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省而治蒙元一统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蒙古族为主体建立的大一统帝国。蒙古族以其特有的进取精神推进了中国历史疆域形成与中华民族族体镕铸的新进程。辽宁地区虽饱受战争的创伤,但在元政府劝农政策的推动下,通过辽阳行省的管辖,以及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农耕、商贸及手工业等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疆域的扩大和驿站的开辟,加速了民族的融合与交流,使得辽宁地区的文化展现出独特风采。

1、辽阳行省

元朝政府在全国共设十一个行省,其中与辽宁有关的辽阳行省在元初曾几设几废,直至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才得以确立。辽阳行省管辖七路一府,辖区主要包括今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一部及外兴安岭以南广大地区。四通八达的驿站的建立,将省内各地与中原内陆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加强了边疆政治经济和军事建设。元代的辽宁仍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区,驿路的畅通带来商贸的繁荣,铜、铁权的出土见证了元代度量衡制度,元代陶瓷在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

铜权：权,即秤锤,又叫秤铊,与衡(秤杆)相佐,用以称重。权作为衡器,最早统一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元朝统一全国后,继承唐宋的度量衡制度并加以完善和发展。辽宁地区发现的元权见证了这一过程。权有椭圆形、六面塔形等,权身常铸、刻有文字。材质以铜为多,铁质较少。

陶瓷器：辽宁地区出土的元代瓷器,除本地生产的一些民用粗瓷外,有很多来自中原和南方名窑,最常见的是磁州窑、钧窑、定窑、景德镇窑、龙泉窑等产品。另外,还有少量来自海外的高丽青瓷。大量名瓷的输入,反映了元代辽宁与国内外地区之间有非常频繁的贸易往来。

高丽青瓷：高丽青瓷,通常是指朝鲜半岛在高丽王朝(918~1392年)统治时期所生产的青瓷,大约产生于9世纪末或10世纪初。前期生产的翡色青瓷,质量较高,但其纹样及造型大都仿效中国宋瓷风格。从12世纪上半叶开始,逐渐生产出独具民族风格的镶嵌青瓷,即在青瓷釉下有黑白两色作装饰的镶嵌图纹。其装饰方法是先在胎上刻划出纹样,然后将黑白两色土填入所刻槽内,入窑初烧后,再在素烧的半成品器物上施青釉经高温烧成。辽宁多地出土的高丽青瓷,是当时两国交往密切的历史见证。

2、多元文化

随着历史上规模空前统一局面的形成和蒙古、汉、女真、高丽、回回等民族间密切的交流,辽宁地区的文化蓬勃发展。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艺术成就是墓室壁画,反映了这一地区的文化与生活习俗。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辽宁境内各教派呈现兴盛的景象。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佛教影响日益深广,道教全真派势力则在辽西迅猛发展。

关东风雨大明气象

随着明朝的建立,辽宁结束了自辽金元以来游牧、渔猎民族统治达四百余年的历史,重新纳入到以汉人为主体的大一统政权之下。塞外蒙古、女真势力的威胁,促使明朝的军事重心逐渐向东北转移。对辽宁而言,这是一个边患日甚却又相对安宁的时期。明政府通过“筑城关、辟马市”等措施,使辽宁成为中央政府抵御北方民族南进的重要屏障和控制东北亚地区的经略中心。经过两百多年的经营开发,辽宁地区呈现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宗教兴旺、文化多元的局面,为女真的再次兴起奠定了基础。

1、边备重镇

辽宁地处燕京(今北京)东北,以其山川形胜,成为中原地区“北防蒙古,东控女真”的前哨阵地,战略地位居九边重镇之首。明政府在辽宁采取军政合一的都司卫所制度实施管理,先后设置辽东都司和奴儿干都司,以羁縻的方式将长城外面的蒙古、女真各族置于帝国的管控之下。随着奴儿都司的内迁和撤销,辽东逐渐向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演进。

奴儿干都指挥使司：永乐九年(1411年),明政府设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简称奴儿干都司,治所位于黑龙江下游的庙街(今俄罗斯尼古拉耶夫斯克)。至宣德九年(1434年),奴儿干都司正式废弃,原奴尔干都司境内的蒙古、女真各部由辽东都司以“边务”形式控带,直至明末努尔哈赤统一各部。

2、东北通衢

洪武中叶,明政府实行“寓兵于农”政策,大兴军屯,促进了辽宁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辽东防御体系建立后,大批戍边官兵聚集于此,巨大的物质需求带动了冶铁、烧瓷、制盐等手工业生产的繁荣。辽宁是明政府同蒙古、女真、朝鲜贸易的主要地区,沿边广设马市或木市,商品交流广泛。在白山黑水、朔漠草原与中原内陆之间,海陆运输网络密集,货物辐辏,四通八达,奠定了辽宁成为东北亚地区交通枢纽的地位。

3、兼容并蓄

明朝统治者实行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辽宁地区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并存。佛教和道教在教义与教团上虽无太多发展,但对民间的影响很大,已日渐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伊斯兰教在元代传入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传播的范围和规模都在扩大。在统治阶层与广大信徒的热忱支持、信仰之下,大小寺庙宫观遍布辽宁各地,成为官方祈求边疆稳定、民间渴望安居乐业的精神寄托。

4、尊儒循风

明朝建立后,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受到尊崇,并成为辽宁地域文化的主体。随着儒学、书院、社学、医学及阴阳学等机构相继设立,辽宁培养和汇聚了一批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文人学者,涌现出许多记述地方特色的文史著作。在大量内陆人士被流放到关外充军的同时,新的文化也随之而来,促进了本地民风从尚武向崇文转变。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辽宁与中原之间的文化差异在逐步缩小,出现了“礼乐文物彬彬然”的景象。

紫气东来清皇祖地

明朝末年,建州女真在辽宁东部山区不断发展壮大,拉开了明清鼎革的序幕。女真杰出首领努尔哈赤及其继承者皇太极,经过五十余年的奋战,由辽左一隅,长驱西进,开创大清王朝三百年基业。康雍乾时期,清政府灭南明、平三藩、收台湾、定新疆,成功抵制沙俄的入侵,迎来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最后的辉煌——康乾盛世。作为清朝的“龙兴之地”,有清一代,辽宁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全面发展,繁荣富庶程度远超前代。康熙、乾隆等皇帝先后数次东巡祭祖,其间,盛京城(今沈阳)又几经重修扩建,更加雄伟壮观,彰显陪都的繁华与皇家气派。

1、满族崛起

世居白山黑水的女真民族,沉寂近四百年后再度崛起。天命元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抚顺关外的苏子河畔登基称汗,定国号为金,史称“后金”。其子皇太极继位后,改族称为满洲(简称满),改国号为大清,厉行改革,使满族走向强大。顺治元年(1644年),满族入主中原,建立起空前大一统的专制帝国。作为清王朝开国肇基r,辽宁的地位进一步提升,由地区性的行政首府逐步向全国第二大政治中心过渡。

兴王肇基：公元1583年,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开启了统一女真的历史征程。四年后,在呼兰哈达岗(即烟筒山)筑费阿拉城,颁法制,创满文,发展农业生产。1603年,迁都赫图阿拉,修武备,定国政,建立八旗制度。1616年,建国称汗,建元天命。两年后,又以“七大恨”告天,正式开始与明王朝对峙。“霭霭兴王地,风云莫可攀;潆洄千曲水,盘迭百重山”,苏子河畔的赫图阿拉老城成为努尔哈赤的“兴王肇基”之地。

统一关东：努尔哈赤占领辽沈地区后,天命六年(1621年)迁都辽阳,十年(1625年)再迁沈阳,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转移。继位后的皇太极继续以沈阳为根据地,北联蒙古,西进宁锦,最终占据了山海关以东的大部分地区。沈阳也从明朝一个卫城,一跃成为清初两代帝王的政治统治中心。

旗民分治：清世祖福临迁都北京后,以沈阳为陪都,置内务府及户、礼、兵、刑、工五部,分理盛京各项事务。在“首崇满洲”政策的影响下,清政府对辽宁地区实行“一地两制”的旗民分治制度,设置了盛京将军和奉天府尹。清康熙四年(1665年),又增设锦州府尹。

2、天眷盛京

清政府重视农业生产,劝民务农,鼓励关里汉人出关开垦。在“招垦令”的推动下,大批移民来到关外开荒种田,奠定了辽宁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随着人口的增加,皇家宫苑的大规模兴建,关内外手工艺人汇聚,加之西方某些技术的传入,推动了辽宁手工业、商业的繁荣。在盛京(今沈阳)钟鼓楼之间,形成了大型商业街区,商号鳞次栉比,人流熙攘,百货云集。辽宁地区以其特殊的地位和便利的交通,逐渐成为东北亚地区的商业中心。

3、崇教维治

清政府从维护政权统治出发,对各种宗教均予大力扶持,辽宁地区依然是多种宗教并存。为了“恩养”蒙古诸部,“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清朝对于蒙人所信仰的喇嘛教格外推崇。有清一代,辽宁兴建了为数众多的喇嘛庙、塔,成为喇嘛教的东方圣地。清朝以宗教思想构筑起一座无形的长城,彻底改变了渔猎民族、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对立的格局。

4、满风华韵

清朝统治者积极吸纳汉文化,入关前,努尔哈赤、皇太极即于兴京(今赫图阿拉)、盛京(今沈阳)等地建文庙、祭孔子,在研读经史、寻求治国之道的同时,也意在消弭文化上的隔膜。此外,新老满文的创制以及满文翻译与著作的出现,都极大地促进了满汉之间的文化交流,为清朝统治全国奠定了文化基础。康乾时期,大批文化流人的到来,使辽宁出现了边塞诗、地方志与纪行笔记的创作高潮。在中原文化的熏陶下,满汉文明相互影响,民族间融合日益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