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衡量一位好校长，关键在于这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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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杨斌，清华大学副校长、教务长

新发展阶段，人民群众对好教育好学校的渴望是迫切的，而学校的校长们，尤其是基础教育领域的中小学校长，对于教育面貌的改变，对于学校发展的贡献，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称得上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历史上许多办得好的学校，在不同阶段总是由一些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好校长所引领着。

那么，怎样才符合好教育和好学校对好校长的期待呢？清华大学副校长、教务长杨斌用了四个关键字来试着定义。

第一个是“长”校长。

此前有针对工商组织中的研究发现，经营成功的组织的领导班子，特别是其中核心的企业家，具有长期任职、长远布局、长效评价这三“长”的特征。

于创新而言，“长”，才能不计短期产出地持续探索寻找第二曲线；于组织而言，“长”，才能从容耐心地“交学费”锻炼队伍在实战历练。

而教育更是一个长周期、慢变量，评价成效的时候更要考虑很多隐性因素。

对一个校长来说，当他和组织描绘、共享一个愿景，并希望通过有效的变革一步一步实现这个愿景的时候，应当给予他较长的一段时间，将规划按部就班落地。

不同的校长，治校理念和风格上会有不同的个性和偏好，总需要战略调适、队伍磨合、文化成型的过程，三五年其实都不好做评价。

相反，如果太想在较短时间内，过早、过急、过显地实现战略目标，就会付诸较为功利性的决策再回溯就会发现，这和好教育好学校期待的校长角色是不相符的。

“长”这个字，不仅是指做校长的时间长一点，还应当能以校长作为其终生的志业。

校长很适合也很应该作为一辈子的终极头衔。校长应当有意地超越自己曾经作为某一学科的学者、某个领域的大专家等角色，在时间分配、精力投入上仅以校长作为他的主业和天职。

第二个是“慢”校长。

从慢食运动、慢生活等倡导的慢理念的本质谈起，指出，慢是反思工业化大生产对人和组织的影响，慢所反对的是竭力追求高效率、显性成果、量而非质等所带来的理性面貌下所潜藏的不合理性。

我们也要反思工业时代对教育所产生的影响，其中一条，就是重视那些能衡量、容易衡量的指标，去发展与其相应的专长，而难以量化的以育人为初心的素质提升，就只能在教育中获得少投入，甚至被忽视。

“我眼中的'慢’校长，不是说他性子慢、动作慢，而是说他重视过程更多一些，重视内生性的东西多一些，师生身心的体验有时是描摹不出也写不进总结的感觉，但这比结果还要重一些。”杨斌表示，慢，也体现为尊重人成长的规律。

现在，有时候我们会希望快出人才，我们想看到的是可衡量的产出，比如具备了哪些才能，或者达到怎样的水平，这些都容易以速度和效率为指标。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许过程本身就是目的。慢教育，就是不希望拿某些说得出的目的来缩短或者碾压这个说不出的过程。

杨斌说，“我提出'慢’校长这个概念，是希望校长能更重视教育的内生性，只有这样，老师们学生们也才会把内生动机、内在热爱放在教育的中央。有了'慢’校长，才能有慢老师、慢教学、慢校园，这些概念中的慢，说的都是重视教育教学本身的内生目的，而不以外在的、短期的一些指标、KPI来衡量和评价。”

第三个是“大”校长。

人们常用大校长来特指正校长，这里的“大校长”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大”体现在作为教育家，要有理念，要管方向，要带队伍，这些都是大事，是其他教师或者干部没有办法替代校长去负责的。

“你从教课教得好做起，但作为校长，人们不再评价你的教学；你管一个年级或者履行一类职能很胜任，但作为校长，你需要升华扬弃，授权放手，不能再一头扎进太局部的事儿——

当然，关键细节，以小见大，是另外一回儿事。比如，人们称赞你是位创新型校长，不如评价你是位创新促进型校长，更能体现'大’校长的定位。”

“大”还意味着挡风遮雨。

社会有大环境，行业或者地区有中环境，而学校的小环境，既是校长最能够把握住的，也是最值得下力气的。

对于大环境，校长要认清看懂，对于中环境，校长要建构融通，而不管外面环境如何变化，“大”校长都要能够为学校这个小环境创造出一个适合它发展，让老师、学生们都有心理安全感、成长安全感的环境，一个有归属感有忠诚度的“家”。

这是“大”校长之于好教育好学校的意义所在。

第四个是“公”校长。

不论是国内的公办校、民办校，还是海外的私立校、公立校，只要是教育机构，特别是如果我们再聚焦“好学校”的话，其校长角色的公共属性都是非常强的。

校长不是只管理好校内的事务就可以了，也不是只对教育相关问题负有责任。在小社区、大社会中，越是在形势晦暗不明、方向摇摆难定的时候，在不同群体产生了一些争论争执、隔膜对立的时候，校长们的声音，往往是人们最希望听到的声音之一。人们期待着校长们不仅对学校应该怎么办发表意见，而且能对社会、文化、人心的方向、大道贡献良知。

教育者、校长们在社区当中的角色，某种意义上带有公共化的特征，对其私德的要求也比较高。“公”校长的概念，说的就是校长为“公”。

“公”校长还有一层意义就是，校长们要为“与共”的社会和未来，担负很大的责任。

费孝通先生提出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杨斌认为，“与共”不仅仅指国与国之间，还包括代际、地域、学科间的文化融合、共同体建设。

“我们要认真反思，当前有些国家和地区所出现的社会对抗、隔膜，甚至是割裂和分解，教育要负上怎样的责任？”

“人们总喜欢用全称、统称的方式讨论某个国家的教育如何如何，其实这本身就已经不科学。在很多国家中，现实情况是学校之间的差距在拉大，资源和品牌有马太效应。”

杨斌指出，学校之间的差距拉大，会深刻影响着其中的受教育者对社会公正和对彼此关系的看法。“公”校长要清醒地意识到，精英教育不能独活，教育差距的固化与扩大，必然会对社会中的每个学校各类人群造成深远的影响。

杨斌总结说，校长们总是希望自己所培养出的学生们能够具备如下四种宝贵的品质：长期主义、内驱动力、领导意识、与共精神。那么，自己可否做好表率，担当垂范——以“长”浸润学生长期主义、以“慢”滋养学生内驱动力、以“大”示范学生领导之道、以“公”培植学生与共初心？

校长可能不再亲自教授专业课、理论课了，但能做好这四字的校长，也算是给学生们上了一门大课，一门可以影响人生的基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