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 - 生病的人与城市，充满希望的人与城市
《后疫情时代 - 生病的城市与人，充满希望的人与城市》
作者：滢乔（写作、整理、翻译）
700多年以来，传染疾病曾经在文学著作中荡气回肠的敘述
薄伽丘（Boccaccio），笛福（Defoe）、加缪（Camus）、以及更多..... 几个世纪以来，许多世界最重要的作家都描写过致命的传染疾病......
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1445-1510年）
《纳斯塔吉奥·德格里·奥涅斯蒂三世（Nastagio Degli Onesti III）的故事》（1482-83）
面板上的蛋彩画，尺寸84 x 142厘米，普拉多博物馆，西班牙马德里。
乔瓦尼·薄伽丘 Giovanni Boccaccio （1313 年 6 月 16 日 - 1375 年 12 月 21 日），以及他的《十日谈》 <The Decameron>（1349-1353）
1348年繁华的佛罗伦萨发生一场残酷的瘟疫（黑死病），丧钟乱鸣，死了十多万人，在整个欧洲，因此病而死的人众多，达及七千五百万至两亿人。隔年，薄伽丘以这次瘟疫为背景，执笔写下了《十日谈》，内容是发现七位女性和三位男性到佛罗伦斯郊外山上的别墅躲避瘟疫，这十位男性就在赏心悦目的目的园林里住了下来，除了唱歌跳舞之外，大家决定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来渡过酷热的日子，最后合计讲了一百个故事，即《十日谈》的内容。
艺术家不详，《 Nastagio degli Onesti的故事》（约1450年），手抄本，
BNF MS Italien 63，fol. 186，薄伽丘《十日谈》，法国国家图书馆，巴黎。
《十日谈》的故事来源广泛，取材于历史事件，意大利古罗马时期的《金驴记》，法国中世纪寓言，东方民间故事（阿拉伯，印度和中国民间故事，如《一千零一夜》，《马可波罗游记》，《七哲人书》），乃至于宫廷传闻，街谈巷议，兼容并蓄，熔铸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特点于一炉。
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1445-1510年），《纳斯塔吉奥·德格里·奥涅斯蒂一世的故事》（日期不详），面板上的蛋彩画，83 x 138厘米，普拉多博物馆，西班牙马德里
这些故事中除了针对现实生活的描写，爱情称扬，商人智慧和才干之外，同时，也对当时的帝王、贵族、教会等势力的黑暗面予以揭示和讽刺；如《十日谈》的「第三日」更描述了一位猛男马赛多（Masetto）如何以肉体满足了修道院的修女们。也因此《十日谈》完成后薄伽丘备受教会势力的咒骂攻击，这些打击使他一度想烧毁他的著作，幸而好友兼诗人的佩脱拉克（Francesco Petrarch，Francesco Petrarca）加以阻止，也才使得《十日谈》这部杰作得以保存了下来。
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1445-1510年），纳斯塔吉奥·德利·奥涅斯蒂二世（1482-83）的故事，面板上的蛋彩画，尺寸82 x 138厘米，普拉多博物馆，西班牙马德里。
《十日谈》的写实主义文学风格，对后来西方文学的发展影响甚大。开启了欧洲短篇小说的艺术写作风格之先河。意大利文艺理论家弗朗切斯科·德·桑克蒂斯（1817年 - 1883年）将《十日谈》和但丁的《神曲》相提并论，称为《人曲》。后来，英国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与法国玛格丽特·德·那瓦尔的《七日谈》都是摹仿《十日谈》的作品。
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1445-1510年），《纳斯塔吉奥·德利·奥涅斯蒂四世（Nastagio Degli Onesti IV）的故事（1482-83），面板上的蛋彩画，83 x 142厘米，私人收藏。
七女三男逃离瘟疫到佛罗伦萨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尽管一开始的描述非常残酷，但该系列故事中的100部中篇小说，其荡气回肠、起伏跌宕的叙述却令人甚为吃惊。彼时，为了消磨时间，每个逃离的人每天都要确定一个主题，每个人须讲一个相应的故事。或精妙、或粗糙、或悲剧、或荒诞、将整个世界以及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予以亮相，崭露无遗。
Davide Ghirlandaio - 戴维·吉兰达欧（David Bigordi - 大卫·比格迪）（1452–1525年），Nastagio degli Onesti《纳斯塔吉奥·德格里·奥涅斯蒂传说中的宴会场景》（1483年后），木板上的蛋彩画，70.2 x 135.9 cm，费城艺术博物馆（John G. Johnson Collection，1917年） ，宾夕法尼亚州。
托马斯·摩尔 Thomas More（1478年2月7日 - 1535年7月6日），以及他的《乌托邦》（约出版于1516年）
托马斯·摩尔和他的《乌托邦》伦敦 1515年
《乌托邦》（Utopia）是托马斯·摩尔以拉丁文写成的一部书，该书全名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Libellus vere aureus, nec minus salutaris quam festivus, de optimo rei publicae statu deque nova insula Utopia），大约在1516年出版。乌托邦的原词来自两个希腊语的词根：ou是没有的意思，另一个说法是eu是好的意思，topos是地方的意思，合在一起是“没有的地方”或“好地方”的意思，是一种理想国，并非一个真实的国家，而是一个虚构的国度，有着至美的一切，没有纠纷。
《理想国》涉及柏拉图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伦理、教育、文艺、政治等内容，主要是探讨理想国家的问题。
大约在1595年至1596年间，著名的安特卫普制图师亚伯拉罕·奥特留斯（Abraham Ortelius - 1527-1598年）从托马斯·摩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所描述的虚构岛中，绘制出想象的地图。在安特卫普仅印有十二个画例，今天只剩下这一本了。贝多因国王基金会已购得此作，并将其送回了原址。（铜版画，380 x 475毫米，由查尔斯·弗里肯基金会（Charles Vreeken Fund）资助，鲍德因国王基金会得以购买刻在铜上的这副地图。该基金的目的是用于国家遗产之杰作以丰富比利时博物馆的藏品。普兰汀·莫雷图斯博物馆，安特卫普）
今天，乌托邦往往有一个更加广泛的意义。它一般用来描写任何想象的、理想的社会。有时它也被用来描写今天社会试图将某些理论变成实现的尝试。往往乌托邦也被用来表示某些好的，但是无法实现的（或几乎无法实现的）建议。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是一个完全理性的共和国，在这个国家里所有的财产都是共有的，在战争时期它宁可雇佣临近好战国家的雇佣兵（“塞波雷德人”），而不轻易使用自己的公民；而这个国家的宗教信仰也是自由的，妇女可以担任神职人员，男性神职人员也可以结婚，这些设想明显违背了他所信仰的天主教，摩尔是一个信仰很深的人。他曾经想过做司铎，他的小说或许是受到耶稣会的影响。
广义的乌托邦可以是理想的或实际的，但一般来说，这个词更强调乐观的、理想的和不可能的完美事物。
Civitas Veri, or City of Truth, by Bartolomeo Del Bene - 巴托洛梅奥·德尔·贝内（Citvitas Veri）或真理之城
故事
全书分两部分，第一步分批判现状，第二部分描绘理想中国家的样貌。第一部分采对话体，是摩尔、希适娄岱与彼得三人的辩论，而辩论内容主要是针对出仕与否，以及窃盗行为之罪与罚。摩尔藉由这两项辩论来抨击当时英国的君主制度，认为国家利用君主制度来压迫人民。在君主制度下，法律不过是保障贵族与富豪阶级并且拿来压榨人民的工具。经济方面，摩尔批判英国当时私有财产制度，认为私有财产制度导致了社会上的种种问题：劳动阶级终日繁忙却得不到温饱，许多人最后沦为罪犯；而贵族与富豪过着奢糜、挥金如土的生活。
第二部分则是描绘理想国 乌托邦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这个理想国并非是一个无拘无束、没有忧虑、物质生活不虞匮乏的世界，而是透过行为规范与公民教育来建立一个理性、秩序、严谨的阶级、集体一致、自给自足的国家。
由安德鲁·西蒙森（Andrew Simoson）设计的乌托邦岛手绘地图
作者
托马斯·摩尔是一位英国政治家、哲学家、神学家、作家，也是16世纪英国人文主义学者领袖、北方文艺复兴的代表性人物。1478年生于伦敦的一个法学世家，毕业于牛津大学，一生仕途顺遂，曾任律师、国会议员、财政大臣、下议院长，更受到英王亨利八世倚重，任命为宰相与首席大法官。摩尔兼备风趣及才智，又坚守基督信仰原则，在死后四百年被罗马教廷追封为圣徒，又称「圣汤玛斯·摩尔」。
1533年，在他事业、声望正值巅峰时，他选择忠于信仰，不支持亨利八世离婚另娶情妇，亦不承认亨利八世为英国国会最高首领而去宰相之职，触怒亨利八世而被控以叛国罪，遭囚禁于伦敦塔监狱，最终以身殉教，于1535年丧命断头台。
摩尔一生兼治文史政治，著作等身，作品多以拉丁文写成。摩尔深受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影响，尤其是柏拉图与他的著作《理想国》。1515年认为英国经济发展所付出的社会成本过高，且意味中世纪人本主义理想终结，故摩尔将其改革理想写成《乌托邦》（Utopia）。
虽然摩尔试图建立一个理想社会，但由于其提出的目标与现实相差甚远，使「乌托邦」成为理想主义的代名词，摩尔亦被称为「乌托邦主义之父」。摩尔成为社会主义先驱，对后来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而把乌托邦居民视为异教徒，亦显示摩尔对宗教信仰之宽容态度，影响了日后的欧洲宗教改革。《乌托邦》一书并名列大英百科全书《西方世界的伟大著作》之一。
在一个遥远的岛屿上，一位水手发现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当地人的生活是平等民主的，
所有的权利归众人共同拥有。这与当时的英国社会截然相反，而且这个岛还没有流行性的传染疾病，
不像英格兰遭受着不止一次的瘟疫侵蚀。
剧照：根据摩尔这部《乌托邦》的小说而改编的音乐剧场 - 由德国德累斯顿·森珀国家歌剧院制作并演出。
弗朗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1561年1月22 日-1626年4月9日），以及他的《新亚特兰蒂斯》<New Atlantis>（1627，培根去世后才发表）
作者
弗朗西斯·培根，第一代圣阿尔本子爵（Francis Bacon, 1st Viscount St Alban，1561年1月22日－1626年4月9日），著名英国哲学家、画家、政治家、科学家、法学家、演说家和散文作家，是古典经验论的始祖。
13世纪由罗杰·培根发起的、为提高人类认识能力的战斗一直在进行着，到了１７世纪，它成了另一个培根接起的传递棒。这个培根的目标是要摧毁旧的谬误，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认识体系。弗兰西斯·培根主攻法律，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步入上层司法界，并且（像乌托邦先驱人物托玛斯·莫尔一样）登上了这一行的顶峰，当上詹姆斯一世的大法官。然而三年之后，他被指控犯有受贿罪，他本人承认不廉和失职，被迫退休；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五年。
培根在思想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功要比他在司法界的成功更为经久不衰。经验论、一切知识来源于经验这一种哲学思想并非培根的创新；１６世纪瑞士的炼金术士帕拉西塞斯，针对盖伦和别的古典物理学家对权威的依赖性，已经强调经验论的重要性。培根的贡献在于强调有控制的、反复的实验，而且要在理论指导下各方配合、方向明确、目标专注。培根在１６２０年发表的文章《学术研究的新手段》中开始重建全新的学术观念，先是向一切欺骗人类、误导人类、迷惑人类的学术观点发起攻击（他把这些观点称为“谬论”），继而指明他本人所主张的通向真理的道路。
故事 -《新亚特兰蒂斯》（1627年）
《新亚特兰蒂斯》是弗朗西斯·培根爵士（Sir Francis Bacon）所写的一部不完全的乌托邦小说，于1626年他逝世后出版。当时，这部小说的出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它尘封在更长的自然历史著作Sylva Sylvarum（材料之林）的背后。在新亚特兰蒂斯，培根描绘了人类发现知识的未来愿景，表达了他对人类的渴望和理想。小说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土地的创造，其中“慷慨与启蒙，尊严与辉煌，虔诚和公共精神”是神话般的本撒勒邦居民普遍持有的特质。他理想的大学所罗门之家的计划和组织 （或曰：所罗门之家），设想了现代研究型大学在应用科学和纯科学领域的发展。
新亚特兰蒂斯是一个岛屿的名字，那里的科学方法已趋完善，建造了实验室来探索自然及科学上的发现，以用来改善人的生活。不过，哪些发现公诸于众、哪些发现仍需保密则由科学家们来决定。注：亚特兰蒂斯是传说中的岛屿，据说位于大西洋直布罗陀海峡以西，后沉于海底。
培根的寓言是什么样的寓言呢？实际上，培根讲述了很多寓言，他写了一整本关于如何写作并解释寓言的书 -《无知》- 一本关于古代人智慧的书（1611年）。他的寓言故事以惊人的神灵与大自然形象进行令人惊叹且难忘的叙述：普罗米修斯偷天上的火，奥菲斯在野兽面前玩耍，狮身人面像在人类智力竞赛中与人交往，潘神寻找神秘的丰足女神谷神星，当然还有更多。接着，通过在解释与识别的过程中，为这些图像赋予每一种含义。隐秘女神塞雷丝（Ceres）代表艺术与科学，而猎人神潘（Pan）是自然（从事有趣的自我揭示过程，培根将其寓为寻求真理的寓言）。普罗米修斯代表普罗维登斯，奥菲斯代表哲学。那么，新亚特兰蒂斯号代表什么？是本萨勒姆岛？或者是所罗门之家？
培根设想了一个名为Bensalem的乌托邦岛，这是失落之城亚特兰蒂斯人的故乡。他们参与研究和科学工作，包括建造“潜艇”，“风力涡轮机”和“助听器”在内的发明，这些都有望出现在“新亚特兰蒂斯”号上。最初对外国海员进行了隔离，以保护岛屿免受可能的疾病侵袭。
《新亚特兰蒂斯》的精彩部分是对萨罗门（或曰所罗门，传说中古代最聪明的人）研究院的描写。他那个院子极像现代的研究院或实验室。或许因为培根对科学的实用性的见解并未受政治理论的玷污，他的观念比社会科学家的主张更快地被付诸实施。不出三十年英国就成立了“哲学社”，从事自然现象的研究，并讨论科学数据和理论；1662年“哲学社”以“皇家学会”的名称注册登记，作为一个科学团体一直存在至今，培根当时所定下的原旨仍得以遵循。培根被誉为科学方法之父。
思想及其贡献
培根, 《木林集(Sylva sylvarum)》
培根是第一个意识到科学及其方法论的历史意义以及它在人类生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的人。他试图通过分析和确定科学的一般方法,表明其应用方式，给予新科学运动以发展的动力和方向。培根是哲学家，他一开始就探索实验方法的各种可能性，他说要做科学上的哥伦布，1605年出版了第一本书《学术的进展》，这是解释他见解的最早一部通俗读物。1620年，他主要的著作《学术的伟大复兴》出版了一部分，这部书到他逝世的时候也没有写完。培根把此书分为六个部分。
1. 导论，即《学术的进展》。
2.《新工具论》主要是对科学方法的分析，是书中最完整的部分。
3. 原本是关于工匠学问和实验事实的百科全书。
4. 第四部分没有找到，主要论述怎样运用新方法来分析事实。
5. 讨论过去和现在的科学理论。
6. 论述新自然哲学，把从各方面的事实提炼出来的假说和现有的科学理论最后加以综合。
神秘的岛屿：弗朗西斯·培根的《新亚特兰蒂斯》
这部书培根只写到了第二部分。但是他对十七世纪英国和十八世纪法国影响都极大。在这部著作里他提出了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科学认识理论，作为归纳法理论逐渐为人所知。
培根认为对自然的科学理解和技术控制是相辅相成，两者都是运用科学方法的成果。培根对印刷、火药和罗盘的发明非常重视。他以这三种发明为例，证明近代人比古希腊人的知识高明得多。培根说：「因此促进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新科学方法，首先要求的就是去寻找新的原理、新的操作程序和新的事实。这类原理和事实可在技术知识中找到，也可在实验科学中找到。当我们理解了这些原理和知识以后，它们就会导致技术上和科学上的新应用。」
培根请求詹姆斯一世颁布命令去搜集各种方面的知识。他认为把大量事实搜集起来是他的方法的首要要求，只要有一部篇幅六倍于老普林尼的《自然史》那样的百科全书，他就可以解释自然界的所有现象了。他的科学方法观是以实验定性和归纳为主。他对科学方法上使用的数学和演绎法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培根只是在他提倡的方法上有他的独创之见，但这些独创之见也没有立即得到应用。到十九世纪由于地质学和生物学中进化论的发展，培根的定性－归纳方法才受到人们的重视。
在评价培根的方法论时，马克思曾说：「科学是实验的科学，科学的方法就在于用理性的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和重要条件。」
在应用科学方面，培根感兴趣的主要是工匠的技术和工业生产过程，因而他被称作“工业科学的哲学家”。
培根还是一位散文家。他在1624年出版的《论说文集》 the essays, 文笔非常优美，是值得一读的佳作。其中有很多名句：“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物理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真理是时间之产物，而不是权威之产物”。“合理安排时间就是节约时间”。
名字“本萨利姆”的由来
“Bensalem”由两个希伯来语单词组成：“ ben”（בן）-“ son”，以及“ salem”或“ shalem”（שלם）-“ whole”或“ complete”。因此，该名称可以解释为“整体之子”的意思。
Bensalemites（本萨勒密斯）的社会礼仪
尽管培根似乎与所罗门家族有关，但叙述的一部分描述了本萨勒密斯人的社会习俗，尤其是与求爱和家庭生活有关的社会习俗。这些仪式的一个例子是亚当和夏娃池。在这里订婚的人观察沐浴，以发现对方身体上的畸形。培根在这里暗示着托马斯·摩尔爵士（Sir 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1516），摩尔曾描述了类似的仪式”。
丹尼尔·笛福 Daniel Defoe（1660年-1731年4月24日），以及他的杰作《大疫年日記》<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1722年）
《大疫年日记》（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是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1660年- 1731年）于1722年3月发表的小说，这部作品描述了300多年前大瘟疫（the Great Plague）袭击的伦敦城。关于那段历史的记述，今天最多人读过的是《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的作者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所写的《大疫年日记》。该书是“纪实小说”（faction）体裁的早期范本 - 在事后撰写，但是建基于严谨的资料研究。而当中关于自我隔离和保持社交距离的描写，令当下的我们感觉尤为熟悉。
笛福和他的《鲁滨逊漂流记》
当那场“大瘟疫”于1665年爆发之时，笛福还只是一个小孩（才五岁）。这本在他成年之后撰写的书是将资料研究、个人回忆、想象以及可能由一个当时一直生活在伦敦的叔叔所讲的故事集于一体的混合性著作。不过，它已经成为那段历史的一份经典的记录，当中写下的场面和观察，令2020年的读者产生真切的共鸣。
今天的评论人士说，如果冠状病毒（COVID-19）发生在社交媒体的革命之前，我们对此的经验会非常不一样。1722年，笛福就提醒过他的读者，在他的童年时代（他1660年出生...），报纸几乎是不存在的。但是，笛福以一位作家的精湛技艺带给读者一一幅幅逼真的图景，展现了一场腺鼠疫（Bubonic plague）在没有医疗服务支援的社区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关于伦敦大瘟疫的一幅插画，画中有染病的民居，门上会标有十字记号
在那本小说的开头部分，笛福写道：“如今的伦敦确实发生了奇特的变化……街道上能清楚地听见哀鸣的声音。” - 要知道，当时的笛福不了解什么两米左右的安全距离和规则，但他在故事中叙述的场景和彼时的日常操作，让今天的我们再熟悉不过了。
美国奥本大学的保拉·贝克施艾德博士（Dr. Paula Backscheider）是笛福作品的研究专家。她说，笛福著作所承载的资料令人印象深刻，在三个世纪之后，我仍然能细致入微的感觉到那些情景。“那像是1970年代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等人的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带给我们的东西。当中有非比寻常的深度资料研究和采访带来的丰富轶闻，历史经常会忽略的人性故事。” - 贝克施艾德博士指出，笛福和那些警告世界没有为对抗新冠病毒而做好准备的人，有着某种一致性。“他的书诞生在1722年，而就在那之前，马赛刚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瘟疫，至少有40000人死亡。他当时是在用1660年代的历史教训来警示他所处的时代。”
“上帝，看看风俗是什么吧，我几乎没有什么需要考虑的了……” 1987年在伦敦的一瘟疫墓地发掘到此情景。（照片：雷克斯功能）
当年英国德比郡伊姆村里的一所房子，在发现有瘟疫感染者之后，人们将自己隔离了起来。
该书以一个基本的问题开头，而正是它今年早些时候经常被人问到的- 这场灾难的源头究竟在哪里？
“……有些人说，它是从意大利传来的……另一些人说它是从甘地亚（Candia）传来的；还有人说来自于塞浦路斯，它从何而来并不重要……”笛福这样写道。在笛福的记录中，每一所瘟疫感染者的房子都被封锁了起来，门上涂一个红色十字。理论上，这些人家不允许出门，但笛福记述了一些人通过各种诡计、暴力或贿赂等手段成功的逃出了家门。接着，事情很快延伸到那些健康无感染者的身上，如何自我隔离的问题也随即而来。
从17世纪的小册子插图，可看出整个伦敦城被瘟疫袭击之后的景象（科学史图像/阿拉米）
“有人发现我经常走在街头，朋友迫切地要说服我，把自己和家人都关在家里吧，不要让任何一个人走出家门，”笛福写道，“但是由于我没有囤积足够的粮食，我们不出门也根本行不通啊......“
笛福还预见了我们今天同样担心的问题，即无症状携带者。“一个人，可能真的已经受到感染了，而Ta不自知，又要出门，这个无症状的传播者就这样去往各处，Ta可能因此而感染另外的一千人。那么，无论是传染者还是被感染者都毫不知情。”他说。另外，令人叫绝的是，笛福还描述了商铺老板设计出的一种办法 - 无接触式即可支付法（在17世纪哦）。
丹尼尔·笛福在其作品中彰显了罕见的声音，他是他那个时代的社会良心！
“屠夫不会去碰那些钱，而是把钱放进一砵醋里，那是他专门为支付费用而设计的。买家也总能带着准备好的小币值零钱，不用找零嘛，他们手里还拿着用来装香料和香水的瓶子。” - 贝克施艾德博士说，对于那场腺鼠疫给伦敦带来的噩梦般的影响，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可笛福的描述。“我认为他像一个记者远多于像小说家，而且他不夸张。他不是为了酝酿令人不寒而栗的效果- 现实本身已足够可怕了！社会学家和传染病学家都引用过他的文字，作为信息源。”
贝克施艾德博士认为，那本书之所以对当前危机下的我们具有启迪意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笛福对待科学的严谨态度。“一个来自文艺复兴时代的作者会说，当时发生的一切都是神的主宰。然而，笛福在故事的叙述
然而，笛福在书中以'HF’来指代 - 运用科学方法进行观察和记录，他有着持之以恒的求知欲及执着。” “在故事中，他知道自己应该离开伦敦，但，就像笛福说的，这里有一种智性上的连结，他想知道瘟疫由什么而起......” “他的那些叙述颇有现代感，甚至在今年的一切发生之前，他的书就已经在告诉我们了。”
约翰·邓斯托（John Dunstall）对瘟疫及其后果的再次描述（1666年）
对于HF，我们了解有限，仅仅知道他是一个家境富裕的中产阶层 - 一个马具商。笛福显示出一种在他时代中的罕见良心，指出劳工阶层是最有可能受到伤害的。“必须承认，虽然瘟疫主要是存在于穷人中间，但穷人也是最不顾一切和无所畏惧的，他们以某种野蛮的胆量继续着他们的受雇工作……他们极少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而是奋勇奔向能够被雇佣到的行业……”
《死亡之胜利凯旋》老彼得·布鲁格（1562）
喔，直到1665年末，死亡人数在飘忽不定中渐渐减少，最后终于趋近为零。笛福是一位诚实坦率的作者，在故事尾声，他并没有给出简单的结论 - 人们慢慢了解瘟疫是在几十年之后的事情。笛福为大英帝国的一场大范围腺鼠疫写下了杰出的历史记录，在三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教育启发着阅读它的人们，21世纪的读者。
阿尔伯特·加缪 Albert Camus（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以及他的著作《鼠疫》<The Plague>（1947）
在加缪的《鼠疫》中，一位名叫伯纳德·里厄（Bernard Rieux）的医生描述了老鼠是如何死于鼠疫的，緊接著，阿尔及利亚港口城市奥兰的数千名市民也相继死亡。每个人都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对抗黑死病，但最终，它杀死了无辜的人和无情的人。
奥兰的鼠疫
加缪笔下的奥兰是一个没有什么特色的平淡无奇的城市，了解这个城市，加缪认为可以“打听那里的人们怎么生活，怎么相爱，又怎么死去。”
他们这样生活：“在我们这座小城市中不知是否由于气候的缘故，这一切活动全都是用同样的狂热而又漫不经心的态度来进行的。这说明人们在那里感到厌烦，但同时又极力使自己习惯成自然。那里的市民很勤劳，但目的不过是为了发财。他们对于经商特别感兴趣，用他们的话来说，最要紧的事是做生意。当然，他们也有一般的生活乐趣和享受，例如：喜欢女人，爱看电影和到海滨去沐浴。但是他们很有分寸，把这些娱乐安排在星期六晚上或星期日，其他日子里则设法多赚些钱。”
他们这样相爱：“他们之间的男女关系不是短暂地纵欲狂欢一番，就是安于长期的夫妇生活。除这两个极端之外，很少有中间状态。这也不是他们所独创的。奥兰跟别处一样，由于缺少时间和思考，人们只能处于相爱而又不自觉的状态。”
而他们又这样死亡：“本城比较独特的地方是死亡的困难。不过困难二字用得不好，还是说难受比较恰当。”
我们可以从加缪的《瘟疫》中学到什么（应该从他那裏学到什么）
奥兰与大多的城市一样，这里的人们也与其它地方的人们没有太大差别，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就算与今天的那座城市或其它任何城市相比，普通人的生存或许与奥兰没有太多本质上的不同，工作、娱乐、生活… 一切如固定程式，由生到死，从未想过要突然面对一场生死考验和灾难，突然发现生命和生存并不简单，有太多不同意义及选择。
当4月16日的早晨，第一只死老鼠出现时，并没有引起什么不同的警觉，然而，奥兰街头出现越来越多死老鼠时，大多依然不以为然；10多天后，人们逐渐因病死去，经验丰富的老医生卡斯特认为是鼠疫。然而，省长却以“为免引起公众恐慌”为由，要求医生确认“这是一场鼠疫”，而之后又为如何命名而争论，迟迟不愿做的防疫准备措施，最终要到疫情不可收拾，又完全没有特效的疫苗来防治传染的扩散，政府才不得不下令突然封城。
Pawel Supernak /波兰
当突然的灾难被证实时，人们才不得不面对剧烈生活的改变。面对死亡气息漫延及威胁，传统的生命价值观不再具现实的意义。城市开始食物短缺、商人开始谋取暴利、有些人继续过着挥霍的生活、抢劫放火仍时有发生… 城中人如同行尸走肉，生活于绝境中，直至染病死去。不属于这个城市的人，也因为封城而无法离开，还要想尽办法逃离这死亡威胁的绝境。
2020年4月1日，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一名掘墓人。在世界范围内有挖掘万人冢，并禁止葬礼（安东尼奥·拉塞达/ EPA）
与此同时，所有人才恍然大悟般醒来，大家原来坐在同一条船上啊，别无选择了。这部小说主要写封城后近10个月人们的生活；在希望与绝望、分离与孤独、恐惧与反抗…之间，甚至习惯于绝望下的状态；面对荒谬，作为人的反应及生存态度。
“用一种囚禁的生活来描绘某一种非囚禁的生活，用虚构的故事来叙述真事，两者都可取。” 加缪在小说的开始，引用了丹尼尔.笛福的这句话，以此说明本小说不是为讲述一个因鼠疫漫延而封城的故事，而是另一种“囚禁”或曰“无自由”的态度，就像纳粹德国占领法国期间，人们失去了自由与尊严、就像极权暴政下的民众、他们的无自由。小说描绘了人们在灾难情急下的“瘟疫”心态，“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瘟疫；没有一个人，这世上没一个人是免得了的。”心中之“瘟疫”，就像人性被淋漓至尽的揭示出一样，理解了它，也就理解了人。
加缪《鼠疫》这部戏的编剧与导演是尼尔·巴特利特（Neil Bartlett）
加缪说，再怎么绝望，都不能让绝望成为习惯，绝对不能放弃。明知道无法彻底的战胜疫情，或疫情所象征的某种东西，比如法西斯统治，生活荒谬绝伦，现实不公与欺压。弱势群体尽管不能击倒它，但千千万万不能让它成为一种习惯。绝望，的确是不幸。但，更不幸的是让绝望成为了习惯。
斯蒂芬·金 Stephen King（1947年9月21日出生 - ），及他的作品《看台》<The Stand>（1978）
一种突变的病毒从军事研究实验室爆发，杀死了几乎整个的美国人口。只有很少的人免疫，只能在基础设施崩溃的人口稀少的世界中坚持自己的观点。出现了两个小组，基本上是“善”和“恶”，都由具魅力的负责人领导着。
何塞·萨拉马戈 Jose Saramago（1922年11月16日-2010年6月18日），及他的《失明》<Blindness>（1995年）
一个无名城市的居民突然失明了。为了防止潜在疾病的传播，他们被安置在一个空荡的精神病院中，由马克·鲁法洛和朱利安·摩尔在2008年同名电影中饰演的一名医生和他的妻子照看（上图）。局势迅速升级，但在最大的混乱中，有些人恢复了视力。
菲利普·罗斯 Philip Roth（1933年3月19日 - 2018年5月22日），以及他的《复仇女神》<Nemesis>（2010年）
这部小说完成于1944年夏天，在小儿麻痹症严重爆发时（位于新泽西州的纽瓦克）。主要影响儿童的瘫痪，重现恐怖、惧怕，信息来源差、无能为力之感，一个又一个孩子瘫痪。一直到1955年才有疫苗。
尾声：当我们所有人都处于“瘟疫”之中，让我们再回来看一看，那经久不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影响后世数代人的《十日谈》吧！
后面的三部文学小说已有电影等其它艺术形式的作品，此文已近1万1千字，暂不多赘述了。回头有时间，再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