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女皆竞衣胡服”：唐代女性服饰的胡化之风
《旧唐书》记载：“开元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诗人元稹《法曲》道：“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诗歌生动描绘了女穿胡服在中原地区的盛行。在唐朝立国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无论皇室贵胄还是市井庶民，都以胡风、胡服为时尚，自然使唐代服饰演化出了明显的胡化特色。
列女仁智图
“五胡乱华”之后的社会融合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继春秋战国以后，又一个周边少数民族空前活跃的时期。中原政权和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之间，不仅攻伐征战不断，政治、经济、文化上或主动或被动的相互交流也极为频繁，少数民族纷纷内迁、汉化，这些民族的礼俗、服饰传统也逐渐传入中原。
《后汉书》记载，汉末灵帝刘宏“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这一连串以“胡”字命名的事物，都是自少数民族地区传入的器具、歌舞，在这个时期逐渐被中原社会所接受，并渗透到士族、百姓的生活之中，给中原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记载李唐皇室是陇西李氏的后人，向上可以一直追溯到春秋时代的老子李耳。当然这种说法疑点很多，自南北朝起庶族冒充士族、攀附门阀的事情就屡见不鲜，李唐皇室这个世家大族的出身也未必可信，倒是李唐皇室的母系宗族，可以确定自唐初开始就有着胡汉杂糅的复杂血统。高祖李渊的母亲独孤氏、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窦氏（北魏改鲜卑族纥窦陵氏为窦氏）、高宗李治的母亲长孙氏都是鲜卑人，如此算来，唐朝开国后几位皇帝的血缘中，汉族所占比例在不断减少，倒是鲜卑血统占比较大。
唐人《宫乐图》
正因为李唐皇室和鲜卑贵族的深厚渊源，使得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少数民族的文化、风俗，并且有着开明的民族政策。《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秋，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又说：“夷秋亦人耳，其情与中华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册府元龟》则记载唐玄宗也曾对来降的契丹族部下下旨表示：“混一六合，纪纲四海。开物所以苞举华夷。列爵所以范围中外。
”这种不拘族姓、天下一体的“怀柔”政策，促进了民族融合，对有唐一代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使唐朝具备了成为一个拥有广阔疆域、统辖众多民族的大帝国可能。
由魏晋至隋唐，中原政权包容的民族政策促进了中原与异域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既有许多“西出阳关”的中原人，也有来到中原的外族人，带来了更多的胡风、胡俗。《新唐书》记载唐太宗的废太子李承乾“好突厥言及所服”。令众人效仿穿戴，使之在长安流行一时。
襦裙
西周以前，中国古代服装的传统主要是“上衣下裳”制，即上下分体的服装。在春秋战国之际，出现了无论男女均可穿着的服装式样，上衣和下裙连成一体，衣料缠绕身体后在腰部缚鸡以大带固定，被称为“深衣”。但这种上下一体的缠身长袍在行动方面多有不便，它的主要存在价值在于对应礼制、约束仪容。
到了汉代以后，深衣虽然还被作为礼服使用，但女子日常服饰的流行样式已经变成了“上襦下裙”，即又恢复为分体的上下两段式服装。所谓襦，是一种狭窄短小的上衣。短襦配合着高束至胸下的裙腰，正好在视觉效果上可以拉长下身的比例，显出女子的修长体态。
初唐时候，女装主要还是承袭隋代的传统，流行窄小的款式。白居易在乐府诗《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 》中讲述了上阳宫一位白发宫女的故事:“……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同时采择百余人,零落年深残此身.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今日宫中年最老，大家赐尚书号。小头鞵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
诗中这位不知名的宫女，在唐玄宗天宝末年被选入宫中，虽姿色动人，却从未见到过皇帝，更不要说得到皇帝的恩宠了。她在东都洛阳的上阳宫苑中虚度了一生光阴，一直活到了近五十年后的唐德宗贞元年间。
史载元和四年，白居易向宪宗上奏《请拣放后宫内人》，指出宫女人数逐年增加，已经大大超出了日常驱使所需要的数目，这些宫娥既虚耗国库钱粮供给衣食，又被隔绝在宫苑里虚度年岁，难免心生幽怨。这首诗也正是写在当此时，表达了诗人对时弊的关切。诗中描述的“小头鞵履窄衣裳”，就是开元、天宝年间女子真实的流行着装。
诗中所记的“窄衣裳”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就是由南北朝、隋、初唐至盛唐一脉相承的窄袖襦衣。所谓流行式样，在一个历史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也会从当时留下来的女子形象上直观地反映出来。所以在出土的南北朝至盛唐的女俑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修身、干练的上襦样式。
不过白居易既然在诗中说“窄衣裳”是“外人不见见应笑”的“天宝末年时世妆”，就说明可能在安史之乱以后，至迟到了唐德宗贞元年间，时髦的女装样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原本广受喜爱的窄袖襦杉已经不再流行了。
究其原因，盛唐以前窄袖短襦的盛行，是受突厥、回鹘、吐蕃、波斯等周边少数民族服装影响的结果，是“胡风”带来的潮流。唐人姚汝能在《安禄山事迹》中记述，天宝初年盛行胡风，无论士庶出行都爱穿胡服，戴豹皮帽子，妇人则穿袖子窄小的衣衫。虽然知道这种窄袖衫来历的人，对长安城流行来自城外的服装风格颇有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然而自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发生后，七年多的战乱使社会经济、生活受到很大的破坏，也激起了整个社会对安禄山、史思明，乃至胡人群体的厌恶情绪。
《旧唐书》记载唐肃宗在至德二年收复长安后，将带有“安”字的各宫门名称全部更改，安化门改为达礼门，长安城内各里坊名称有“安”字的也另改他名。原本寓意平安、安定而在地名中常用的“安”字，一下子变成了避讳，可见当时自统治阶层起，都在试图以各种方式消弭安史之乱带来的痛苦与伤害，其中也包括了感性上的情感阻隔。
当时的文献记载，很多中原汉人把开元、天宝年间社会上流行胡服、胡乐、胡舞、胡食等胡化风气，看作是之后戎狄乱华、安史叛乱的征兆，于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很多与胡俗有关的事物，都被认为应当反对和祛除，整个社会兴起了对汉族服饰传统的重视，华丽的大袖袍衫又重新成为了流行款式。
中晚唐时期，襦服的袖子变得日渐宽大，甚至发展到了夸张的程度。中唐时期女装袖子的宽大程度是初唐时的二至三倍，晚唐时衣袖甚至宽到几乎与身长相符的程度，能一直拖到地面，差不多是初唐女装衣袖的十倍！女装衣袖尺寸的疯狂增长，使得唐文宗在太和六年下旨，限令衣袖宽度不可过分，规定“襦袖等不得广一尺五寸以上”，然而“诏下，人多怨者”。
这种大袖的风气不仅在长安宫廷中盛行，地方上也是上行下效，风气之盛在史籍中多有记载。唐文宗开成四年淮南观察使李德裕奏称：“臣管内妇人，衣袖先阔四尺，今令阔一尺五寸。”白居易《和梦游春诗一百韵》道，“风流薄梳洗，时世宽妆束”。元稹在《叙诗寄乐天书》中也评论：“近世妇人，晕淡眉目，绾约头鬓，衣服俢广之度，及匹配色泽，尤剧怪艳。”既然以“怪艳”形容，可见已经夸张到了令观者难以接受的程度。
这种女子喜爱穿大袖衣的传统，从中晚唐一直延续到了宋代。宋代的大袖衣也叫广袖袍，朱熹所作《朱子家礼》中就说道：“如今妇女短衫而宽大，其长至膝，袖长一尺二寸。”只不过衫子一般是直领对襟式，与唐代的襦衣款式已不相同。
“红裙妒杀石榴花”
“红裙”是唐代诗作中赞咏女性时一个常见的妍丽意象，诗人们不吝用诸多词句描摹女子的明艳红裙。韩愈在《醉赠张秘书》中写道：“长安众富儿，盘撰罗膻荤。不解文字饮，惟能醉红裙。”元稹在《晚宴湘亭》中道，“舞旋红裙急，歌垂碧袖长”。白居易在《江楼宴别》中描述，“楼中别曲催离酌，灯下红裙间绿袍”。皇甫松的《采莲子》更是活泼俏丽：“菡萏香连十顷陂，小姑贪戏采莲迟。晚来弄水船头湿，更脱红裙裹鸭儿。”当然其中最著名的诗句，还是万楚在《五日观妓》中写下的，“眉黛夺将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
如果说古代女性所穿的深衣略相似于现代的连衣裙，那么唐代女子“襦裙”着装中的裙就与现代女性所穿半身裙相似。这种女裙的样式在西汉时就已经出现，但在汉代，女子仍是多穿袍类长衣的，穿裙是在汉代以后才流行起来的一种习俗。由于生产技术所限，古代衣料的幅面较窄，一条裙子往往要用好几幅纺织品连接在一起拼合而成。所以“裙”字本来写作“羣”，汉代刘熙《释名·释衣服》中解释：“裙，下裳也；裙，群也，连接群幅也。”
两晋至北魏时流行的长裙款式是“间色裙”，就是用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颜色的布料裁成长条拼接制成，而且所有的条纹都是垂直线条，正好衬托出修长的体态。这种对“间色”的喜好，一直延续到了唐初，绘画、壁画中的女子长裙大部分都是两色竖条纹。甚至不仅是衣裙，在园林设计上也推崇“间色”，开元时进士范朝在《宁王山池》诗中记述园林景致是“瑞草分丛种，祥花间色栽”，正是当时普遍喜好“间色”的审美观的体现。
经过了初唐一段时间的大流行以后，从高宗朝开始，图像作品中的间色裙变得越来越少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色彩的一色长裙，红裙就是其中最夺目的一种。当时平民女子的衣裙多用麻布、葛布的本色，或是深蓝、青黑、暗红等比较容易染上的颜色，而且裙型也较为紧窄，自然是本着经济、实用的原则而制作。而贵族女性们则不惜工料，喜爱穿着鲜艳的颜色，长裙的裙裾也比平民女性要宽大许多。
步辇图
特别是到了中唐以后，随着袖宽的增加，裙摆也在不断增大，初唐时五幅丝帛缝制的宽体长裙，用料逐渐增加，出现了使用六幅、七幅、八幅，甚至十二幅拼接而成的裙子。这样一条裙子究竟会有多宽大呢？按制，唐代一幅布帛的宽度是一尺八寸，当时一尺大约是现在的0.29米，所以十二幅的宽度拼在一起就有3.48米，合围起来后的肥大程度还是相当惊人的。为了能够配合腰身，下摆自然就要增加褶皱，于是我们熟悉的“百褶裙”就在唐代出现了。
裙子除了变得宽大以外，长度也在初唐至晚唐间发生着变化。由《步辇图》中侍女穿着的完全露出足部的长度，逐渐增长至覆盖脚面，再到拖于地面上好几寸长。这种宽大、修长的裙子制作起来当然费时费料。
白居易作《缭绫·念女工之劳也》云：“广裁衫袖长制裙，金斗熨波刀翦纹。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昭阳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对直千金。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蹋泥无惜心。”可见当时宫廷女性对“天上取样人间织”的奢华织物的铺张浪费也是毫不吝惜的。
那位经常对女性服饰发布诏令的唐文宗对这种风气自然也不能置若罔闻，为此专门下达限令：“以四方车服僭奢，下诏准仪制令……妇人裙不过五幅，曳地不过三寸，襦袖不过一尺五寸。”但是这种以政令干涉风俗的做法，实际效果如何自然可想而知：“诏下，人多怨者。京兆尹杜悰条易行者为宽限，而事遂不行。唯淮南观察使李德裕令管内妇人衣褒四尺者阔一尺五寸，裙曳地四五寸者减三寸。”可见收效甚微。
就算贵妇们不需要参加劳作，穿着这么宽冗的长裙走路也会很不方便，于是为了配合裙子，女子又开始流行穿高头履，即在鞋头处翘起一块很高的履头，伸到裙子外面，让履头勾住拖地的下摆，以方便迈步走路，避免因为踩到自己的裙边而摔倒。至此，天宝年间流行的“小头鞵履窄衣裳”就全部成为过时款式，只能供诗人追忆慨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