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山“7.12大捷”战后采访实录：硝烟未净尸臭难闻

1984年4、5月份，我边防部队先后收复了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我作为昆明军区《国防战士》报社的战地记者，也先后在前线待了20多天。那时边防线上天气已很热，白天的气温都已接近40度，炎热的高温对前沿英勇奋战的干部战士意味着什么那是可想而知的。面对死神都无所畏惧的勇士们，对高温的炙烤自然是不屑一顾。我也与进入战区的每个人一样，在战火硝烟中同时也接受着亚热带山岳丛林的高温熏烤。20多天后，我被同事从前线换回。当回到昆明脱下又脏又破又臭的内、外衣时，当我又享受到春城的凉爽时，当我和家人又坐在一起吃饭时，我想起了那些牺牲的烈士，想起了那些还在高温中战斗的勇士。我流泪了，我哭了。于是，工作之余，就积极整理我所获取的各类资料。当时就想，就我的所见所闻，仅仅写几篇新闻报道稿，是远远不够的，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出本书，以更多的文字和篇幅歌颂前线那些英勇无畏的战士，颂扬高温下为国捐躯的战友。此后，边防战事也稍有平静，各路记者也都先后回到了后方。

没想到时至7月中旬，大战又来了。7月12日，越军以加强师的规模进行大反扑，对我老山东侧14军40师119团所守卫的662.6及其附近诸高地进行轮番攻击。激战一天，119团在我强大炮兵火力的支援下，打的越军惨败而归。这一天，我119团歼敌1300余人，全团荣立集体一等功。当晚，报社传来军区政委谢振华的指示，“今天前线仗打得很漂亮，请新华社、《解放军报》、军区《国防战士》报立即派人到前线。”睡觉前，社长张庆桑把军区政委的指示传达给了我和另一名编辑杨绍红同志，并通知我们俩说，“明天一早7点钟与新华社、军报的人一块到政治部饭堂门前上车去机场，军区作战部用飞机送你们去前线。”第二天，即7月13日一早，我和杨绍红还有新华社的段建勋、解放军报的张友谦一行四人就出发，至中午我们乘“安—24”飞机到了砚山县平远街机场，接着又转直升机到了麻栗坡县城临时直升机机场，随即军区前指的吉普车又把我们接到了设在边防15团营区的军区前指临时驻地。

当晚听取了军区前指作战部的前线战况介绍。第二天（7月14日）一早，我们一行四人就乘车到了25公里外的14军40师指挥所。在老山脚下的曼棍洞师指挥所里，首先听了师作战科科长邱型柏及副科长王书春同志近一个小时的介绍。他们说，前天的战斗规模很大，这是我们14军自1979年自卫还击作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战斗。据侦测，越军在我们正面有6个师级以上的番号、十几个团级的番号出现，人数总规模有四万人左右。敌人的重点攻击方向在我119团守卫的662.6及那拉地区一带的高地，妄图夺取此地后，再逐次夺取我老山主峰地区诸高地。看得出，这一次，越军真是下了大本钱的。邱科长指着地图说，“为什么越军疯了般拼命攻击我119的防御阵地？一是因这一带地形较低，敌人如拿下662.6及附近诸高地，东可攻击我八里河东山阵地，西可攻击我老山主峰阵地。二是我119团的防御正面约两公里左右，且纵深浅，整个防御阵地大体成前三角形，正前方及左右两侧的防御高地都暴露在敌方面前，便于敌人同时展开多方向进攻。三是此处正好有一条纵向公路通向越纵深，便于其兵力、弹药的前送及各种后勤保障。前天，越军向我这一地区发起进攻的敌人至少是我119团兵力的四至五倍，然而，119团在我强大炮火的支援下，激战一整天，打的敌人惨败而归。我119团上报的战果是歼敌1300余人，而我们的情报侦悉，敌人哀叹:损兵折将3000余人。

接着副科长王书春介绍说，“就整个老山地区来说，敌人的步兵几乎是我们的2倍，大口径火炮的数量也几乎与我们相当。但我们的火炮射击精度高，弹药充足，越军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对手。这一天，应该说重头戏就是我炮兵火力的充分运用。按说越南兵打炮的技术并不差，可隔着一座松毛岭山梁，他看不见我们的炮阵地和自己的炮弹弹着点，无法修正弹着点偏差量，所以命中率就不高。令越军莫名其妙的是，他对我炮阵地还击得越凶，损失就越大，越军的火力到天亮就开始顶不住了。他们不是不想打，而是炮弹太少、且能打的炮大部分也都被我们的炮兵干掉了。当时我们的重炮部队，打炮依靠的并不单单是背炮对镜和方向仪的炮兵侦察兵，而是炮兵部队全新战术的一次全面运用，且有几项高科技手段的运用。不到半天的时间，越军在前线的所有重炮，几乎全被活活打瘫在阵地上。越军炮火被彻底打垮后，占领我松毛岭前沿的越军失去了火力掩护和支撑，为我军步兵各分队下午的大反击提供了充分的先决条件。至下午7时许，我119团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就将上午丢失的几个阵地全部夺回。这一天，与敌激战14个小时，师属以上炮兵共计对373个目标进行了443次射击，耗弹16223发，取得了与步兵共同歼敌3000余人，俘敌6人，毁伤敌火炮27门、导弹发射架2具、高机2挺、重机枪2挺、汽车10辆，摧毁敌观察所9个、弹药所4个、火力点33个的重大战果。”

听了他们二位的简单介绍，我们决定立刻去119团前沿。这天总觉得太阳特大，天特热，温度计放在山洞口外的太阳下，水银柱一下子就窜起老高，60度没说的。一个小时后，待我们四人爬到119团指挥所时，一个个都觉的口干舌燥嗓子冒烟，汗水早已湿透全身。稍胖些的老杨、段记者均已脸色变白，一到团指挥所就坐在地上起不来了。

在干田寨南侧200米处一个山斜面的小掩蔽部内，光着背的团长张又侠左手拿着一只香烟，右手搓着身上的汗泥弹，简单地向我们介绍了前天的战况后说：“我这里只能向你们说一些面上的情况，具体战况你们还得到司政后机关和连队去采访。”说着，还从他睡觉的钢丝床上摸出几盒云烟分发给我们，“慰劳一下来前线的记者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本来，我们几个与张团长也都是老熟人，也就毫不客气地收了他的香烟，军事共产主义嘛！这四个人中我最年轻，31岁，虽又热又累，但觉着身体还没什么大问题。我就对身板稍瘦些的军报张记者说，“怎么样？老张，还能坚持吗？”老张说，“没问题。”“好，那咱两个就上前沿吧，让老杨、老段就留在团指挥所。我建议今天咱们几家新闻单位通力合作，完成军区首长交给的任务，尽快把前天的战况报出去。”大家都同意。于是，我和老张都喝口水，拿上张团长给的香烟，冒着越军的冷枪冷炮，在担任向导的团警卫排战士小龚的带领下，又向两公里外松毛岭地区的主峰662.6高地爬去。

烈日烧烤着大地，火辣辣的太阳将四十多度的高温撒向这个亚热带的战场，山野间一点风丝儿都没有，小草低着头，树叶耷拉着脑袋。高温笼罩着山川、河流，热气袭击着每一个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这里，似乎一切都停止了运动，一切都凝聚在了乏人的高温之中。不一会儿，汗水浸透了军装，即而，腰带、手枪套也都被汗水浸透了。手中的小手绢早已擦得透湿，我们只得用帽子不住地揩去脸上的汗水。

突然，小龚在路边的一个炮弹坑边停下来，告诉我们说：“前天，通信连一个有线兵就在这里，双手、胸部负了伤，但他忍着巨大的伤痛，及时接通了线路，保证了线路的畅通。”

说到打炮，小龚还说：“越军几乎是天天打炮，附近这些小山包，哪个都落过几十发，乃至上百发，能走人的路上和较平坦的地方，落的炮弹就更多。从后方仅到这个山脚下，就要经过越军的五个炮火封锁区。”我心情沉重地点点头。因为这些，我们在驱车来前沿的路上见到了，见到了被越军炮火炸坏的汽车和被摧毁而又修复的公路，见到了被越军炮弹炸塌了的民房和炮火烧焦的大片胶林，见到了向后方运送伤员的车辆……

此时，我俯身观察，两对线路正是沿着弹坑边的草丛通过的，两对已打了结的线头，衔接完好，正翘首昂立着，线头胶布上浸染着那位通信战士的血，地上还有一片隐约可以辨析的血迹。毫无疑问，我们的战士是用流血的双手，以顽强的毅力将线路接通的。

说难听点，此时我们真像热锅上的蚂蚁，在毫无遮挡的山间小路上走几步就停一停，水壶的水一会儿就喝干了。在一处山的凹部，突然听到头顶上一阵“嗖、嗖”声，没等我们回过神来，小龚便大喊一声：“首长，快跑！”于是，我们三个就拼命地跑过了这个凹部的拐弯处。随之，我们二人也就随着小龚停下来小憩。老张弯着腰、手捂着肚子，大口喘着粗气，一字一顿地问：“咋回事？”小龚说：“刚才是敌人用高射机枪扫射我们。这个地方距敌人有的观察哨不到一公里，用高射机枪打我们是很容易的。”我对张记者说：“老张，今天要不是小龚，咱俩很可能就光荣了。”老张也说：“还是咱俩命大啊。”说罢，我们几个都“哈哈”大笑起来。稍顷，我们又继续前进。没走几步，只听头顶上“啾啾”的炮弹呼啸声又一阵阵儿传来。顷刻间，我们身后一公里外的一片橡胶林落下了一批批炮弹，并燃起了熊熊大火。小龚侧耳一听，就对我们说：“首长，没事。越军炮弹都是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我们没危险，他打他的炮，咱走咱的路。”于是，我们三人就在炮火声中，不断用手抹着脸上的汗水继续向山上爬去。

12时，也正是一天中最热开始的时刻，我们两个终于爬上了老山东侧松毛岭的主峰662.6高地，同守卫在这里的五连干部战士见了面。站在高地的堑壕里，四下环顾，映入眼帘的是这样一番情景：许多碗口粗的大树被拦腰斩断，竹林、灌木被大片大片地覆盖上了鲜土，一些树桩上弹痕累累。可以想象，前天的激战达到了何种程度！转首西望，老山主峰傲然屹立，它那高昂的头直指青天，英武地站在祖国的南大门口，护卫着伟大祖国母亲；反首东顾，松毛岭这架山梁像一把锋利的尖刀，在敌人的鼻子底下闪着寒光，气宇昂然地护卫着我老山主峰的左侧安全。从团指挥所，我们就已了解到，就是在这里，我119团的勇士们已坚守了七十多个昼夜，战胜了高温、多雨带来的种种困难；就是在这里，边防战士凭着一颗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胆忠心，抗击了越军上万发炮弹的狂轰滥炸，击退了敌人规模大小不等的二十八次进攻；就是在这里，仅前天一天越军就甩下千余具尸体，不管是其吹嘘的“决战决胜”团，还是被称之为有“全能本领”的特工队，都始终未能越雷池一步……

沿着时有时无的战壕前行，我们看到，战士们有的在猫耳洞里睡觉，有的在就地形搭起的凉棚里甩扑克、玩象棋、看书报，有的在掩蔽部里吹牛聊天，有的在战斗工事里持枪值班……。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皮肤被晒得黝黑，长发遮掩了耳朵，胡子长长的，双目炯炯有神，个个都是只穿件裤头、戴顶钢灰的半裸兵。

来到五连指挥所，连长丛辉让我们坐在手榴弹箱上，自己蹲在地上。他的一件上阵地前新买的鸭蛋青衬衣，早已变成了灰蛋色，满脸的毛胡子足有两公分长，头发盖住了耳朵。我们请他介绍一下“7.12”的战况，他很谦虚，他向我们简单讲了一下连队的基本战况后就说：“我们连的阵地稍靠后些，前天敌人大反扑时，大概有一个营的兵力向我们冲击。前边的四连比我们压力大的多，他们面前，敌人摆了两个营，轮番向他们冲击。四连的仗打的更好、更漂亮。”

在一个战斗工事前，一位战士说：“前天打得太过瘾了，远处的让炮兵老大哥收拾，近处的我们用枪扫，用手榴弹炸。一天之内，敌人一个加强营，向我们这几个高地轮番进攻了八次，每进攻一次都丢下一批尸体和伤员。有的伤兵跑不动，还有的用中国话大骂当官的，当官的也'依哩哇啦’乱叫。这一天，敌人在我们五连阵地前，丢下的尸体少说也有二百多。”他用手指着阵地前，继续说：“远处田地里的大部分已拖走，近处灌木、草丛中还有不少，恶臭味把我们阵地上的空气都给污染了。”的确不错，当我们一登上松毛岭高地时，就闻到了尸臭味。战士们说，都三天了，天这么热，越军的尸体能不臭吗？我说：“越军没收尸吗？”一位战士说，“应该说他们已收走了很多，近处的我们已掩埋了，但远处的我们就没办法了。远处草丛、灌木丛中还有不少，仔细看还能看的到。”

当我们停下脚步、站直身子仔细观察时，百米开外还可看到一些零星的越军尸体。一个值班的战士立即就告诉我们，“首长，千万别站起来，在战壕里一定要弯腰，别露头。”我问，“为啥？”他说：“离我们最近的敌人不超过百米，用器材观察我们会看的很清楚。你们的穿戴比我们守阵地的人齐整多了，一看就知道是后边上来的首长，因此，也就很容易成为他们袭击的目标。”遵从战士们的旨意，我们两个就老老实实地弯着腰，沿战壕前行，向四连的阵地赶去。

四连所守卫的阵地在662.6主峰高地左前方300米处，即634高地及周围几个小高地。这里左前方直线说不过300米就是最前沿的142高地，此处也是整个松毛岭地区的中心地带和核心阵地。在四连的阵地上，指导员高定荣首先带我们找到了一等功臣、五班战士曾本方。高指导员告诉我们说：“12号那天，曾本方一人就毙敌十名，当天上级领导机关就给他记了一等功。”此时的曾本方，也是只穿一条裤头，他正在一个机枪工事里值班，钢盔下的黑脸膛上，汗水往下流淌着，双目圆睁，密切注视着前方。指导员让一个战士将他从哨位上替下，把我们介绍给了他。

当我同他握手祝贺他立功时，他却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然后，他微微仰起脸对我说：“记者同志，说实话吧，战前我想到过立功。立了功，喜报寄回家，又光荣，又体面。可真打起来的时候，我可没想那么多。那天，从清晨五时至中午时分，敌人的炮打得相当猛，几乎是没有停息过。我们连有牺牲的，也有负伤的。一看到战友牺牲了，我眼红了，不管在阵地前的那个方向上出现敌人，我伸枪就打。那时，就只有一个心愿，多干掉一个敌人，战友就多一份安全，阵地就多一份安全，祖国也就多一份安全。也正是为了这一点，许多战友的血都流在这里了，功应该记在他们头上。”

“好同志、好同志。”我紧紧握住小曾那曾经干掉过十个敌人的手久久没有松开。是的，在祖国的南疆，在这块祖国边境线上的小小山岗上，不知有多少同志无私地贡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永远地离开了亲人，离开了温暖的家。他们为了什么？不正是为了祖国的安宁吗？

采访了部分战士后，我们都蹲在堑壕里，指导员高定荣又向我们详细介绍了连队前天的战况。7月12日清晨，约两个营的越军向四连阵地扑来。分别坚守在前沿两个高地的一排和二排的勇士们，甩出一排排手榴弹，把两股偷袭的敌人打了下去。不一会儿，两个连的越军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又向四连阵地冲来。连长陈华平一面呼唤炮火对敌实施拦阻射击，一面用报话机命令各排长：“要沉着，把敌人放近再打。”二排长彭显明命令全排：“准备好手榴弹，听我的口令！”敌人越冲越近，离堑壕只有三十来米了。彭显明大喊一声：“投弹！”顿时，一排排手榴弹在敌群中开了花。经过二十分钟的激战，越军死伤惨重，败退下去。

连遭失败的越军恼羞成怒，又纠集了两个连的兵力，分四路向四连坚守的两个高地冲来。坚守在最前沿的一排二班几乎是四面受敌，但战士们毫无惧色，沉着应战。全班六支冲锋枪交替射击，打一梭子子弹就换一个位置，投几颗手榴弹又打一阵儿枪。由于敌众我寡，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小，战斗十分激烈。战士高宝生一连打死几个敌人后，其他十多名敌人就气势汹汹地向他逼过来。他大喝一声跳出堑壕，端着冲锋枪左右猛扫，打死了冲在前面的两名敌人。就在这时，他的头部、腰部和腿部都负了伤，倒了下去。赶来支援的班长韩文忠左臂被子弹击穿，也顾不得包扎，忍痛扣动板机，打退了敌人。此时，身负重伤的高宝生被阵地上激烈的枪声震醒，抓起冲锋枪又投入了战斗。

与此同时，坚守在另一高地的二排也与冲上来的敌人展开激战。六班长欧文其被敌炮弹炸伤脸部，左眼睁不开仍坚持指挥全班战斗。四班五名战士打退敌人多次冲击后，就只剩下副班长张华忠一个人了。情况危急，二排长彭显明根据敌情，就采取了“添油战术”，哪里敌人涌上来多，就指挥战士重点往那里打。同志们怒火满腔，越战越勇。战士裴由贵背部负重伤，直不起腰来，就忍着巨痛趴在堑壕上向敌人投弹，先后炸死了四名越军。五班长李忠平猛打巧打，把已经冲到堑壕边上的八名越军全部击毙。

下午1时，密密麻麻的敌人又向四连阵地扑来，嘴里还咿哩哇拉地叫喊着。最前沿的二班人员伤亡较大，弹药也剩下不多了。班长韩文忠一面向排里报告，一面动员大家：“要节省弹药，把敌人放到最近距离再打，不要放空枪。”战士段洪这时只有三十发子弹和两颗手榴弹了，为了有效地消灭敌人，他机智地把自己的钢盔放在堑壕沿上吸引敌人的火力。愚蠢的敌人对着他的钢盔猛打一阵后，就壮着胆子冲了上来。这时，段洪猛地跃出堑壕，一梭子子弹报销了三名越军。后面的越军发觉上当，便集中火力猛打二班阵地，嚎叫着一次次地往上冲。面对疯狂的敌人，班长韩文忠一面据枪射击，一面命令：“我们的子弹不多了，每人把一枚手榴弹插在腰带上，敌人冲上来，就和敌人同归于尽，决不当俘虏！”在这危急关头，一排长带着几名战士赶来增援，把敌人打了下去。一天激战，四连先后挫败敌人六个步兵连的八次冲击，毙敌二百余名，并缴获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一大批。

蹲在堑壕内，高指导员对我们说：“我们连守的这个高地位于整个松毛岭的中心地带，也是一个制高点。敌人每次反扑，都向这里倾泻大量炮弹。7月12日那天，在我们四连的阵地上，战斗工事、堑壕几乎全都被摧平，战士们在没有掩体的情况下，巧妙的避开敌炮火，同敌人展开战斗。敌人的两个营先后冲击八次，均被击退。你们现在看到的简易工事，是战士们利用战斗间隙抓紧构筑的。当然，谈到胜利，应该给炮兵老大哥记头功。敌人向我们炮击，我们以牙还牙，步兵说要炮，炮弹就到，指哪儿打哪儿。”高指导员站起身来，指着阵地前沿对我们说：“我们炮兵用炮弹在阵地前沿'绣梅花’、'划方块’，几米一个弹坑，随着一排排炮弹的爆炸声，敌人一片片地倒下。现在，大部分已被敌人拖走，远处没有竹林、树木的地方，还能看到一些零星尸体，有的高地前面还横七竖八地躺着不少。我们连的口号就是'人在阵地在’，只要这个高地上还有我们四连的人，敌人就别想前进一步。”

在这个赤日炎炎似火烧的三伏天，在这个亚热带丛林的战场上，战壕里干部战士的英雄事迹和高尚情操深深地打动了我们的心灵。他们那只戴顶钢灰、穿件裤头的黝黑身躯及那炯炯有神的眼睛也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脑海中。面对着死神时时刻刻的威胁及高温炎热的熏烤且毫无惧色的英雄们，我和张记者边含热泪边将身上带的几盒香烟，包括张团长给的两盒，都一支一支地递到了他们手中，以示褒奖鼓励。

下午4时，我们回返，在下山的路上，我们又碰到了四位腰间各插着两枚手榴弹的民兵，问他们上山干啥？他们说，我们是附近天保农场的民兵，是奉命到前沿高地抬伤员的。

“哪个高地？”“169。”我们知道，我们已到过的四连高地距离169高地还有将近一公里，其挨冷枪冷炮的系数且更大。我嘱咐几位民兵，“好同志，千万注意安全，一定要小心啊。”“没事首长，这几天我们天天都上前沿，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把伤员尽快抢下来的。”看着这几位满身汗水、浑身泥污，但却斗志昂扬、神情笃定的几位英雄民兵，及他们那矫健前行的背影，我和张记者的眼睛都湿润了。

待回到师指挥所时，我们两个也坐到地上起不来了。须知，在大半天的酷暑中，我们把手中的香烟都散给了战壕里的战士们，虽然也赶上了他们吃午饭，但我们两个没动战士们一口水、一口饭。水、饭、菜都是连队炊事班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甚至累的昏倒、吐血一筐一桶地背上山去的。我们这些从后边上来的人，对于战壕里的勇士们只有安慰鼓励的义务，可绝没有沾贪他们利益的丝毫权利。此时，虽很累、很疲劳，但总觉着前沿勇士们的无畏和战绩鼓舞着我们，就是今夜不睡，也得把稿子赶出来。于是，我们一个个又被架上车，赶回了麻栗坡城郊的军区前指。吃干粮、喝水，接着就是两人一组，分头写稿子。至夜11时30分，两篇千余字的稿件全部电传发出。第二天，两篇新闻稿新华社发了电讯通稿、《解放军报》及我们军区《国防战士》报也均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出。“7.12大捷”、 “李海欣高地”、“松毛岭变成越军的伤心岭”、“决战决胜团的下场”等这些震撼人心、激励前线将士的词语，从此也就载入了我军光荣的史册。

此后，我们四人就各为其主，分头行动。随即我也就住进了14军40师在老山脚下的前线指挥所，又开始了半个月的战地报道。至7月底，报社的同志又将我从前线换回。从此，我便离开了麻栗坡，离开了让我挥洒汗水、激情写作的战地。（本文配图由原119团宣传干事杨健提供）

【作者简介】戴兆成：山东省齐河县人，1953年1月1日生，1972年2月入党，1972年12月入伍。边防作战战地记者、军旅作家、高级政工师、大学客座教授、河南省作协会员。曾任原昆明军区《国防战士》报社编辑、记者（1978至1985）。1986年春节 ，参加云南边防部队赴京英模报告团，在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著有《铁血覆盖的丛林——忆“两山（老山、者阴山）作战”》、《硝烟与和平——原昆明军区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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