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0 年前后玉器在北方地区各文化间的互动
杨岐黄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关键词：4300B.P.，玉器，北方地区，互动
摘要：距今4300 年前后是我国史前阶段的重要节点，北方地区陆续发展出多个制玉、用玉的考古学文化中心。本文通过对这一阶段北方地区各玉文化的梳理分析，认为这些玉文化间共性逐步增多，体现出趋同的趋势。玉器作为文明演进的重要指征，作为更高一级文化载体在文化互动与传承中有着独特地位与作用，此时通过传播、整合、交流等途径频繁互动，所体现出的是这一阶段北方各人群间文化融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各种文化因素的快速汇聚与认同，也正好符合在文明进程中，古国时代向王国时代演进中北方地区在文化上的整合。
本文所涉及的北方地区，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北方地区，即以秦岭、淮河为界的以北地区。
随着近些年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各遗址绝对年代的空白逐步填充、细化。从各遗址已经公布的测年数据看，4300 年，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显得尤为显眼。山东龙山文化早晚两期的分界线划在4300 年，陶寺文化的绝对年代为距今4300 ～3900 年[1]，石峁遗址的时代4300 ～3900年[2]，齐家文化的时代4200 ～3600 年[3]，后石家河文化4200 ～3800 年[4]。4300 年前后作为一个节点，显得尤为重要。
4500 年前后，燕辽地区的红山文化、长江中游的凌家滩文化、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等古国时代早段代表性区域文明相继衰落，玉文化也随之衰落，仅有海岱地区的玉文化得到延续，大汶口文化之后继起的山东龙山文化成为当时玉器的主要出土地域。4300 年前后，山东龙山文化玉器呈现出向大型遗址的高等级墓葬集中的态势，在一般聚落中很少发现[5]。与此同时，晋南地区陶寺文化、陕北地区的石峁文化、芦山峁遗址[6]、甘青地区齐家文化为代表的数支玉文化在北方地区逐渐发展起来，进而形成史前时期玉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图一）。
一
图一 北方地区玉文化主要分布区域
在此之前的玉文化各自集独特的玉器种类、独特的制玉方法、独特的使用方式、玉料于一体，是完整而又独立的玉文化中心，在传播过程中比较容易分辨。红山文化以玉猪龙、斜口筒形器、勾云形佩等为代表的典型器物，以瓦沟纹为代表的典型纹样；良渚文化以玉琮、璜、璧、冠形饰等为代表的典型器物，以神人兽面像为代表的典型纹样；凌家滩文化以玉版、璜为代表的典型器物，以阴线刻龙、八角星纹等典型纹样。
4300 年前后北方地区在海岱、晋南、陕北、甘青等地区发展出多个制玉、用玉中心，除海岱地区外，其他地区在此之前并没有成体系的用玉传统或玉文化，甚至在此之前玉器都鲜有发现。这一时期各地区的玉文化虽然仍具有自身的特点，但是各文化间的共性增多，体现出趋同的趋势。
1.综合多种文化因素
各地区玉器受到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表现出综合、复杂的特点。海岱地区玉器受到红山、良渚、后石家河等文化玉器的影响；晋南地区玉器综合了红山、良渚、大汶口、龙山、薛家岗、石家河、后石家河等文化玉石器因素；陕北地区出土玉石器中可以看到红山、大汶口、龙山、陶寺、齐家、后石家河等文化中玉石器的踪迹；甘青地区玉石器与良渚、陶寺、石峁、二里头等文化玉石器有所关联。
2.主要玉器种类及同类器物形制相近
多以钺、铲、多孔刀、璋等扁平长条形玉器，以璧类扁平圜形玉器为主要种类。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主要种类为钺、璧；晋南地区陶寺文化为钺、多孔刀、璧环等；陕北地区石峁文化钺、铲、璋、多孔刀、璧环等；甘青地区齐家文化铲、多孔刀、璧环等（表一）。
同类器物的器形相近，有些器物不能完全区分是本地生产还是外来输入。各玉文化间的器类差别一般为同类器物形制或制作工艺的差别而非不同器类的差别（图二）。
3.玉器制作技术成熟，并皆以长条片切割见长
玉器的制作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切割、钻孔及抛光技法皆精。北方地区各文化中钺、铲、璋、刀等器物推崇扁薄、平直，齐家文化、石峁遗址等地出土的铲、璋、刀等长条形器物有些长度超过50 厘米，器形规整，体现出当时对长条片切割技术的娴熟掌控。从玉器表面留有切割痕迹看，有些切缝在0.15 厘米左右[7]。这一时期部分遗址中已经出现铜制品，切割技术的提升可能与金属工具的使用有关。
4.玉器基本为素面，鲜有纹饰
北方地区各玉文化中器物绝大多数为光素，鲜有纹样，在个别琮、璋、钺等器物上也有纹饰，多以阴线刻构图，直线纹样居多。如石峁遗址的牙璋上有点有多组阴线组合构图的线纹或交叉纹、菱格纹等[8]；陶寺遗址有的玉琮琮面以宽阴线为纹[9]；静宁后柳沟采集玉琮琮面琢刻去地线纹、瓦垅纹[10]；海岱地区龙山文化中玉圭上的神人兽面纹或冠形纹样等[11]；另外，在一些牙璋、璜、牙璧外缘还出现扉棱、齿牙装饰（图三）。
5.玉器在使用与功能上趋同
这一时期北方地区虽然有大量玉石器发现，但是采集、征集品所占比例较高，有些使用情况并不明晰。从已有资料看钺类器物多带柄使用，在墓葬中的出土位置多在手臂位置，而且多见于男性墓葬。璧环类器物，包括璜联璧、牙璧，多置于手腕或手部。同类器物在使用与功能中体现出更多的一致性。
表一 北方地区各玉文化中玉器主要特色器类
图二 北方地区各玉文化主要器类对照图
图三 北方地区各玉文化常见纹样、装饰
1、2.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瓦垅纹、去地线纹玉琮 3.海岱地区龙山文化外缘带齿牙璧4.海岱地区龙山文化阴线刻神人兽面像玉圭 5.海岱地区龙山文化冠形饰6.晋南地区陶寺文化冠形饰 7.晋南地区陶寺文化外缘带扉棱玉璜8.晋南地区陶寺文化阴线纹玉琮 9.陕北地区石峁遗址牙璋扉牙及阴线纹样
6.各文化中存在多个用玉中心
各地区内存在数个制作与使用玉器的中心，也就是说每个区域的玉石器还可以再分区。陕北地区以陕北北部石峁遗址、陕北南部芦山峁遗址为代表；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玉器可分为东部区、中部区、青海东部、河西东段、宗日组等5组[12]；海岱地区以临朐朱封、五莲丹土等遗址为代表；晋南地区以陶寺遗址、清凉寺墓地为代表。
同一区域的各中心间在器类及用玉方式中存在部分差异。如晋南地区陶寺遗址的玉石器种类以钺数量为最多，清凉寺墓地最多的为璧环类，清凉寺遗址中周边文化因素更多，方璧、勾云形佩为红山文化因素，虎头为后石家河文化因素，多孔刀体现出薛家岗文化因素[13]；陶寺遗址中则更多地体现出海岱地区文化因素的影响。陕北地区石峁遗址中器类、器形及制作中主要受到海岱及晋南地区影响，但是更多地体现出自身的特点，钺、牙璋等端刃器比较多，而芦山峁遗址所见玉器体现出其更多的为输入因素，如良渚文化玉琮，璧环类为主要器类。
7.对绿松石饰品的偏爱
北方地区虽然玉石器出现的时间有早有晚，但是绿松石饰品的使用时间比较早，至4300 年前后，北方各文化中绿松石饰品的数量较多，不仅存在一般的坠饰、管珠，还有嵌片，见于玉钺、玉璧环类器物，另外还发现有贴附绿松石的组合器物，如晋南地区陶寺遗址贴附绿松石组合发簪，下靳墓地贴附绿松石手镯。
二
在4300 年前后，玉器在北方各考古学文化中相对比较广泛的发现，各文化间玉石器的趋同性表现出玉器在各文化间存在频繁的互动。
1.传播互动
海岱地区在整合红山、良渚文化玉器因素，薛家岗、崧泽等文化石器制作使用因素，结合本地玉石器制作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海岱玉器体系。4500 年前后，红山、凌家滩、良渚文化衰落，玉器、玉文化发展处于一个相对空白的时期，海岱地区作为唯一保留的用玉区域，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变得更为明晰。4300 年前后新出现的各个玉文化中，海岱玉器的文化因素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可以说是当时玉器传播互动的主体。
传播互动存在由南至北、由东至西的趋势，从海岱地区至晋南、陕北、甘青地区的基本脉络是比较清楚的。以钺铲刀、璧环类为主要器类的玉器组成结构；长条形钺、铲类，器形较小、中孔较大的圜状器形特征；器身边缘磨薄的制作工艺等等；另外在墓葬形制、葬俗以及陶器、漆木器等其他器类中也体现出比较强的东方因素。
4300 年后，北方地区各玉文化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由北至南、由西向东的二次传播。在中原地区夏纪年时期的遗存中，可以看到石峁、齐家等文化的玉器因素。如二里头遗址中所见多孔刀、牙璋在玉料、器形，多组阴线组合的
装饰纹样都与石峁文化有着重要关联。2.整合互动
北方地区玉文化在发展中存在两次融合与再创造。第一次是在晋南地区，融合多种玉石器文化因素后，新出现璜联璧类；制作工艺，尤其是玉璧的制作工艺，是对以燕辽地区红山文化晚期、海岱地区大汶口中晚期为代表的中孔管钻磨制成形体系，以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玉璧为代表的剖切管钻成形体系，两种不同技术体系进行了整合。第二次是在陕北地区，钺、铲、圭、璋、多孔刀等大型端刃器、长条形器物发达，同时在玉器的制作工艺中，片切割技术的使用出神入化，玉器推崇极致扁薄，璋、铲等器物中央打洼，以阴刻直线组合为装饰纹样等。整合所形成的新的玉文化因素，进而也成为了新的互动因素。
这一阶段各地域各文化中的玉器体现出器形整合、制作工艺整合、使用与功能整合，在各地玉文化中体现出的趋同特征中都有反映。
3.交流互动
4300 年前后，尤其是在4300 ～3900 年间，北方地区各玉文化的频繁交流，各文化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各类玉文化中包含着多种文化因素，陶寺文化玉石器中包含有同时期海岱龙山、后石家河及陕北地区的文化因素；齐家文化玉器中包含陶寺、石峁玉石器文化因素，石峁遗址中也发现有陶寺、齐家文化因素的器物。同类器物器形及制作工艺越来越多地具有一些相同的特征，时代越晚表现的越明显。在判断区别各文化同类器物上，往往比较困难。有些器类如牙璋的起源地，学术界一直有陕北与海岱地区两种观点；石峁遗址所见大量玉器的种类和器形都与陶寺遗址十分相近，两者之间在这一时期存在密切的交流与互动。
三
4300 年前后的时间段，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史前文化格局彻底改变，青铜时代全球化开始形成[14]。李伯谦从红山、良渚及仰韶大墓所见玉器切入，提出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15]。当然从现有资料看，文明演进的真实情况要较两个模式更为复杂[16]。但是不可否认，玉器在文明演进中具有重要的指示作用。
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呈现出多元性与统一性结合，在文化因素上体现出多元性、复杂性、综合性，各地区各文化的玉器在所体现的整体面貌、器类、器形、制作工艺、纹样、用玉方式等方面体现出趋同性与一致性，与我国早期文明多元一体的特征不谋而合。
这些特征的背后玉器作为更高一级文化载体在文化互动与传承中的独特地位与作用。陶器是文化因素最为敏感的载体，但是也最容易改变，很少有继承，而多发扬。玉器不同，玉器作为更高层次的文化载体，意识形态的载体、精神文化的象征，是一个人群宇宙观、世界观的体现。玉器、玉文化在这一时期不是简单的吸收与接纳，而是融合与相互影响。在数百年的时间里相互交流，受影响、吸纳、融合并形成自身特色，再向外传播，循环往复。如此频繁又深入的玉文化互动，是这一阶段北方各人群间文化融合的一个体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各种文化因素的快速汇聚与认同，位于不同地域、采用不同生业模式、持有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传统的人群对玉文化因素的认同反映出宇宙观、价值观的认同，也正好符合在文明进程中，古国时代向王国时代演进中，北方地区在文化上的整合。
[1]中国社会科学院，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史前考古研究室.2008-2017陕西史前考古综述[J].考古与文物，2018(5):31.
[3]a.闫亚林.西北地区史前玉器研究[D].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位论文，2012.b.张天恩.齐家文化对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C]//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研讨会论文汇编.2014.闫亚林文中对齐家文化的绝对年代使用了4200～1600 B.P.，但未做讨论，张天恩文中对齐家文化的绝对年代进行了梳理与讨论。
[4]a.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天门市博物馆.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2014-2016年的勘探与发掘[J].考古,2017(7):31-45.b.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文物局.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2016年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18(3):15-40.
[5]燕生东.丹土与两城镇玉器研究—兼论海岱地区史前玉器的几个问题[C]//东方考古(第3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6] 石峁遗址位于陕北地区的东北部，位于陕北地区西南部的芦山峁遗址也因采集、出土大量的玉器而备受关注，芦山峁遗址与石峁遗址可能分属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该遗址的考古工作仍在进行，文化面貌与属性尚未有定论，因此没有单独提出。
[7] 石峁遗址征集牙璋上保留有片切割痕，残留切缝宽度在0.15厘米左右。
[8] a.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探索(一)[J].故宫文物月刊，1993(125).b.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探索(二)[J].故宫文物月刊,1993(126).c.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探索(三)[J].故宫文物月刊,1993(127).
[9] 同[1].
[10] 叶茂林等.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第15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11] 梁中合等.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山东(第4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12] 闫亚林.西北地区史前玉器研究[D].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位论文，2010:41.
[1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工作站，芮城县旅游文物局.清凉寺史前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
[14] 张弛.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J].文物，2017(6):50-59.
[15] 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J].文物，2009(3):47-56.
[16] 郭伟明.赵辉先生访谈录:关于中国考古学的几个问题(三)[EB/OL].http://www.hnkgs.com/show_news.aspx?id=2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