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世民《我的经验和教训》第一部追梦 4、实践是学习的最佳路径

(按)商业中最重要的资产就是信息。你知道得越多,你拥有的视角越多,可以建立的连接就越多,进行预测的能力就越强。

我在雷曼兄弟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由赫尔曼·卡恩安排的。他是一位脾气暴躁的老牌合伙人,我以前见过他,但我们两个并不熟悉。他希望我针对一家航空公司座椅制造商准备一份“公允意见”分析。当公司想要对交易中要支付的价格进行客观评估时,其会要求银行提供公允意见。

在这笔交易中,3年前在飞机座椅市场达到顶峰的时候,这家制造商已经被高价出售。而自那时起,飞机的销量开始下降,公司的价值暴跌。卡恩让我弄清楚1969年支付的价格是否合理。这个分析并不简单。今天,我们可以使用计算机和相关数据库进行研究和计算。但那时候,我需要在雷曼兄弟的地下档案室花上几天的时间,翻阅此前发行的《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每天我都会在地下档案室待10个小时,弄得满身都是油墨味,然后再回办公室用计算尺进行计算。这项工作烦琐复杂,令人不胜其烦,但对学习金融分析的相关技能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我写了一篇长达68页的报告,介绍公司历史及其价值的不断演变过程。我的分析不仅以股价的走势为基础,还综合了公司前景、市场趋势和我认为相关的其他一切因素。我还附上了附录和脚注,以便做进一步阐述。我带着这份得意之作来到合伙人办公室所在的楼层找赫尔曼·卡恩。他没在,于是我把报告放在了他办公桌的中间,这样他回来第一眼就能看到。我回到自己办公室等着。几个小时后,我接到了电话。

“是史蒂芬·施瓦茨曼吗?”赫尔曼·卡恩听力不太好,说话嗓门很大,鼻音很重,听上去很严肃。

“是我。”

“施瓦茨曼!我是赫尔曼·卡恩!我收到了你的备忘录!第56页有一个排印错误!”然后他用力地把电话挂断了。

我翻到第56页,能找到的唯一错误是一个逗号的位置放错了。老天,我想,这又不是哈佛商学院,这些人有点吹毛求疵了。看来,我做事也必须要严谨认真,最好是循规蹈矩。关于这个项目,赫尔曼·卡恩再也没有跟我联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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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我们一群人,包括交易团队以及公司的其他人,被召集到董事会会议室。当时,雷曼兄弟是学生贷款营销协会IPO(首次公开募股)的主承销商,而该协会正是萨利美的前身。作为主承销商,我们应该募集1亿美元,但到当时为止,我们只募集了1000万美元。雷曼兄弟的首席交易员和二号人物刘易斯·格卢克斯曼想知道原因何在。

我是团队中资历最浅的成员,是一名初级经理,只负责几个数据。刘易斯怒气冲冲地环顾四周,最终盯上了我。

“你以为自己是谁?”他尖叫道,“你为什么不坐直?”

我感到自己的脸变得通红。周围的人都把目光移开了。在会议结束回到办公室之后,我仍然浑身发抖,手足无措。后来,同事们一个接一个地过来安慰我,说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情。这个会议带来了两个结果。

第一,直到今天,我都会在重要会议中坐得笔直。第二,我吸引了刘易斯·格卢克斯曼的注意力。他一定是在事后四处询问了我的情况,听到了其他人对我的肯定意见,因为此后不久,他就打电话让我搞定这个失败的IPO。

我从来没有筹集过资金,也压根儿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我知道不能闭门造车,于是便去寻求帮助。我的高级经理是史蒂夫·芬斯特,他后来成为我在雷曼兄弟最亲密的朋友。在进入金融领域之前,他曾是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优等生”(这是一群在20世纪60年代被国防部招聘、推进现代化改革的年轻人)之一。他善于探索,有引发人思考的才智,还有一种难得的天赋——他可以从一堆事实中找到别人看不到的形势。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在一起讨论,他向我解释了IPO和并购的运转原理——贷款结构、债务工具、兼并收购以及金融公司的机制。

史蒂夫是公司的怪人之一。他每天都穿着深色西装和翼尖鞋,打着条纹领带,只有在度假时才会穿休闲鞋。有一次,他要从度假的地方直接去见客户,结果发现自己打包带来的两只翼尖鞋都是左脚上的。他不能接受穿着休闲鞋参加商务会议,于是穿了两只左脚的鞋。客户也都注意到了,但史蒂夫实在太出色了,出于对他的尊重,大家并不介意这一点。

“这个不难,”他谈到我的最新任务,试图让我平静下来,“你只需要建立一个模型,说明为什么这是一个好投资。一切问题都是差价的问题。”

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提供贷款,赢利模式是贷款收取的费用高  于为了提供贷款而借资需要支出的费用。我所要做的只是计算公司的贷款规模,这样就可以确认公司的赢利潜力。

“然后你去拜访金融机构,向他们阐释他们为什么要购买公司的股票。”我必须确定可能感兴趣的投资者和机构,然后制订一个可以说服他们投资学生贷款营销协会的方案,让协会股票成为他们投资组合的一部分。由于这是一家向学生发放贷款的公司,我认为可以从大学开始进行推销。哈佛拥有规模最大的大学捐赠基金,所以我以一个应届毕业生的身份,给哈佛大学的财务主管乔治·帕特南打了电话。帕特南在20世纪30年代末创立了一家大型共同基金公司帕特南投资公司,本人担任公司主席。对一个第一年上班、拿着不起眼的路演材料、到处求投资的银行小经理来说,与帕特南见面就好像求见新英格兰的众神之一。

我打开了自己的项目建议书,准备开始发挥。

“施瓦茨曼先生,”帕特南打断了我,“你可以把建议书合上吗?”我紧张地合上了建议书。

“施瓦茨曼先生,你有没有听说过UJA(联合犹太求助会)?”我从来没想过乔治·帕特南的嘴里能说出这三个字母。

“是的,我听说过UJA。”

“你有没有听说过'名片呼叫’?”名片呼叫是UJA筹款晚宴的常见做法。主席会喊出所有潜在捐赠者的名字,宣布他们去年的捐款金额,而每个人都会注意听他们今年的捐款金额。这种方式可以营造一种期待的氛围,给捐款人带来同伴压力。

“让我们重新开始这次会面,施瓦茨曼先生。你说,'帕特南先生,您是哈佛大学的财务主管,而我正在开展美国未来规模最大的学生贷款借贷业务,我决定让你出资2 000万美元’。现在你说吧。”

于是我照他的话说了一遍。  “这是一个好主意,施瓦茨曼先生,”他说,“我出2000万。”在我走进房间之前,他已经读完了公司的介绍内容,因此他不会通过我的营销表现决定是否出资。他只是希望我能够帮他迅速决定出资多少。

“现在你要做的就是拿你的材料,坐火车去纽黑文,去耶鲁见张三,然后说,'张三先生,我正在为学生贷款营销协会筹集资金,该协会将成为针对美国学生的最大的贷款机构。我决定让耶鲁出资1500万美元’。试试吧。看看会发生什么。然后坐火车去普林斯顿,问他们要1000万美元。”

在我的大学推销之旅结束时,1亿美元的绝大部分已经募集成功了,这笔钱后来用于创立萨利美。帕特南给我上的这堂筹资课伴随了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使我在黑石募集了一笔又一笔基金。投资者一直在寻找极好的投资,你越是降低他们决策的难度,每个人获得的利益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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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夫·芬斯特和乔治·帕特南都是很好的老师,但我也从自己的错误中学到了很多。第一年工作的晚些时候,我和埃里克·格莱切坐在一架飞机上。埃里克·格莱切聪明而严肃,之前曾在海军服役,比我大几岁,刚刚成为合伙人。我们正在飞往圣路易丝,去考察一家食品加工公司,研究拆分其连锁便利店业务的问题。

我准备了财务细节材料,列出了各种选择。埃里克则要进行演讲。  与当今团队庞大的投行相比,当时银行的规模要小得多,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精益求精——对演示文稿要进行无数遍检查。我们在飞机上坐好后,我把自己准备的材料交给了埃里克。他刚翻了第一页,眉头就皱了起来。他更加疑惑地往下翻。看完了第三页,他说:“史蒂夫,我认为你犯了一个错误。”

我从一开始就搞错了一个数据,这对大约半数的计算结果造成了影响。“乱七八糟,”埃里克说,“但我们还是得去推介。把算错的部分拿掉,剩下的我来讲。没关系。”

赫尔曼·卡恩曾因我的一个排印错误大发雷霆。现在,我搞砸了整本交易建议书。我把所有推介材料中错误的书页都取了出来,在整个过程中,埃里克都把头埋在报纸里。我们在圣路易丝降落,打车到了客户的公司。埃里克仍然保持沉默。我们坐在董事会会议室里,埃里克分发了我们的推介手册。双方简单介绍了一下,然后他开始演讲。

“如分析所示……我认为我们有一个统计错误。”他一边说着,一边几乎扑到桌子上,把对面董事会成员面前摆的推介材料收回来。“不看数据的话,我也可以给诸位做整体介绍。”

因为犯错,我吓得六神无主,所以当时在飞机上撕掉的不是错误的书页,而是正确的。我就差找个地洞钻进去了。离开客户公司后,我们打车去机场,一路上两人一言不发。就在飞机起飞前,埃里克转过来对我说:“你要再敢给我捅娄子,我就当场开了你。”

虽然在雷曼兄弟的经历非常痛苦,但这些提供了我所需的教育。与其他任何技能一样,金融也可以习得。正如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他的著作《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中所指出的那样,披头士乐队在1960—1962年前往汉堡,才把自己从车库乐队转变为甲壳虫乐队;青年时期的比尔·盖茨在能为首批个人电脑编写软件之前,也是在他家附近的华盛顿大学的电脑上花费了很长时间的。同样,在金融方面取得成功的人必须先从重复练习开始,这样才能掌握这个技能。

在雷曼兄弟,我观察了整个过程的每一步,并接受了所有细节的培训,其中任何一个细节的错误都可能会导致全盘皆输。有些人是从法律或媒体等其他行业转行做金融的,但我合作过的最出色的人都是科班出身。他们学习的路径就是做最基本的分析。他们因为早期犯的错误而包羞忍耻,因此,他们认识到任何一个细节都极为重要,这也为他们的职业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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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雷曼兄弟的第二年,新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到任。彼得·彼得森曾担任媒体设备制造商贝尔豪威尔的首席执行官,他的前一个职务是尼克松总统的商务部部长。他的关系网络强大,在商业和政府领域受到广泛尊重。在他加入雷曼兄弟时,公司已经陷入了财务困境,挣扎在生存的边缘,充满了各种内斗(我在哈佛商学院论文中曾预测,内斗会导致公司倒闭)。

彼得和乔治·鲍尔是盟友,乔治·鲍尔在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就任期间担任副国务卿,最终担任驻联合国大使,现在是雷曼兄弟的合伙人。他们运用了自己的国际关系,说服意大利商业银行提供资金帮助雷曼兄弟渡过难关。在雷曼兄弟度过了最危急的时刻后,彼得立刻向整个公司发出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大家提出建议。

在公司工作一年后,我认为我已经足够了解情况,于是写了一份涉及资金管理和投行业务的战略计划。在计划提交一周后,彼得给我打电话,让我来找他。会谈结束时,他说:“你看起来是一个有能力的年轻人。我们两个应该合作。”

大家对彼得的评价是:聪明,但没有金融或投行经验。他问的问题数量是别人的5倍,大家觉得和他共事很累。他不厌其烦地问问题,以了解公司问题的核心,但这个过程很艰难。如果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我又还有许多东西要学,那我们合作就是外行指导外行。我建议我们再等等,等我准备得再充分一点。彼得欣然接受了我的坦诚。大约两年后,他又打来电话:他想要我加入他的团队。我们搭档得很默契。我掌握他不了解的情况,同时,我资历尚浅,也左右不了他。

有一天,他邀请我和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雷金纳德·琼斯共进午餐。彼得和雷金纳德都是通用食品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两个人成了朋友。雷金纳德向彼得介绍了一位在通用电气工作的年轻高管。

“这是杰克·韦尔奇。”琼斯说。

“嗨,史蒂夫。很高兴见到你。”杰克音调很高,有些刺耳,带着浓重的波士顿口音。

“雷金纳德之所以在这里和我们共进午餐,是因为杰克将成为通用电气的下一任首席执行官——但目前这还是个秘密,”彼得说,“雷金纳德希望我们教给杰克金融知识。这就是你的任务。”

“好的。”我犹豫地说。

“对对对,”韦尔奇说,“很好。”这个刺耳地说着“对对对”的家伙将成为通用电气的首席执行官?要么韦尔奇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要么就是雷金纳德看走了眼。

当杰克开始跟我学习金融知识时,我只花了一分钟时间,就发现雷金纳德·琼斯的判断完全正确:杰克正是最佳人选。和杰克·韦尔奇一起工作,大脑就好像被接上了一个吸尘器,他会吸走你知道的一切。我再也没有见过像他这样的人,他对学习充满渴望,孜孜以求,总是无休无止地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他善于思考,思维敏捷,能立刻理解一个想法与另一个想法之间的联系,即使这两个想法对他来说都是全新的知识。他就像人猿泰山似的以极快的速度抓着藤蔓穿梭于树木之间,从不失手,学的比我教的还快。

通过了解杰克,观察他的行动,我更为确信,商业中最重要的资产就是信息。你知道得越多,你拥有的视角越多,可以建立的连接就越多,进行预测的能力就越强。

杰克于1981年成为通用电气的首席执行官,开始主持公司的运营,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首席执行官之一。由于彼得的引荐,我和杰克也建立了长久的友谊。几十年后,杰克依然令我惊讶不已。我在职业生涯早期就加入了一家大公司,遇到杰克是这一决策最大的收获之一。华尔街和商业都是很小的世界。如果你以一所优秀的学校或一家大公司为起点,与你们这一代最优秀的人交往,你将来就会不断地再次遇到他们。我在耶鲁大学、哈佛商学院、陆军预备队和华尔街早期结识的许多朋友现在都还是我的朋友。我在生命早期交到的朋友,用他们的信任和理解,以我无法预测的方式极大丰富了我的生活。

2021年3月25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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