莺莺塔旁的后续故事
山西永济县蒲州镇有一小岗，上有寺院，名唤普救寺。
某年慕名造访，不见几个游人，遂想体味西厢“拂墙凤影动”的意境，但除了阳光下莺莺塔留下的巨大阴影外，只看见钉在墙上的几个印刷体汉字说明。
普救寺建于武则天朝，主人公莺莺在西厢现身大约在百年之后。
安史之乱后，大唐便往下坡路出溜。蒲州本在长安与洛阳两京之间，也算是个重镇，谁知朝廷派个无能太监主持蒲州军务。于是，乱兵四处掳掠，并盯上了栖身于寺院的崔家母女。
故事前半部分，几个版本大体相同。不同的是后续故事。
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大团圆结局，所谓有情人终成眷属。
王氏的西厢记不是原创，他是改编者。原作者是先于王四百年的唐朝大才子元稹（微子）。
元稹的《莺莺传》算是小说（传奇），而且是自传体小说。张生是元稹自己，元自己从不諱言，好友白居易们都知道。另一位女主角也不是出身显宦，家里大概是能买得起丫鬟的小地主之类。
在西厢的几个月，除前期双方有些拿捏外，后来过的是类似当代大学里的同居生活。
至于红娘，元稹压根儿就没给她多少戏份。但到了王实甫笔下，红娘喧兵夺主，一个丫鬟竟被渲染成“号令三军的将军”。
《红楼梦》第54回，贾母以评论家的口吻，不点名地批评西厢记之类，并总结道：这都是编排着污秽那些富贵人家，或者是作者自己就想当戏里的公子。
贾母说话时面对着一群主子和丫鬟面，明显有以戏喻人的味道，和风细雨间便进行了思想和纪律教育。
元稹和莺莺本来就是赶考途中邂逅，考取功名自然会提到议事日程。两只燕子呢喃之后，便是痛苦别离。
头一年，元稹没考中，但感情没变化，莺莺那里自然是度日如年。第二年元稹得中“明经”科。这时，元稹反悔了。于是两人各找各妈，各成各家。
问题是，元稹为何情变？仅仅负心二字能概括吗？
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之“长恨歌”与“艳诗及悼亡诗（附：读莺莺传）”，以诗证史，分析了负心的个人与社会原因。
当时士子要跻身于社会高层，必得具备双重条件，婚须结高门第，仕则当清望官。
老爸不在三品以上，女方就不算是出身高门第；自己当不上三品官，就等于白来官场走一圈。
试想一下，原本懵懂而又怀大抱负的乡下青年元稹，面对人生的抉择，双肩上必然有山大的压力。人这一辈子就是一首词：上半阕是婚姻，下半阕是仕途，写不好上半阕，下半阕就无从谈起。
莺莺姣好，但出身低微。找上她，就等于自毁前程。而这时另一位出身名门的美女韦丛登场，乡下青年元稹立马将这位高干千金揽入怀中。
按当时风气，这太过正常，以至于元稹还不脸红地找了个始乱终弃的理由： 大凡优物，“不妖其身，必妖其人”。“余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我没那么大本事，制服不了妖物，故而远离她）。为了弃莺，不惜诬人为妖。白居易等对此说竟也无异议。
写到此，有必要从当代人的视角看元稹弃莺的社会意义。
南北朝之后，士族气场趋弱，由科举进入官场之途渐开，于是，两种力量两种风气两种文化既融合又冲突。科举得中者和数量更大的复读者们，形成两京的著名消费群体。他们少数人有俸禄，大部分是向老爸要钱，既谈家国大事又议风花雪月。
关键是官方引导，武后看重进士，考试内容是诗歌、策对。陈寅恪说，唐中期“重词赋不重经学，尚才华不尚礼学”，“唐代进士科，为浮薄放荡之徒所归聚，与倡伎文学殊有关联”，“任诞纵情，毫无顾忌”。这时，百姓也加入其中。当时民间离乱已久，得一喘息机会，“故亦趋于嬉娱游乐”。于是，“工于投机取巧之才人如元稹者”，便利用社会乱像左右逢源。
当一个盛世变化时，新旧价值观首先在文化领域牴牾与冲突，主流价值观式微必然带来新意识形态的扩张。这种新文化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野心，狂傲嚣张目无礼法成为其显著特征。令人欣慰的是，它也可以推动文化出现新的高峰。以元白（元稹和白居易）为代表的中唐文化遗新生力量，足可傲视华夏千年而不减色。即便如莺莺者，虽遭人弃，却也成为华夏文学之不朽形象。
【作者：顾德欣，中国老教授协会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国防大学教授。作者乃饱学之士，涉猎甚广。本号将连续刊载作者多年写就的读书笔记、随笔随想，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