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与大众传媒|约翰·萨考斯基
摄影与大众传媒
现代大众传媒带给摄影的基本影响是日益腐蚀独立摄影师的创作独立性和责任意识。（撇开摄影师的角度）此论调并非价值判断，而是对有效权威之转移的认可。
在中年摄影师的记忆中，摄影本身即大众媒体。摄影师按照规定或设想的要求拍摄、编辑、印刷照片，幸运者或可售出照片。仅在20世纪20年代，照片的制版式复制开始与底片复制分庭抗礼。随着图片广告、新闻报道、电视等普及，摄影师日渐丧失其独立小型出版人的正式角色，转而成为服务于大型出版商的供稿者。
大众出版的优势可作如下理解：印刷1000万册畅销杂志，每本需50美分（或其他价格），若印刷10000册经管图书，价格与其相同。当然，并不一定能证明它值50美分。
大众传媒摄影的主要用途之一被称为新闻报道。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20世纪50年代初（或许是摄影的黄金年代），摄影师主要以这一专业秘技的占有者而自居，堪比曾经运用甚至垄断文字、雕刻与手抄技艺的古代牧师。在那段风平浪静的时期，摄影师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编辑不知摄影有何用，甚至无法理解摄影师的行为。
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安坐办公室之人自信满满，他们不将摄影师当作既定之事实、有意义或无意义之事，而是可由委员会精心编织的挂毯中更出色的织线。这一想法时常令人匪夷所思。较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慕尼黑画报》（The Munich Illustrated）或《生活》（Life）杂志中叙事图片报道的有趣组合，现今的优秀图片故事必定更加妙趣横生、更具视觉冲击力。在这一变化中唯一丢失的就是内容。
摄影师角色变化的原因错综复杂，即便回溯历史，亦难以厘清。举例而言，小型照相机的发展与成功，既是上述变化的成因，也是其产物。一般来说，小型照相机的工作性质有助于出色的构图，但不利于优良的画质。能承担自己所发现意义的摄影师可以接受笨拙、繁琐的脚架照相机，因为他先观察而后拍照，展现经过慎重思考的照片。另一方面，熟练使用小型照相机者，可从所有可能的角度报道故事（及自己）。曾在一天内拍摄12张底片的摄影师，现在足可拍摄36倍的照片之多。这一自由、灵活的变化带来数之不尽的令人叹为观止的照片，使用大型照相机的深思熟虑之人难以望其项背。不过，它也弱化了摄影师决定故事意义的角色，反而增加了编辑的权威性，他们进而承担了曾属于摄影师的重要负担。
现代复制手段的本质（即半色调屏幕、广告牌式放大以及电视扫描机）也为简易与力量带来便利，但妨碍了复杂与微妙。老旧的精美照片中取之不竭的想象吸引了观者的注意力，正如老水手抓住婚礼宾客，将其拽入可供沉思的照片。不过，迷人的现代传媒照片不太像诱惑，更像是强奸。它的意图是斩钉截铁地表明意图。若我们试图在杂志照片中寻求它的第二层意义，上述情况鲜会发生，而且，亦无从停车照片联想到广告牌的先例。
类似其他天真的想法，现代主义概念已然过时。事实上，它比其他想法更快被人遗忘，因为按其定义，它必须依附于支持者。因而，它不应被视作批评，而仅属于历史的发现，前提是我们承认，早在20年前，在被视为极其现代的摄影风格中，似乎已然存在某种疲软和过早耗竭。在摄影变革时期（我们可以称为对自然光的迷恋、使用小画幅相机以及膨胀的电影速度的竞争）所特有的争议证明了前述事情；同样重要的事实是，如果照片缺乏智性与感性，那么狂热的生活侧面照片会立刻变得与僵化的静态照片或动物标本记录一样无趣。
在摄影出现后的第一个世纪，人们普遍认为，（尽管偶尔有悖于局部的美学理论）摄影最大的用处是描述事物及其形状、肌理、环境（以及与其他事物的）关系。照片最大的优点是表述准确、信息全面，它们既可观看又可阅读；照片具有智性、文学、本能与视觉价值。在上一代人中，尤其是过去的20年间，摄影逐渐对诗意的感性产生兴趣，而对清晰的发现漠不关心。这一时期的典型照片具有经济、视觉冲击力与意义简明等优点。坦诚而言，意义的简单明了往往流于空洞。如果说19世纪摄影多数失败作品的典型特征在于某种乏味与循规蹈矩，那么当代摄影多数失败作品的典型特征在于平庸与内容枯涩。
近期摄影的优势与弊端不一定是大众传媒的结果，但肯定曾帮过它们。服务于当时备受好评的图片出版商的摄影师发现，品味与创造力曾是比智性与视觉更有价值的商品。因为前者的优点更容易用于创作。
不过，我们有必要注意，现今才华横溢的年轻摄影师开始以同情与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眼光看待诸如奥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尤金·阿杰（Eugene Atget）、马修·布兰迪（Mathew Brady）等老一辈摄影师以及其他颇具特色的其他摄影师，因为他们照片的内容丰富、予人启迪。在任何意义上，这类作品可被当作“纯粹”视觉陈述。它们的吸引力来自文学与本能。
美国纪实摄影师弗朗西斯·约翰斯顿（Frances B. Johnston）便属于此类摄影师，她的作品直至今日才逐渐被人发现、认可。1899年，她在汉普顿学院（Hampton Institute）殚精竭虑、印刷精良的作品属于深思熟虑、构图生动摄影之原型。在形式层面，她的照片借助声音与平稳而构建，由此我们会想到普桑（Poussin）与皮耶罗（Piero）的画作。她的铂金印刷品堪称完美，画面中的每一实体及其表面均有上色，林肯·珂克斯坦（LincolnKirtsin）赞誉它们“闪烁着细粒纹理的塔夫绸微光”；光线似乎不仅能照明，还是一种有形的存在。约翰斯顿女士值得且赢得了我们的注意力，由此，其描述之丰富与恰当让我们为之动容。她的照片不仅优美，而且值得深思。诚然，在照片的世界中不存在与三段论同等之物，照片无法在最后“证明”任何事情。它们所做，是对知识的唤醒，以及重新面对全新、诱人的经验。没有艺术家能够要求更多。
然而，艺术家的要求不一定是她/他的雇主的要求。流行杂志、报纸、室外广告、电视节目是一种可以翻阅、忽视或者迅速浏览的经验，为了完成分派的任务而责备它们属于无理取闹、心胸狭隘的行为。但公正而言，现今多数的优秀摄影师厌倦大众传媒，并不将其当作一次机遇。即便是声名显赫、如日中天的摄影师和远比同辈出色的年轻艺术家，他们均心照不宣地接受对其作品的双重标准：他们的生计需依赖杂志与代理的要求；他们的严肃作品创作于周末或任务间隙，以希冀举办一次展览、出版一本小书，或者某人在某天以愉悦的心情缓慢翻阅的私人档案，他们不会寻思应该如何更严格地裁剪照片或者添加标题以让照片更加“感人”。
大众传媒极有可能无法找到如何发挥《生活》杂志之后摄影师的最佳才能的方法。倘若如此，对大众传媒而言，境况只会更加糟糕，因为敏锐、独立的观察最终会比图形体操更能帮助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