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的抗疫行动中，中医可以说是厥功至伟，可论功行偿时，却是西医代表钟南山当头，中医代表张伯礼次之，而且四个被评出来的“人民英雄”中三个西医，一个中医。如果不是了解内情，肯定会以为是中国抗疫成功是西医的功劳。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中医代表张伯礼在谈论起抗疫经验时，动不动就是“中西医结合”，仿佛抗疫离了西医就不能过一样。这说明了什么？主流中医对中医的不自信！中医可以独立抗疫吗？当然能！中华文明能够传承下来，就和中医帮助中国人民在过去数千年抗击了数次大的瘟疫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它几大文明古国没有中医，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了。2003年的非典，又是中医力挽狂澜，帮助中国迅速控制了疫情，2019年的新冠，中医又一次站出来力挽狂澜，西方国家没有中国，至今仍然还在水深火热之中。虽然中医帮助中国取得了防疫的巨大成功，可真正让中医取得巨大成功的不是主流的中医，而是一个民间中医，它就是葛又文，就是它发明了“清肺排毒汤”，让中医一炮成名。而中医的代表张伯礼呢？虽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再一次显现了主流中医的无能，竟然在胆囊炎发作时，不是选用中医治疗，而是选择了西医的胆囊手术摘除。是中医治疗不了胆囊炎吗？当然不是，这对很多民间中医来说都可以有效治疗，而是主流的中医治不了！这才不得不救助于西医，怪不得那些中医黑高兴得说：“堂堂中医院士，代表中国中医最高境界，竟然不能治自己的未病，最后还是得去找西医，因为他不傻，心里明白的很！！！”。意思是说，代表中医最高境界的中医院士明白西医比中医强。抗疫成功之后，张院士作为中医的代表，却始终在媒体上不能为中医能够独立抗疫发声，处处倡导的仍然是“中西医结合”。即使他在媒体上能够信心满满地表示中医完全可以拿下新冠肺炎的轻症，但是张院士仍然在媒体上宣称要“坚持中西医结合”。说句实话，中西医不结合还好，一结合往往会影响中医的疗效。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面对新冠肺炎的死灰复燃，河北和黑龙江没有搞那些形而上的东西，而是全部用中医治疗。现在的主流的中医界，一谈新冠肺炎，就是“清肺排毒汤”，却忘记了清肺排毒汤是民间中医发明的。更重要的是，中医讲究的是辩证论治，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对症下药，难道清肺排毒汤能够治疗一切新冠肺炎吗？一个真正的好中医，一定是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来下方的，比如当年蒲辅周治疗流脑，面对一百多个病人，竟然开出了七十多个方子，这才是真正的大医本色。而现在的中医呢？嘴上处处不离清肺排毒汤，却把中医的精髓弄丢了。不可否认，用清肺排毒汤治疗新冠轻症病人，效果很好，用它治疗重型患者，效果也不错。但这是主流的中医界缺乏好的中医的无奈之举，如果当下的主流中医界出现几个象蒲辅周那样的中医，估计中医面对中医重症治愈率也会大大提高，治疗轻症也不会用那个概率来宣扬清肺排毒汤的功劳了。如果真的能够对症下药，清肺排毒汤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可惜的是民间中医葛又文，在西医举全国之力至今也没有研发出特效药的情况下，凭借个人对中医的理解开出治疗本次新冠肺炎的特效方剂“清肺排毒汤”，为抗疫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论功行偿时，由于是民间中医，又让主流中医丢了面子，根本不敢宣传，以致于葛又文先生有了那么大的功劳仍然默默无名。事实上，在这场抗疫过程中，至少有三位中医院士参与，张伯礼这次在武汉抗疫与刘清泉院长搭档，共同负责江夏方舱医院，创下了567例轻症患者没有转重症的好成绩。除了张院士外，黄璐琦院士带领首批国家中医医疗队整建制接管了金银潭医院的一个独立病区，重点收治重症和危重症患者；仝小林院士与刘保廷教授搭档则在武昌区负责社区疫情防控，都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成绩。至于谁的贡献最大，肯定是地位高的领导者！西医领导中医，于是钟南山独占鳌头，张伯礼地位最高，当然是张伯礼独占鳌头。需要指出的是，主流的中医中还是有几个水平不错的，如刘清泉院长，就是他亲自开方治愈了几位已经被西医放弃的危重患者，也正是他和张伯礼共同搭档，才使张伯礼的功劳看起来很大。还有仝小林院士，也都能够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开方，从而疗效卓著。不过，这都是中医的功劳，和西医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可在宣传时，张伯礼依然坚持中西医结合，仿佛不结合中医就不能独立抗疫一样。“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一个不自信的领导能够带领中医走向振兴吗？当然不能！从张伯礼的获奖以及他的不自信也可以看出，中医为什么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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