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与“百花”（图）
余光中与“百花”（图）
余光中（左二）与审稿编辑交谈，左起文秉勋、曾永辰、薛炎文。
上世纪80年代，台湾的文学作品传播大陆，一首《乡愁》，让人们记住了余光中。因为写作的体裁，与出版散文的特色不期而遇，百花文艺出版社开始关注这位台湾作家。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海峡对面的文学作品走进了大陆的书店。1988年，余光中的诗选在福建出版；1989年，余光中的散文选在广东出版。90年代，凯风南来，余光中的书成了大江南北文艺出版社的抢手货。1997年，“百花”出版了余光中的散文集《高速的联想》。渐渐地，余光中的作品看多了，余光中的传闻也听多了，前者既为大陆的出版物，自然都是正能量，而后者则不尽然。但我一直认为，无论如何，在当代中国的文学殿堂里，余光中应该有一席之地。世纪之交，“文集热”在大陆出版界莫名而起，我便萌生了为余光中出版文集的念头，虽说不免学步之嫌，但我坚信，绝无灾枣之讥。2002年2月，我社编审曾永辰随天津出版代表团访问台湾，我嘱他到高雄的时候，去拜访余先生，当面表达我们的意愿。永辰不辱使命，和余先生达成口头协议。同年3月底，余先生到苏州大学讲学，4月2日，我和永辰一天驱车一千公里赶赴苏州，当晚在苏州大学余先生的住所，签订了《余光中集》的出版合同。苏州大学一位负责接待余先生的干部，一直陪伴在旁，合同签订之后，他高兴地说，余先生能把文集交给“百花”出版，真是“百花”的荣幸，这让我很不以为然，便说：“能在'百花’出书也不辱没作家。”合同规定，总印数3000套，版税10%，而且注明“本合同所涉及的币种为美元”，我当时粗略估算，稿费支出就要1万多美元。后来，这笔稿费并未以美元支付，余光中主动提出来要人民币。
合同签订之后，余光中交给“百花”的稿件，是31本书。这些书并不是从台湾寄过来的，是余光中交代曾永辰去北京拿来的，对方是余光中大学时的一个同学。为了编好“余光中集”，我赶紧五台搬兵：请出徐柏容、董延梅、邓元惠、文秉勋四老，成立了一个编辑组，负责余稿的审定。四位前辈均已年逾古稀，其中徐柏老已是杖朝之年。半年之后，书稿审阅一过，编辑组觉得有些问题最好能和作者当面交流。2002年深秋，余光中应人之邀到了北京，决定挤出一天时间来天津。10月20日，“百花”去车接余先生，晚上十点多钟赶到天津，第二天上午和“百花”的编辑组一起讨论稿件。那天见面的五位老人，年龄相差不超过六岁，可谓同代人，在他们生命的年轮刚刚展开的时候，天翻地覆，其中一人选择了“鼓浪而去”，从此，“长江断奶之痛，历四十三年”，再回首已是“雪满白头”。当时的场面，让我不由想起余光中的诗文。那是余光中第一次到天津，是我第二次见他。相比之下，“四老”谈笑从容，如晤大陆作家，余光中则显得有些拘束，言语谨慎。谈到书稿的编辑，余先生表示：“如不适用，可全文、全诗删去，但不要删改诗文中的字句，以免影响全文语气贯通。”“百花”十分尊重余先生的意见，但是在后来的编辑中，却打了一半的折扣，因为文不同于诗，洋洋洒洒几千字，只因一两句话“不适用”就全文删去，实在无法割爱。编辑组当时商定：凡“全文、全诗删去”的，保留目录，全书最后设“附录”予以告知；凡略有删节依然收录的，文末都加“编者注”，予以知会。那天中午，“百花”在“狗不理”宴请余光中，席间上了“狗不理老烧”，诗人看来有些酒量，但囿于场合不便发挥，临别时我们特意送了两瓶“狗不理老烧”给他。下午还有些时间，我提议去梁启超故居，余先生听说“饮冰室”在天津，颇感意外，很有兴致去看一看。在梁启超的书房，故居的管理人员破例，允许“乡愁诗人”坐在梁启超的大写字台后面照了一张相，如今这张照片就收在《余光中集》第九卷。想必是此行印象深刻，但来去匆匆，兴犹未尽，2005年11月，余光中借北上之机再次到津，偕夫人同游，曾永辰全程接待，义务导游，陪同诗人夫妇游览了五大道、庆王府、天津博物馆、梁启超故居。那是余光中第二次来天津，也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余光中集》的顺利出版，“四老”功不可没。其中“百花”原副总编辑董延梅大姐用五个多月的时间，审阅诗集7部，散文集5部，通读360首诗歌，108篇散文。16k的条格纸，密密麻麻写满30页的审稿意见，当得起“精准”二字：既赞叹作者的爱国情怀与诗文功力，又指出他的自负与偏颇，而前者正是作品取得成功且受到国人喜爱的原因，为此，她提出编辑这套文集的总原则：“学术、艺术上观点可以存异，政治观点上必须从严把握”；5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熟悉两门外语，曾有自己的译著，却不幸在大西北发放了22年的文秉勋大兄，为了按照大陆的习惯译法，统一全书的外文人名地名，审稿意见写了16页，其中3页竟是一笔一画的楷书，甚至为了一个英文单词，打长途电话与作者理论。如今，15年过去了，其中二老已先于诗人作古，但是，他们那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敬慎的美德，至今想来，令我动容：这种美德，在他们似乎与生俱来，而如今，却要千呼万唤。
2004年春，《余光中集》出版，九本，诗三本，散文三本，文艺评论二本，新作一本，共计360万字。4月19日下午3点，“百花”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余光中集》出版的新闻发布会，余光中亲自出席，接受京津一带媒体记者的采访，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当天晚上，我在前门饭店第二次宴请余光中。他很兴奋，终于在生前看到了自己的纪念碑；我很轻松，终于在任内完成了一项大工程。我们频频举杯，诗人果然有些酒量。那天酒桌上的话，大都忘记了，唯独他的“余氏养生经”，让我一直牢记在心，不仅身体力行，还经常替他宣传。交谈中，我羡慕他好身体，他突然说：“你退休以后应该学一门外语。”我好笑，退休了，还学什么外语呀？见我不以为然，他加重语气说了五个字：“牙牙学语嘛！”我恍然大悟：小孩子学说话，学说话不就成了小孩子嘛，老而学话，犹如返老还童，老头子学说话，自然是学说外国话了，学外语能降低心理年龄，而降低心理年龄是长寿的秘诀。当我也成了老年人的时候，慢慢体会到，老而好学，便收桑榆东隅之效，似不必胶柱于外国语。遗憾的是，我已经再也不能和他继续这个话题了。
《余光中集》上市以后，购买者多为机关团体、大专院校或者企事业单位的图书馆，个人即使余光中的“粉丝”也不一定购买，因为此书定价350元，非一般读者所能承受。为了方便读者，曾永辰提议出一个精选本，诗歌散文评论各选一部分，篇幅不长，价格适中，促销又宜购，而且，最好由作者自选。他打电话相商，余先生同意了。半年之后，2005年5月，《情人的血特别红：余光中自选集》出版，收诗歌64首，散文28篇，评论文章9篇，篇幅和定价都只是《余光中集》的十分之一，很受读者欢迎。《情人的血特别红》是上世纪60年代初写的一首诗，诗人在自序里说明了书名的意义，这篇自序一千余字，手稿5页，照排插于书前，“余体”硬笔书法，中文繁体，别具一格。2005年夏，大连啤酒节期间，在星海广场举办名为“阅读·大连”的城市文化书展，组委会恳请“百花”邀请余光中。8月1日，曾永辰陪同余光中夫妇到达大连，签售“百花”的两部书：《余光中集》和《情人的血特别红：余光中自选集》。一部“余光中集”，序曲在高雄，尾声在大连，仓颉方块字铸就的桥梁，让黄帝的子孙跨过了“一湾浅浅的海峡”。
曾子有云：“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余光中和“百花”因文相识、相交、相稔，诗人记住了“百花”也了解了天津，去年9月，在他生命的烛火即将熄灭的时候，却再次点燃胸中的激情，为第三届中国·天津诗歌节赋诗，诗的最后写道：“我的诗全集，一共九本/半世纪前在《百花》齐放。”15年竟被记成了半个世纪。诗人老了，在他心中，“百花”之约，天津之行，仿佛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对于我来说，15年前的那些交往，历历在目，所以，写下上面的文字，纪念这位“乡愁诗人”。突然想起，诗人生前对这个称谓颇多腹议，他说“这绰号给了我鲜明的面貌，也成了将我简化的限制”，的确，余诗题材多样主题多变，即事咏物、写景抒情，亲情、友情、爱情、乡情，凡所歌吟，必有佳作。而我，也许是因为在同样的年龄经历了丧母之痛，最难忘的是他那首《今生今世》，这真是一首天下儿女应该记住的挽歌，就让我用它和诗人告别吧：
今生今世/我最忘情的哭声有两次/一次，在我生命的开始/一次，在你生命的告终/第一次，我不会记得，是听你说的/第二次，你不会晓得，我说也没用/但两次哭声的中间啊/有无穷无尽的笑声/一遍一遍又一遍/回荡了整整三十年/你都晓得，我都记得。
一、六安余学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