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家

老    家

清明节前，借上坟的机会，八十九岁的母亲回老家住了七天，我们兄弟姐妹轮流陪着。自从父亲走后，我们就动员母亲进县城居住。可是母亲总是拒绝说：“这是家，我那里也不去。”态度很坚决。

我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软磨硬泡，并保证经常替她回老家看看。最后母亲提出一个要求：逢年过节要回老家住上几天，否则免谈。就这样母亲被我们“生拉硬拽”进了城。

说实在的，我也有强烈的恋家情怀，自从进城居住后，梦中出现的情景始终是在老家。工作单位离家不远，因此，我常常偷偷回老家。瞒着母亲是因为怕跟着一起去，毕竟年龄大了，来回一趟怕累着她。如果母亲知道我从老家回来，总是从房屋到小院问个遍。下雨屋顶漏水吗？杏树开花了？院里长杂草吗？老枣树上的枣还是那么多吗？那两棵石榴树上的石榴红了吗？有时不敢说实话，特别是到了深秋，枣树下那一地的枣红。

回老家的早晨，天不亮就听到母亲的房间里有动静，推开门看，母亲已把要带的衣服包了一大包，看样子要在老家长期住下去。我知道母亲的迫切心情，只说了一句：“现在还不到6点啊。”

回到老家，大门开着，妹妹早早在家等着，把院里院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母亲好像年轻了几岁，笑盈盈地四处看看，满意地点点头。锅碗瓢盆一样不缺，用大锅做出的饭，吃着格外香。晚上，躺在热炕上，感觉特别踏实，我挨着娘睡，亦如小时候。

“娘，还记得老屋吗？”

“怎么不记得，你是从小在那里长大的。”

五十多年前的老屋，珍藏着我近十七年的欢乐与成长。

娘说，老屋是我出生半年后——1963年春天盖的。老屋是低矮的土坯房，虽然只有不大的三间，却凝聚着父母多年的心血和汗水。他们省吃俭用七八年，一分一分积攒，买下了一架粗大的木梁和十五根檩条，又从三里地外的姥娘家运来几车砖。请本村的瓦匠垒砌五层砖的屋根脚，在父老乡亲们的齐心帮助下，盖起了这座房屋。娘用几十斤高粱磨成粉，蒸成高粱窝头，招待帮忙的乡亲。

老屋坐落在村庄的中央，宅基地是老祖宗留下的。庭院也称不上宽敞，南北长不过七米，随后，又靠着邻居的后墙盖了一间东屋。西面一条长长的、不到两米宽的胡同，这是进出庭院的唯一通道。庭院东面一棵小槐树，西南角有一棵高高的榆树，当春风吹来了新绿，一簇簇榆钱挂满枝头。夏天，小院被四周的房屋围着，显得格外闷热，一家人在榆树下乘凉、吃饭、话家常。

小时候，我特别胆小，白天在老屋和小院里玩耍，自己没有走出过狭窄的胡同，晚上更是不敢“越雷池一步”。一天，娘带着我到村西地里干农活，一丝微风吹来，不知谁说了一句“起风了”，娘一把没抓住，我拼命往回跑。娘追到家，看到惊恐的我已坐在了炕上。那时的心中，老屋是我最安全的“避风港”。

时光冲淡了儿时的许多记忆，难忘身体瘦弱的母亲在东屋推着石磨的身影。那时不懂事，娘说，看到推磨，我不是让娘背着，就是要坐在石磨上。娘推着几十斤的石磨，一圈一圈、一遍一遍，玉米粉从石磨间纷纷落下来，娘再用细箩箩出玉米面。等全部推完，已近中午，娘赶紧做饭，看着灶下跳动的火苗，右手不断地添着柴草，左手拉着风箱。水开了，娘把早准备好的玉米面团，用双手拍成圆饼，粘贴在锅上，围成一圈。等熟了，玉米饼子靠锅的一面又黄又脆，香甜的玉米饼子蘸着虾酱，就是儿时的一道美食。

1979年——我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春天，我家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父母又操持着盖起了四间新房子。

父亲虽然大字认识不了几个，但是眼光超前，新屋坐落在村子西南角，防水台的西边。房屋宽敞明亮，高高的屋顶，红瓦插檐。当时虽然没有左邻右舍，但是紧挨着大路，恰好处在十字路口，出行非常方便。看着父亲本来白净的脸庞变得又黑又瘦，就知道父亲为盖新屋操了多少心，受了多少累。一提这些，父亲却开心地说：“在那小屋小院里，憋屈了十多年，出进都别扭，在这里喘口气都舒坦。”

秋天，一家人从老屋搬到了新屋。中秋的夜晚，躺在新屋新炕上，透过新窗看着天上圆圆的月亮，满天的星星眨着眼睛，可我脑海中浮现的依然是那破旧的老屋。虽然高考榜上无名，但是我心中的希望尚在，还要拼一拼，想找一个安静的学习场所，想来想去，最理想的地方还是老屋。经父母同意，阔别三个月后，老屋又成了我的“书房”。第二年，大学校园再次与我无缘，我也毅然走出了老屋，开始寻找新的方向。有过迷茫、有过彷徨，学过木工、练过写作；参加过黄河工程，担任过村团支部书记。或借或买，读过老唱本《三国》，更爱看文学期刊《萌芽》，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读了一遍又一遍。有时白天干活也带着一本书，每天用读书消磨闲暇时光。一次偶然的机会，走进了校园，成了一名民办教师，与学生们同学习、共成长，九年后，考入昌潍师专，才圆了大学梦。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一家也商量着改善住房条件，新房屋只住了八年，又在原址上推倒重建，盖起七间宽大的砖瓦房。砖瓦房的格局是我设计的。有一年到河北省青县，一家房舍的格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画出了一个简单的图纸，经过父亲的修改，交给了建筑队。房屋建成后，曾在村里引起小小的轰动，房屋只留下两明间为客厅，其余的全部是单间，单间再隔成前后两小间，前面是卧室，后面是伙房。这样的格局现在看来很平常，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我们村却是第一家。

搬进了砖瓦房，父亲感慨地说：“一辈子操持着建房屋，做梦也没想到能住上这样宽敞的砖瓦房，现在老百姓的日子真好了。”父亲更没有想到，十几年后，儿女们又住上了楼房。父亲高兴地说：“你们赶上好时代了。”

六十年代的那个老屋，哥哥一家曾住过一段时间。随后，本家的一位小叔在老屋住了几年，也搬走了。从此，再没人住过老屋，老屋在风雨侵蚀中墙壁百孔千疮，屋顶茅草摇晃。

有一天，我再次走近老屋的位置，看到的只是一堆泥土，地面上生长着一位老人种的南瓜，长长的瓜藤、宽大的叶子，胖胖的南瓜似孩童依偎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突然，看到几片南瓜叶子轻轻地摇动，我心中一阵阵惊喜，仿佛向我诉说着过往的故事，仿佛又回到儿时快乐的时光。是啊，老屋源于泥土，最后回归于泥土，并养育着新的生命。老屋并没有远去，只是变了模样，我不再感伤。

老屋、新屋、砖瓦房承载着梦牵魂绕的家乡记忆，寄托着我们永远不变的恋家情怀，房屋的变迁也是时代发展的印记。

这时，听到母亲轻微的鼾声，一天忙前忙后，她的老姐妹们也纷纷前来探望，见面都有说不完的家常，确实累了。借着路灯的余光，看到母亲布满沧桑的脸上挂着微笑，我也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

作者简介：张景木，就职于利津县明集乡中心学校，高级教师。曾在《中学政史地》等报刊上发表历史教学论文十几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