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终追远话清明

湖北麻城杜牧广场《问酒》雕塑，取意自杜牧《清明》一诗。

清人扫墓祭祖图 资料图片

苏轼《寒食帖》，作于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

清明节是中华民族扫墓敬祖、表达自己敦亲睦族的情感追求的全民节日。瞭望中华大地，从白山黑水到云贵高原，从黄土高坡到东南沿海，千山万岭一起点燃蜡烛香火，以古老的方式向祖宗致敬，向先人致哀。多少个世纪，多少代人，多少个清明节，炎黄子孙敬奉先祖、怀念故人，早已成为全民族的集体行动。清明祭祖拜宗是民风，是乡俗，是文化，更是孝心、道义和责任。

清明节的历史

我们的传统节日一般与自然节令联系在一起，比如端午节，或是由上古时期的“夏至节”延续与演变而来的，古人出于对酷热夏季的恐惧，主动抗拒恶劣时令，相约在夏至那天一起驱害禳灾，后世又赋予其纪念屈原的文化含义。重阳节也是源于上古时代的先人在秋后举行的丰收祭天、祭祖活动。清明节同样是自然时令衍生出来的节日，它虽然与提示农事节气中的清明紧密相连，具有时令与节日的双重意义，但“清明”两个字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大大超越了自然节令的分量。

清明节究竟起源于哪个时代，如今已无从考证。“清明”这个称谓，最早与“二十四节气”一起出现在《淮南子·天文训》中，其中解释曰：“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为清明。”古人根据斗转星移来观测天时，每到清明时节，北斗星的柄部正好指向“乙”位。古代大众知道这种风和日丽的日子应该进行户外活动，因此，在《淮南子》问世以前的若干个世纪，我们的祖先便有了他们的春游，也有了春天的墓祭活动。也就是说，在清明节和寒食节尚未形成的上古时代，老祖宗同样也举行春游和春祭。民俗学家认为，民间兴起去坟地哀悼的方式，最早是仿效王公贵族“祭墓”而来的，因为坟墓被认为是先辈的魂魄所寄。

孟子散文《齐人有一妻一妾》里的那个齐人到城东墓地乞食供品，“不足，又顾而之他”，说明城外不止一处墓地，很多人都出来祭墓，所以齐人得以反复出入坟间，向人乞讨祭食。此文证明，至少在东周已经有了扫墓的祭礼，但那时只是在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群中流行，并没有形成全社会的风习。

到了汉代，儒家学说助长了人们的亲族意识和追宗理念，祭扫之风遂日益盛行。《汉书·严延年传》记载，严母从东海郡下邳老家赶到河南郡严延年的任所来看他，适逢他准备处决囚徒。其母认为儿子做酷吏不会有好下场，临别时气愤地丢下一句：“去女东归，扫除墓地耳。”意思是她先回去，让人准备为儿子扫墓，这说明汉代更流行扫墓。严延年所生活的西汉后期，与孟子时代相隔了两百年。

民俗在先，规范在后。到唐代开元年间，春祭扫墓的古老习俗远不止跨越千年，玄宗诏定将寒食祭祖列入“五礼”。《旧唐书·玄宗纪》对此有明确记载，鉴于“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沿，浸以成俗”，所以“士庶之家，宜许上墓，编入五礼，永为常式”。随后又规定寒食节衙门休假。玄宗的诏令将寒食节“上墓”制度化了，这一节俗更是普及天下。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描述寒食节祭扫盛况：“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满，皂隶佣丐，皆得上父母丘墓。”柳宗元还说，他已有四年未归籍祭扫，时常担心放牧者毁坏了他家的祖坟及其树木，“每遇寒食，则北向长号，以首顿地”。柳宗元写此信时，唐玄宗的诏令颁布不过六七十年，寒食祭祖的观念已浸透到了人们的骨子里。

然而，清明节到唐朝也成为重要节日了，人们既过清明节，也过寒食节。白居易曾在《寒食野望吟》中描绘过当时的情景：“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可见，古人习惯将两节并称，因为二者时间相连。直到宋朝，人们将两节合二为一，以清明节取代寒食节，并吸收寒食节的文化内涵，废除旧习俗，每年不再像以往那样接连几十天吃冷食。但是，直到明清之际，寒食节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消失在清明的雨幕之中。

北宋王禹偁《清明日独酌》中说“一年冷节是清明”，尽管隐喻了作者谪居的郁闷情绪，但说明清明节到此已经承继了寒食祭祖的风习，故无热烈气氛。南宋时期的清明，祭扫更是蔚然成风。“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这是高翥在他《清明日对酒》一诗中的描绘，从南到北的山山岭岭都有墓地，人们忙着上坟祭扫，到处都飘飞着焚烧过的纸灰，到处都有人为逝去的亲人伤心落泪。

从寒食到清明

寒食节比清明节起源更早，但如前所述，它不是民间游春和春祭习俗的开端。民俗专家认为，寒食节禁火冷食可能源于上古时期的“改火”，即每年定期将使用了一年的火种熄灭，重燃新火以图吉利。在我隐约的记忆中，20世纪50年代还偶有乡邻在灶膛用草木灰储存火种，那时火柴还有些稀罕。远古祖先“改火”之隆重，不难想象。因此，今天人们普遍将介子推“割股奉君”的典故作为寒食节的起源，是不准确的。

传说介子推随晋国公子重耳一起流亡，在重耳饿极之时，介子推割下自己的股肉烹野菜啖之。后来重耳做了君主，就是晋文公，他准备重用介子推，介子推却隐居绵山不出。晋文公下令放火烧山，想把介子推逼出来，结果却把介子推和他母亲一起烧死了。晋文公感念忠臣，不但在绵山为介子推修祠立庙，还要在他死难之日忌火，以表其哀。

谁听了这个故事，都觉得不太靠谱。既然能够采集到野菜，为什么一定要剜自己的肉？古人写故事，往往极端化，故事一旦被推向极端就荒唐了。然而，由于历代统治者的需要，介子推的事迹不断被渲染和推崇，赋予寒食节更多的思想内涵，生火温食的禁忌也越来越严厉。

太原一带是晋国故地，对其风俗想必执行得更严一些。到东汉时期，太原一郡每年纪念介子推还得全面禁火，“咸言神灵不乐举火”，有些老小不堪忍受而生病甚至丧命。周举就任并州刺史，认为冷食残害百姓，也非圣贤之意。他主张恢复熟食，还写了篇祭吊介子推的文章挂到其庙里，明确向旧习挑战。《后汉书·周举传》是将此事作为刺史的功德而记录的，宋代洪迈在《容斋随笔》里也对此持肯定态度，但周举如此旗帜鲜明地进行抵制，也没能动摇寒食节吃忌火的规矩，这个规矩又往后延续了很久，可见节俗力量之坚韧。

古代的阳春三月，民俗节日比较频繁，除了寒食、清明，还有一个上巳节，源于上古的一种祭礼，时间在每年三月上旬的巳日，魏晋以后固定为三月初三。人们汇集到水边洗濯去垢，意在驱邪避恶，也叫祓禊，还兼有嬉游、采兰、饮酒等活动。唐宋时期进行节俗整合，清明节不但承载了寒食节的墓地祭礼习俗，而且融合了上巳节的文化内涵。

寒食节只是一个“二传手”，但它使“上墓”习俗从贵族到民间，从上古到今日，成为千家万户的肃穆仪式。

清明无客不思家

我们的传统节日，多半是古人根据自然节令变化形成的共同休息、相聚、庆典、祈祷的群体性活动。比如春节，是万户参与的辞旧迎新庆典，俗称“过年”。但是，从本质上看，历史上的春节也就是全民约定的“大众欢乐”，农耕时代的人们辛劳了一年，无论收成如何，岁末都要热闹一番，以祈来年。如果将礼敬先祖的清明节与以“普天同庆”为主题的春节比较来看，清明节的文化内涵更深邃一些。俗语也说，清明大似年。

亲情，是与生俱来的天然情感。正常的亲情、健康的亲情，蕴含着人间大义，同样能够让天地动容。清明墓祭，敬拜的不是什么神灵，而是各自真实的祖宗和前辈，是由亲情衍生的一种祭礼。哲学家冯友兰说，行这种祭礼“并不是因为鬼神真正存在，只是祭祖先的人出于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礼的意义是诗的，不是宗教的”。

每个逝者都应该受到后人的追怀，每个生者都应该饮水思源，牢记前辈对自己的抚养和培育。然而，这种缅怀本来属于心理活动，也是一种容易被淡化、被省略的思想过程，所以更需要一种仪式，更需要一种身临手到的现场行动，这就是“墓祭”，这就是清明祭扫。

先人有在天之灵，这不过是生者的想象，不过是活人的表述，死者对生者没有任何约束力，躺在地下的先辈无法得知子孙是否到墓前看过他们。因此，为先辈扫墓，自己去还是不去，理智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但是，理智同时告诉人们，自家的祖茔应该有人祭扫。

说到这里，我们就更加理解古诗文中所表达的清明思乡之情了。南宋诗人陆游在某年清明前夕奉诏来到临安，歌舞升平的都城浮华使他更添了几分忧思，唯有想到自己能够在清明之日骑马赶回故里山阴，心中的落寞才消解一些。“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他在那首著名的《临安春雨初霁》中表达了当时的情思。明人高启身在南京任职，节逢清明却不能回籍，举目四望，只见无尽的青山，怀着对家乡的思念写下了《清明呈馆中诸公》：“白下有山皆绕郭，清明无客不思家。”不难想象，即使是在交通极为不便的时代，古人面对这个祭祖的节日，依然是盼望回家。

现代交通如此发达，很多人年年乘飞机和高铁回籍扫墓。每年清明节前后的那些天，多少都市人凌晨起身赶往郊外公墓，通向各个墓园的马路上被堵塞的车辆往往延绵数里，这还是很多大城市反复强调“错峰出扫”的结果。各地规模已不算小的县城，大大小小的旅馆均已客满，乡间公路上奔忙的都是千里迢迢从外面赶回老家的扫墓者。

瞭望中华大地，从白山黑水到云贵高原，从黄土高坡到东南沿海，千山万岭一起点燃蜡烛香火，以古老的方式向祖宗致敬，向先人致哀。多少个世纪，多少代人，多少个清明节，炎黄子孙敬奉先祖、怀念故人，早已成为全民族的集体行动。

近些年来，国家将清明节确定为法定假日，全民放假，各地高速公路停止收费。这不仅是为了鼓励一种习俗，而且是将清明祭祖上升为国家支持的全民族行为。

各地除了政府和社会团体组织的公祭活动，最为普遍的是百姓家祭。祭祖拜宗是民风，是乡俗，是文化，更是孝心、道义和责任。

清明扫墓祭祖，寄托悠悠哀思，叩谢前辈之恩，强调感恩行孝，注重的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教化，让活着的子孙接受一次心灵的洗礼，更好地孝敬尚在的长者。

前人形骸虽尽，精神却长存不灭。年复一年的清明，一代代华夏子孙借助肃穆的祭祖仪式，赓续民族精神血脉。我们历史文化中提倡的“慎终追远”，通过几千年不间断地传承践行，早已成为全民族共同遵守的传统道德和民族伦理。

清明祭祀也引发了当下很多人对人生和生命的思考。有个年轻人在其日志中写道：“人这一生只有站在祖茔面前，才明白自己从何而来，将向何处！”也有人说：一个人在他从墓地回来的路上，就应该成为哲人和诗人。还有人说得更朴实：年岁越大，越懂清明，因为“少时难识清明意，如今满襟故人情”。

更多的人面对前辈的墓碑，面对刚刚培上了几锹新土的坟丘，都会想到因为有了墓茔中的先人，才有了自己，从父母或祖父母追溯到以前的若干代，想到某个可知的“分枝散叶”的祖宗，进而想到自己的家族和民族。而我们的民族，正是千万个这样的家族组成的，也是由千万个家族一代代繁衍生息而来的。

叶落归根与寻根问祖

每年清明节，我都会想起当年三峡库区移民的一幅照片：整幅图片只有一个身背竹篓的山乡汉子，扎着巴蜀山民的头巾，脸色疲惫，背篓里装着他亲人的遗骨。背篓在他身后，遗骨在画面上并没有露出多少，但附有文字说明：他要把亲人的骸骨转移到很远的地方重新安葬，这是他搬迁中的一件大事。

三峡水库建成之前的巴蜀大山，涧深人稀，道路险峻。然而，他依然神情肃然地跪在亲人墓前，三拜之后，才开始刨坟撬墓，接着将亲人枯骨直接收捡到竹篓之中，自始至终几乎没有仪式，骸骨也未经任何包装。他以这种最简陋、最朴实的迁葬形式，默默地履行了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也向那幅被意外拍到的照片的读者，诠释了纯朴乡民对已故亲人的敬缅。这样，今后每年的清明节，他就可以到新的坟头沿袭自己上香敬祖的仪式了。

因为年年必须举行的坟前家祭，因为后世对于前人墓地守护的需要，“魂归故里”的故事一再上演。如古代士人做官在千里之外，很多人未等告老还乡就客死异地，但无论多么遥远，后人都要将逝者运回故里，即使一时没有条件，若干年后其子孙还要将其棺材或遗骨运回，或人抬马驮，或借水就船，不惜辗转几千里，也要实现叶落归根。古代的“高速公路”也不过相当于今天的马车土路，想想古人运送逝去亲人的跋山涉水，想想他们为此而经历的种种艰辛，让人感叹的是生命的悲壮。

目前我国可以确认的最早的有关丧葬文化的考古发现，是广东省英德市青塘遗址的人工安葬，距今已有一万多年的历史。在河南新郑的裴李岗、舞阳贾湖和甘肃秦安的大地湾等遗址，都发现了专设的土葬墓地，还出土了骨笛、骨规形器等随葬物。这些距今8000年以上的墓葬遗址，专家分析可能包括“族葬”。再往后，西安半坡遗址和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等地，都出土过用于安葬亡童的瓮缸，这些文化遗址都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些都证明了我们的史前先祖很早就有了明确的生死观念，有了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我们的民族很早就步入了重视丧葬的文明历程。

后来，墓祭民俗的兴起，不但改变了早期民间“墓而不坟”的丧葬模式，而且形成了贯穿几千年的祭祖节日，催生了整个民族珍视亲情和敬重祖先的文化传统。

无论是旧俗土葬，还是火化后安葬，都是让亡人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于他们生活过的世间。这是死者的愿望，也是生者的需要，因为生者还要面对地下的亲人亡灵表达情感，寄托哀思。

尽管从长久的历史角度看，亡者“以另一种方式”的存在时间终将有限，但现代社会总会以更科学、更文明的方式安置亡者，过去乡村普遍存在的家族式墓地，将随着城市化的进程逐渐被公墓所取代。平民化墓园能够得到长时间保存和维护，也是社会文明、时代进步的一种体现。

没有哪个民族像华夏民族这样敬重先祖，这种敬祖情感具有道义上的真实，并以无坚不摧的力量穿透了几千年。

因此，无论丧葬文化发生怎样的变化，都不会动摇我们的民族清明节礼敬先祖，强化亲情人伦的仪式。从乡间家族祖茔，到城市现代公墓；从墓前燃烛焚香，到献上鲜花默哀，我们的祭祖礼仪正在随着丧葬方式的变革发生变化，也在不断地改革陋俗，人们也能够以越来越开放的心态适应种种变化。

理性祭祀，文明祭祀，是时代潮流。

与叶落归根相关联的一种人类心理是寻根问祖。平时，很多人也会有意无意地追询起自己的前辈，这种追询就是寻根。这种追问是要弄清孕育自己的那道看不见的血脉，追索的目标不会限定在某个时代、某一辈人、某个人物，似乎是愈久远愈好，直到说不清为止。

中央电视台曾经报道，英国一位看上去已无华人遗传基因的女子，获知自己百余年前的祖辈是个到英国打拼创业的中国人，就凭着极为有限的几点信息，坚持依靠网络搜索数年，终于在福建某地寻到了她祖辈的那个家族。当这位“洋孙女”满怀喜悦地走进她完全陌生的中国这个沿海村落时，“娘家人”欢天喜地，倾村出动欢迎她。看到电视里锣鼓喧天、爆竹声声的场景，我内心也因她寻亲成功产生了几分莫名的激动。

况是清明好天气，不妨游衍莫忘归

清明，顾名思义就是风光清新明丽的时日，万物吐新，大地生机勃勃，所以又称三月节、踏青节，人们在这个节令可以亲近自然，放飞心情。

今人郊游踏青，古人游春插柳。“清明时节出郊原，寂寂山城柳映门”是宋人杨徽之的作品，写的是家家户户将柳枝插于门楣的景象。古时的人们甚至在轿顶绑上杨柳，四垂遮蔽，追求装饰效果。

古人在清明时节放风筝、荡秋千，还举行登高、拔河、蹴鞠、斗鸡等丰富多彩的户外活动。这些活动早先并非节日本身的“标配”内容，而是受到阳春气息诱发所进行的娱乐行为。宋人吴惟信云：“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程颢说：“况是清明好天气，不妨游衍莫忘归”。清人所著《帝京岁时纪胜》记载：“清明扫墓，倾城男女，纷出四郊，提酌挈盒，轮毂相望。各携纸鸢线轴，祭扫毕，即于坟前施放较胜。”原来，古人祭扫之后就在墓地放起风筝，还比试看谁的风筝飞得更高、更远。古人享受春光的场景，今天想来仍很生动，仍能感受到他们的惬意。

可以说，清明是孕育诗歌和散文的时节，也是我们所有节日中气候最好的时节，这种独特的时令优势，使传统节日与文学联系得更为紧密，使文学中的节令洋溢着春天的气息，也为清明节增添了一抹文化色彩。唐宋时期的著名诗人、词人几乎都写过清明，很多诗篇都没有回避对春色的直接描写，甚至借景深情抒怀。这些作品证明，古人在敬祖之际也曾经被春光深深感染，哀伤并不是清明的唯一色调。这些清明文学遗产，是由艺术创作规律和宜人时节共同催生的。

某一年的清明节前夕，我从湖北武汉驱车北归，所经数百里正是以四季分明著称的江淮大地，沿途山青水碧，莺飞草长，明媚的春光令人陶醉。在我离开故乡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双亲一直健在，可我那些年仍然很乐意利用清明节的休息日回老家，这种时日还可以在老屋听见小河边传来布谷鸟的鸣叫，这也是我一直想为清明写篇散文的一个原因。

“百善孝为先”，我们的民族选择在最美好的季节举行祭祖活动，在漫长的历史中演变成清明节的主题，体现的正是炎黄子孙敬重祖宗先民、重视民族精神传承的文化心理。

（作者系散文家，著有《诗廊漫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