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轩读印——汉代官印（下）
容轩读印——汉代官印（下）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书法篆刻委员会委员 杨勇
东汉前期官印同西汉晚期、新莽时期的印文风格是一脉相承的，印章呈方形，印文为规范的缪篆，字形方正，笔画匀整，镌刻精致，风格平正厚重。章法构图上，已不同于西汉印文与边框距离较远的处理方法，而开始冲边就笔构形。此期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官印，有以“朔宁王太后玺”为代表玺印，有印风多元的将军印，有以赐匈奴印为大宗的少数民族官印。
东汉后期的官印，虽然少数印章还力图保持东汉初期的平正整饬之风，但大多数印章已渐显随意粗犷之态。这一时期的官印，包括数量庞大的中下级军官用印都为镌刻而成，印面布局不拘匀称整齐，常出现上面顶边而下部留空的现象，而且刀痕显明，印风爽利。从印文上看，印文常出现笔画的减省、合并现象，也时常出现讹文，印文形体上也不像前期那样方正规范，笔画粗细不拘，且多用方折，有较大随意性。此期官印可看出些许汉末乱世之风，但汉印之沉雄浑穆、朴拙大度之气尚存，只是相对直率随意的成分大些。
总之，东汉时期官印种类多样，极大丰富了汉印的风格类型。值得注意的是，东汉官印文字笔画的起落，多方削而成，这种方削之势后来发展成为笔画中段稍细，而两端呈方角，类似《爨宝子碑》的笔画特点，这是西汉和新莽时期都不曾有过的，这种风格最典型的印章如“广陵王玺”和“汉委奴国王”金印。
广陵王玺
东汉金质官印，龟钮。纵23.7毫米，横23.7毫米。现藏南京博物院。
此印1981年发现于江苏邗江县汉广陵王刘荆墓旁。刘荆，东汉光武帝刘秀第九子。东汉王印中，多为赐给少数民族之印，如“滇王之印”“匈奴王印”等，“广陵王玺”是存世唯一一枚汉代刘姓诸侯王印，汉代诸侯王印，在尺寸、重量和形制上都有严格规定，广陵王玺的发现印证了典籍的记载，弥足珍贵。
此印由高纯度黄金浇铸而成，其龟钮精致，纹饰精美，印文风格与日本出土“汉委奴国王”相近。印文系凿刻而成，刀法稳健，起收笔和转折方正，刀痕十分明显。字法上是典型的汉摹印篆体式，端庄凝重，但又不乏细微的变化。如“玺”字内部交叉笔形成的两个圆点一小一大。章法上，匀称方正，四字三密一疏，“广”字与“陵”字左竖，“王”字与“玺”字中竖，均在一条垂直线上，印面的布局显得严谨整饬。
汉委奴国王
东汉金质官印，蛇钮。纵24毫米，横24毫米。现藏日本福冈金印公园。
日本天明二年（1782），日本九洲福冈县至贺岛的百姓从地中发掘到此枚金印，后据专家考证，此印系公元57年汉光武帝刘秀赐予日本倭奴王之物，其历史价值不言而喻。清末黄遵宪在光绪三年出使日本时曾见到此印，作诗曰：“博物千间广厦开，纵观如同宝山回。摩挲铜狄惊奇事，亲见委奴汉印来。”
此印显然为凿刻，笔画起收处多有顶笔，锋棱毕现，刚劲挺拔而不失浑厚。章法上，“汉”字独占一列，尽显大汉威仪。“委奴国王”四字等分印面，紧凑匀称，“王”字笔画少，整方印由此变的疏朗透气。此印制作工艺极其精美，印文遒健茂美，刚健雄强之感扑面而来。
朔宁王太后玺
东汉早期金质官印，龟钮。纵24毫米，横24毫米。现藏重庆市博物馆。
此印1954年于陕西阳平关出土。《后汉书·隗嚣传》载：“建武七年（31）公孙述以隗嚣为朔宁王。”隗嚣，字季孟，天水成纪（今甘肃秦安）人。新莽末年，隗嚣起兵应汉，据天水、武都、金城等地，后助刘秀讨赤眉军，又叛降占据蜀地的公孙述，得到公孙述的“朔宁王”封号，后建武九年（33）隗嚣为汉军所败，忧愤而死。据罗福颐先生推断，光武帝征伐隗嚣，嚣带着家眷出逃西域，其母可能在逃亡途中劳瘁致死，故葬于陕西阳平关附近。
此金印制作工艺精美，风格庄重，印文是东汉初的标准样式，方峻挺拔，篆法严谨。“朔”字使转含蓄灵动，“宁”字结体缜密，“王”字刚健劲挺，“太”字化圆转为斜笔，“后”字极富笔意，“玺”字密而不塞。章法上，六字均分印面，“王太”二字最疏。“宁”字与“玺”字外框皆挺直，且左右形成呼应。此玺制作精美，篆法纯正，全印严整有序，又不失变化。
关内侯印
东汉早期金质官印，龟钮。纵24毫米，横24.5毫米，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商鞅变法于秦，定军功爵二十级，其中十九级为关内侯，二十级为彻侯。汉承秦制，唯避武帝讳，将二十级彻侯改为列侯。列侯有国，于封邑食其租税，以地名为候号；关内侯有侯爵无国邑无侯号，寄食关中之地。《后汉书·百官志》：“承秦赐爵十九等，为关内侯，无土，寄食所在县，民租多少，各有户数为限。”关内侯虽“无土寄食”但可直接面见皇帝参廷议政。
此印笔画粗壮，字口刚健斩截，“关”字参以隶意，体态宽博而不显臃肿。“内”字笔画稀少又呈半包围结构，结字疏朗，与“关”“侯”紧密的布局形成疏密对比。“侯”字转折斩钉截铁，极为刚健。“印”字端庄方正，敦厚稳重，末笔曳尾保留西汉印文遗风。此印配标准缪篆，篆法纯正，结体在平正中蕴古拙之趣，印风方正大气，在传世众多的关内侯印中颇具代表性。
琅琊相印章
东汉初期银质官印，龟钮。纵25毫米，横25毫米。现藏故宫博物院。
《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载，建武十五年（39）封刘京为琅邪公，十七年进爵为王，传六世，国除。至建安十一年（206）复立刘熙为琅邪王，在位十一年。《汉书·百官志》：“皇子封王，其郡为国，每置傅一人，相一人。”汉景帝以后定制王国丞相曰“相”，授银印。此印为东汉初琅邪王国丞相之印，且为现存仅见王国银质相印，其历史价值不言而喻。
此印凿刻而成，用刀沉稳劲利，起收处上下顶刀痕迹明显，印风朴茂敦厚，结体平正端方。此印笔画粗阔宽壮，近于满白文，留红处如繁花满眼，使整个印面显得分外精神。“章”字体形纵长，独占一列。章法上，开始冲边就笔构形，从而使得印面气势饱满。
汉匈奴恶适姑夕且渠
东汉晚期铜质官印，羊钮。纵24毫米，横24毫米。现藏天津博物馆。
汉代颁给匈奴官印，有音译的匈奴语官号或汉语官号两种，此印为匈奴语汉字译音的官号名称。恶适，为左、右之类修饰“姑夕”的词。姑夕，为部落名，《汉书·匈奴传》：“乌桓击匈奴东边姑夕王，颇得人民。”且渠，为匈奴二十四长之一，《后汉书·南匈奴传》记匈奴异姓大臣于左右尸逐骨都侯下有“其余日逐，且渠，当户诸官号，各以权力优劣，部众多少为高下次第焉”。赐印匈奴是汉朝斗争与怀柔相结合的民族政策的一部分，对安抚匈奴、保证北疆的安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此印用刀因势利导，自由娴熟，体现了古人用刀如笔的高超境界。笔画上，起收笔不露圭角，接笔处方圆兼备，中段多有提按，充满了笔意。结体方正稚拙，“适”字“啇”部首横错开“恶”字的心部，极见匠心；“且”字两笔不与左右两边相接，显得空灵稚拙。章法上依字就形，没有明显的界格通道，略有大小及错落变化，貌似漫不经意，实则独具巧思。此印用刀、结字、布局皆堪称经典，学习汉印之变化者，当细细揣摩此印。
武猛都尉
东汉晚期官印，龟钮。纵22.5毫米，横22.5毫米。现藏故宫博物院。
都尉，秦朝初置，本名郡尉，佐太守掌管军事又负责治安工作，秩比二千石。东汉刘秀罢内陆各郡都尉而由太守统管，边郡仍保留都尉，但实行分部管理。瞿中溶考《后汉书·何进传》注云：“武猛都尉谓有武艺而勇猛者，取其嘉名，因以为官也。”
此印凿刻经意，平直大方，笔画等信息保存相对完整，不同与一般“将军印”的荒率风格。印文粗壮雄厚，篆法平正工稳，“武”字取横势，“猛”字方刚斩截，“都”字体势宽博，全印众多点画各具情态，神采焕发。因边缘的磨损等原因，印文数处笔画都冲出印面，使得印面密而不塞。
仓内作
汉铜质官印。纵81毫米，横34毫米。现藏故宫博物院。
先秦两汉时“仓”“库”有别，仓用于储藏粮草，库用于储藏车马兵器，皆关乎生死存亡，故从中央到地方，皆设有管理粮仓的“仓官”，如仓令、仓长、仓丞、仓内作等。“内作”本指宫内作坊，“仓内作”当是主管粮食加工的官吏。
此印为无边的朱文印，体型硕大，由于无边朱文印这种特殊的形式,字的线条构成了印边。印文结体存隶意，如“作”字的单人旁即采用隶书写法。“仓”字顶部两斜笔左长右短，下横变为弧形，形如仓顶。“内”字外框方整，与横画交接粘连处呈圆厚的点状，增加了整方印的厚实感。此印线条细劲，横平竖直，结构方正，加之汉朱文官印本身并不多见，此印经过历史的洗礼，线条斑驳而富有质感，对于我们在篆刻中塑造线质多有启发。
汉印是古代印章历经一千多年的发展达到的最成熟的阶段，它以其端庄平和、庄重典雅、堂堂正正的风貌，成为后世印人心摹手追的典范。清代徐坚在《印戋说》里说：“汉人作印，无所谓章法、刀法，而法自在有意无意之间。”这种“有意无意之间”的法就是自然，就是天人合一。
汉印的风格特征主要取决于官印，“私印必从官”，私印的风格基本上是追从官印。研究汉印的风格特征，主要是从汉官印入手，从中了解汉印的基本风格及种种变化。汉印以平正为基调，但平正中蕴含着丰富的变化。汉印在中国篆刻史上的地位，最重要的就在于它确立了一种范式。可以说，后世篆刻艺术正是在汉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印的篆法、结构和章法也成为最基本的技篆刻法。后世大多数有成就的篆刻家都曾以临摹汉印作为入门的途径，明清篆刻流派的创新，也往往是从汉印作品中得到启示，触发了创作的灵感。
——《艺术品》2017年05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