好改变计划，取道高昌。当玄奘来到高昌城时，已经是半夜时分，麴文泰与群臣列烛出宫迎接，并将其安置于宫外后院的重阁宝帐中。到了第二天一早，玄奘尚未起床，他又携王妃和群臣前来礼拜，并以最高礼节接待玄奘。期间麴文泰极力挽留玄奘勿往西去，就此定居，玄奘以求法之心为念执意西去。多次劝说无果后，麴文泰以“送师还国”相要挟，但玄奘以绝食明志。绝食四日后，面对奄奄一息的玄奘，麴文泰只能松口，但提出要与玄奘结为兄弟，求法师再留高昌城一个月讲经，并约定玄奘归来时，一定要到高昌国住三年，以受弟子供奉。玄奘欣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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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转瞬即逝，在完成了对《仁王般若经》的讲解后，麴文泰组成了一支护送玄奘西行的庞大队伍，并准备了大量物资供玄奘往返之用。他还作书二十四封，通龟兹等二十四国，并附有信物和礼物，方便玄奘通行。出发的那一天，麴文泰携全城百姓将玄奘一行人送至高昌城西门，王与法师相拥而泣，道俗皆悲，声振郊邑。高昌城的“逼迫”称得上是玄奘西行的“最后一难”。麴文泰对玄奘西行的周密安排和举全国之力的支持帮助玄奘在西域、中亚各国均受到礼遇，并顺利来到印度。
高昌故城遗址，摄影@VIP读者·钱玮
但当十五年后玄奘求法归来时，已是物是人非。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高昌国为唐所灭，设西州，麴文泰也长眠九泉，玄奘在悲痛中决定改道于阗，再未回到高昌城。高昌城后来的命运和交河城一样，几经战乱，最后亡于元末明初的战火之中。当出使西域的陈诚来到高昌故城，见到仅有少量居民的废城，发出慨叹：古高昌石窟与以敦煌、云冈为代表的中原石窟，新疆的龟兹石窟和印度最大的石窟遗址阿旃陀石窟一起并称为世界佛教石窟艺术的四大代表。石窟主要分布在柏孜克里克、吐峪沟、雅尔湖、奇康湖、胜金口、拜西哈尔等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柏孜克里克石窟和吐峪沟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始建于高昌王国时期，在10至11世纪的高昌回鹘王国时期发展到了高峰，因此一直是研究高昌回鹘民族宗教、艺术、文化、生活的宝库。吐峪沟石窟则始建于西晋，在高昌王国时期达到鼎盛，唐代继续发展并不断修缮，是研究十六国北凉至唐代宗教艺术与文化的重要基地。
柏孜克里克石窟全景
吐峪沟石窟
图源@新疆是个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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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古高昌石窟远没有敦煌石窟幸运，在经历了两次巨大的浩劫后，如今的古高昌石窟已经“奄奄一息”，难现昔日辉煌。天灾是破坏石窟的一大原因。1916年的一场强烈地震曾经使吐峪沟一座大型庙宇坠入峡谷。更大的灾难是人祸。和交河、高昌两座故城一样，大约在15世纪，信奉伊斯兰教的武士们视佛教思想为异端，古高昌石窟中的壁画和雕塑遭到严重破坏，但直至19世纪，石窟中仍保留着不少珍贵的壁画、雕像、文书等艺术品。
吐峪沟石窟壁画
图源@新疆是个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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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灭顶之灾来自于国外那些实为强盗的“冒险家”。1903年，来自德国的勒柯克和巴塔斯在柏孜克里克石窟“考察”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他们通过钢刀、铁锤等工具把珍贵的壁画从岩体上一块块切割下来，装了整整128箱后运到柏林，只留下一窟窟“伤痕累累”的空白石壁。据后来学者统计，他们盗走的壁画有620幅，其中巨型壁画28幅，盗走泥塑像290尊，还包括大量陶塑、铜像、木雕像、钱币、版画等文物。这些文物一半以上毁于二战空袭，28幅巨型壁画全部化为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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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峪沟石窟不仅有上述两个德国人的搜刮破坏，日本人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对吐峪沟石窟的破坏同样惊人，他们于1903年和1908年雇佣几十名工人对吐峪沟20多个石窟进行了反复洗劫。俄国人罗伯洛夫斯基、科兹洛夫和列门茨也盗走了不少回鹘文和汉文文书以及精美壁画，盗取敦煌文物臭名昭著的英国人斯坦因盗走了很多壁画和塑像残片。在几经折磨后，吐峪沟石窟的命运可想而知。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持伞菩萨立像》。橘瑞超为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成员之一。大谷探险队共进行了三次探险活动，收集品现主要收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及中国国家图书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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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石窟，交河、高昌两座古城，阿斯塔那古墓等墓葬均被洗劫一空。至今，吐鲁番最精美文物仍被收藏于近12个国家的博物馆中，这是吐鲁番大地最痛苦的记忆，是一段不容忘却的历史，也是一段难以弥补的遗憾。
从2016年开始，吐鲁番市推出“夜游交河”旅游项目。临近傍晚，一行游客从交河城南门出发，缓缓走向城中的大佛寺，道路两侧烛光摇曳，映衬着高墙断壁，仿佛一瞬间碰触到了交河的千年历史。在大佛寺遗址前席地而坐，庄严肃穆的音乐和舞蹈徐徐展开，忽然一曲悠扬的“女儿情”传来，在静谧的交河城中久久回荡。
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局部）
唐代高僧玄奘曾“逢难”于此，几经波折。明朝吴承恩以此为原型创作了《西游记》中的女儿国情节，80年代《西游记》剧组又创作了“女儿情”词曲，在这个宁静的夜晚，在大佛寺遗址前，由维吾尔大叔手持萨塔尔徐徐演奏，飘扬在这个由两千年前的车师人建造的古城中。或许，吐鲁番作为四大文化交汇之地，作为千年文明的传承者的魅力就在于此。
参考资料：
陈国灿：《论吐鲁番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
田卫疆主编：《丝绸之路吐鲁番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8
王炳华：《吐鲁番的的古代文明》，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1
闫文儒：《吐鲁番的高昌故城》，《文物》，1962（z2）
梁涛：《高昌城的兴衰》，《新疆地方志》，2009（2）
高成：《交河故城的前世今生》，《科学之友旬刊》，2013（11）
陈国灿：《玄奘与高昌王国》，《吐鲁番学研究》，2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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