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哲学观念

作者陈吉猛 原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性问题成为我国思想理论界关注的重大课题,我国学者在现代性的概念内涵、现代性的社会理论内容等方面展开深入的研究,达成一些基本的共识。就前者而言,现代性内涵着一种注重现在的时间意识和永恒进步的目的论的历史观;就后者而言,“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个人主义被公认是'现代性’的基本元素”。因此,所谓现代性的观念是指近现代(modern)以来从西方到整个世界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各方面所形成的一些基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而现代性的哲学观念是指在近现代哲学中形成的成为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现代性的思想基础的哲学意识和哲学精神。安东尼·吉登斯说:“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具体原因,在整个社会科学中,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仍然极为肤浅”,有鉴于此,我视本文的探究与建构为一次粗浅的尝试。
一、现代性最根本的哲学精神———理性意识
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指出,第一位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哲学家是黑格尔。在哈贝马斯看来,黑格尔对现代性的理解可以如此表达:“现代再也不能、再也不愿从另一个时代的典范中获得它的主导尺度,它必须从它自身中汲取其规范性。现代性看到,它只能依靠它自己,在这方面没有任何逃避的可能”。那么,现代性只能依靠的它“自己”是什么呢?它就是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意识,理性意识是现代性最根本的哲学观念和哲学精神。17世纪,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开启了启蒙运动理性意识觉醒的先声,使得“我思”、理性作为近代哲学的基点凸显出来,黑格尔在启蒙运动之后将“我思”、理性上升到“绝对精神”———自在自为的世界、历史之本体的高度,予理性以客观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解释。启蒙运动对理性的理解基本上是倾向于唯物主义的。康德说:“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卡西尔更明确地指出:在18世纪,“理性不再是先于一切经验、揭示了事物的绝对本质的`天赋观念'的总和……是一种后天获得物……是一种引导我们去发现真理、建立真理和确定真理的独创性的理智力量……这种能力和力量只有通过它的作用和效力才能充分理解”。
理性(reason)是人类的一种理智(intellect)能力和对这种理智能力的运用,这就是启蒙运动的理性观,也是我们理解现代性的理性意识的根本立场。换句话说,理性一方面是实存性的概念,是人类实有的一种理智能力,它在人类身上起着促使人类追逐真理、发现真理的作用;另一方面,理性又是功能性的概念,它是人类对于自己实有的理智能力的运用,表达着人类对于自己的理智能力的运作方向、运作行为和运作过程。
作为实存性的概念,理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之一。实存性的人类理智(理性)并不是天赋神赐的,而是卡西尔所说的“一种后天获得物”,是早期人类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这也是人类从动物界脱离出来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不断扩展和深入,人类的理智能力也不断地得到发展和提升。作为功能性的概念,理性在以下三个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一)人类在不同方向、不同层次上运用自己的理智能力从而形成了多样的理性类型和理性层次,例如: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理论理性实践理性;主体中心理性主体间理性历史理性等等。这些不同的理性类型和理性层次具有各自的存在合理性,对于总体的人类生活具有各自的价值。
(二)理性作为人类对于自己理智能力的运用意味着理性对其自身的反思性和批判性。人类总是运用自己的理智能力来反思自己现有的理智状况,克服片面性,逼近完善性,打破理性的僵化,赢获理性的活力。一切非理性主义(唯意志主义、生命哲学等)和反理性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其实都是理性的,都是人类理智的功能性运用,都是理性对其自身的反思、批判与再造。
(三)理性作为理智的运用以合理性(rationality)为旨归。德国哲学家施奈德巴赫说:“理性是人的理智地存在的能力,所以,说理智(或明智)比说理性要好一些,而人们更喜欢讲的是`合理性'”。施奈德巴赫的话表明,理性概念经由理智指向合理性。合理性是人类运用理智能力可能达到的理想结果,是一个价值论的范畴,是一个评价的概念,合理性评价就是以人类运用理智能力可能达到的理想结果为标准来评价人类活动本身,“合理性评价的任务是看对象是否合理以及合理的程度如何”。合理性是人类生活的理想和目标,人类所有的理性活动都应该指向人类生活的合理性安排,使生活既合乎人的理智认识(客观规律),又满足人的意志和情感需求。理性最根本的功能就是达到生活、世界和历史的合理性。这一方面需要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理性和谐共处、相互协作,力求达到人类生活的合理性目标,另一方面需要不断展开对理性的批判,克服理性的片面性、局限性和僵化性,追求更高的理性、更多的合理性。
现代性的理性意识应该既是对理性的实存性理智能力的意识,又是对理性(理智能力)的发展性的意识,同时也是对理性的功能合理性的意识,是三者的有机统一。
二、现代性的三大哲学观念简述
西方近现代哲学在现代性的最根本的哲学精神——理性意识——的指引下,积极运用人类理智,不断探索,不断批判,形成了三大现代性的哲学观念、三种现代性思想类型、理性类型,它们是:主体性观念与主体中心理性,主体间性观念与主体间理性,历史性观念与历史理性。
(一)主体性观念
马克思说:“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人称自己为主体在原初的意义上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分离,人意识到自己是区别于自然的存在物。既然主体是人,主体性就可以是指人性,而不是仅仅指人性的某些方面如自主性、能动性、选择性之类,同时,主体性也不限于认识论上的主体性,主体性哲学不等于认识论哲学,因为,在近现代哲学中,对于主体的探讨不仅是认识论哲学的任务,而且是存在论哲学、美学和伦理学的主题。因此,我认为,所谓主体性的观念是指近现代西方哲学在对主体性也就是人性的哲学反思(主体性哲学)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对主体性和人性的看法、认识以及相应的价值取向。换句话说,主体性的观念包含了两个层面:1.客观性的认识层面(人性的客观内容);2.主观性的认同层面(对特定人性的肯定和张扬)。这两个层面往往是互相规约、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主体性观念的形成是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的逻辑结果。哲学家们从古希腊时期开始思考这个世界,寻求万物归一的本体性存在,并随着中世纪神学权威的崩溃,人类理性意识的觉醒,哲学家们意识到,首先需要考察的是人类的认识能力和反思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认识论遂取代本体论成为近代哲学的中心论题。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使得哲学的焦点转向了人本身,“人类正当的研究对象是人”,这成为“启蒙时期哲学的典型特征”。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中心、以人为出发点的思维取向开启了近现代西方哲学人本主义的潮流,主体性观念的实质内涵就是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总体上致力于阐释人性、人的类主体性和人的个体主体性的内涵,维护人在自然、神、科学、社会等事物面前的价值和尊严,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大致说来,近代哲学倾向于理性人本主义,现代哲学倾向于非理性人本主义。近代是人的理智能力高歌猛进的时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导致了人对科学理性的崇拜,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就是例证,主体性在这里被认同于人的理性,尤其是科学理性。在科学理性、工具理性的扩张和普遍的社会压抑背景下,诞生了现代非理性人本主义,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柏格森、弗洛伊德主义等是其代表,生命意志、权力意志、神秘的个体性体验、直觉、无意识和性本能等被认同于真正的主体性、人性而得以张扬。
人本主义内含了个体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个体主义侧重于个体与他人和社会的矛盾关系,突出个体主体性:个体的独立性与私人性,与他人的差异性和与社会的对抗性,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自由等等。个体主义一方面捍卫了个体的利益和价值,另一方面它又倾向于唯我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易于以个体自我为目的而以他人为工具,从而成为加剧人际冲突、阶级压迫和社会统制的可能因素。人类中心主义侧重于人类主体与自然的矛盾关系,突出人的类主体性,人类视自己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视自然为对立的客体和为我的工具,力求认识自然、征服自然,以摆脱自然的束缚,竭力改造自然以满足人类的需要。这一方面保证了科学的发展、财富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正如霍克海默在《工具理性批判》中所指出的:“在解放的历程中,人遭受了与自然相同的命运;对自然的统治蕴含着社会的统治”,“人类努力降服自然的历史,也是人类降服人的故事”。
从共时——历时的角度来看,主体性观念主要来自于人本主义的5条线索:
1.启蒙时代的理性信念与“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这是主体性观念的前提和基础)以及科学理性的人本主义。
2.笛卡尔、康德和胡塞尔的先验主体性理论(先验唯心主义的人本主义)。笛卡儿的“我思”和胡塞尔的“意向性”是惟一的自明性基础,存在、世界被统一于先验认知主体性。康德的三大批判表明,“人除了作为认知主体外,还是一道德的主体和一审美的主体”,人具有先验的认识主体性、道德主体性和审美主体性,主体性在康德这里既具有完整性,又是分裂的。
3.尼采哲学、柏格森哲学和弗洛伊德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马尔库塞等人的思想。这一类哲学家们运用自己的理智发现和建构了人的非理性世界、感性世界,并赋予人的非理性、感性以崇高的地位。
4.克尔凯郭尔、前期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主义的人本主义,人的生存的“筹划”、“选择”、“超越”是存在主义的主体性的规定。
5.费尔巴哈和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人的概念开始从先验的、抽象的人转向感性自然的、现实的和实践的人。
主体性的观念是“现代性的根基”,它确认了人的主体地位和人类理性的力量,发现了人的意志、情感和非理性的人性价值以及人的自为存在对于人生意义的追寻等。主体性的观念是人类运用理智能力于人自身的发现,它以人为出发点和目的,以人为中心来考虑问题,因此,可以称它为主体中心理性。由于主体性哲学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的密切关系,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将主体性哲学称为基于主客二分的“意识哲学”(认识论哲学),将“意识哲学”的基本概念“理性”称为“主体中心理性”——“主体中心理性在真理和成功标准中寻找准则”,也即是说,“主体中心理性”以个人主体的意识和行为为出发点,以意识是否达到客观真理和行为是否成功来作为理性的标准和原则———以示与他所提出的在主体的交往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以主体间交往的一致性为准则的“交往理性”相对照。我们在这里赋予主体中心理性不同于哈贝马斯所赋予该词的内涵,将它理解为一种功能性的理性概念,作为现代(modern)人类运用理智于人类主体自身的一种理性形式和因此而形成的一种现代性的思想类型。作为一种现代性思想类型,主体中心理性以探求人的主体性和现代性为己任、以追求人的自由和幸福为目标,近现代以来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理念莫不受此影响。
在近现代西方哲学中,诸种主体性学说各行其道,竞相走向极端和片面,主体性观念往往是分裂的和相互冲突的,完整的合理性的主体性观念并没有被真正建立起来,同时,主体中心理性不但至今没有引导人类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反而因为主体中心理性的工具理性之扩张,造成了诸多的社会问题(例如生态灾难和工具化的社会管理体制对人的压抑等)。20世纪的一些西方哲学家因此致力于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与解构,进而对主体性观念、主体中心理性展开反思,导致了另一种现代性哲学观念———主体间性观念的产生。
(二)主体间性观念
主体间性是指内在于主体的、外在于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一种交往、对话关系,“主体间的东西主要与纯粹主体性的东西形成对照,它意味着源自不同心灵之共同特征而非对象自身本质的客观性”。主体间性观念是指现代哲学对于主体间之一致性、共享性的可能性的反思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谋求主体间共识的策略和主张。主体间性观念的形成源于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turn)和“主体间转向”。在近代哲学转向反思人的认识方式和认识能力之后,现代哲学家们接着转向注意认识得以展开的媒介——语言,这就是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现象学哲学家胡塞尔在思考他人如何在纯粹先验自我(意向性)中建构起来时,将先验主体性扩展为先验主体间性,从而导致了现代哲学的“主体间转向”,从此,我与他人的主体间关系在对主体中心理性的反思、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的背景下成为许多哲学家的反思主题。语言转向和主体间转向标志着主体性的“黄昏”(twi-light)的来临。英美语言分析哲学将包括主体性哲学的形而上学驱逐出哲学的领域;由索绪尔语言学思想发展而来的结构主义的共时性结构和解构主义的语言差异游戏宣告了人、主体的死亡;海德格尔的“存在神学”将主体性扼杀在“存在”和“存在”之间的语言中;伽达默尔的现代解释学在反主体性的潮流中显示出相对建构性的倾向,既给予语言以本体论的地位(“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又以其“视域融合”的概念综合了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思想。
语言转向和“主体间转向”的积极成果——主体的语言性、主体间性的内在性和语言是主体间性的场所的观点——在哈贝马斯这里汇聚,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第二卷中这样指明主体的语言性:“语言作为一个巨大的互动网络……将每一个单独的主体组织在其中,而且,只有在语言之网中,它们才能成为主体”;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中,哈贝马斯又谈到主体间性的内在性:“`自我'是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凸现出来的,这个词的核心意义是其主体间性”;在《迟到的革命》中,哈贝马斯这样谈到语言是主体间性的场所:“通过日常语言的同一媒介,促使人的社会化的主体间性也同时显现出来”。这些成果成为哈贝马斯对抗后现代性、以主体间的交往理性建构现代性的资源。
哈贝马斯将现代性理解为启蒙思想家对社会生活的理性设计,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针对后现代论者通过解构主体和理性来宣告现代性的终结,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反驳道:“现在已经把对主体性的反思制定为现代性的原则了”,通过主体间性原则取代主体性原则、“交往理性”取代“主体中心理性”,启蒙的现代性设计就能得以实现。主体间性的观念在哈贝马斯这里最终明晰起来,这体现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其要义有4:
1.启蒙理性原则的捍卫。哈贝马斯认为“哲学的根本问题便是理性”(《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中译本为“哲学的基本论题就是理性”,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
2.交往理性的重建。理性就是交往理性,它是在人的语言交往实践中发展起来的能力和资质,其实质是主体间性,其目标是主体通过语言交往而达成的共识即主体间的一致性。交往理性“是对理性被扭曲为认识———工具理性的反驳”,是对现代性的理性原则的重建。
3.话语规则的建立。语言交往行为要遵守话语的真实性(应用于客观世界)、正确性(应用于社会世界)和真诚性(应用于内心世界)三大有效性原则。
4.公正世界(现代性的终极目标)的构想。通过运用交往理性确立民主、公正的话语规则,在话语共识的基础上改进和完善社会规范,达到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文明与文明的和平共存。
交往行为理论是哈贝马斯针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危机(“自由丧失”和“意义丧失”)所开出的一贴药方,其着意于工具理性之扩张的批判和主体间的交往理性的建构,体现了20世纪西方哲学的运思方向,具有重大的启示价值。主体间性观念,是人们在批判、反思基于主体中心理性的工具理性霸权中运用理智于主体间关系的发现和构想,它以主体间的共存和一致为目标来思考社会问题,谋求人类社会的和谐与自由,我们把它称为主体间理性。主体间理性是一种思想类型、一种运思方式,侧重于功能性的理性概念,它不同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交往理性”含有某种理性能力(交往资质)的意思,侧重于实存性的理性概念。如果说主体性观念、主体中心理性是现代性的基石,那么主体间性观念、主体间理性则是现代性基石的巩固和重建,它力图对启蒙现代性进行纠偏和修正,以克服因工具理性的扩张而导致的现代性的危机。主体间性观念、主体间理性在走向一个民主、公正和合理的世界的途程中,将会日益深入人心,发挥其适度的作用。
(三)历史性观念
历史性观念的涵义关涉历史和历史性两个概念。可以这样规定历史的3个基本含义:1.历史是一个时间性的演变过程;2.历史是人类的存在整体;3.历史是特定境遇(特定时空)的事件。缘此,历史性就是整体性、过程性和事件性(境遇性)。
当我们说人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物时,可以有这样3方面的意思:1.人(个体与人类)是一个不断生成、不断发展的过程性的存在物;2.人是一个类特性的由人类社会生活总体所塑造的整体性的存在物;3.人是一个置身于特定社会生活环境中的、正在展开自己的生存实践活动的境遇性、事件性的存在物。所谓历史性的观念就是指对历史和事物的过程性、整体性和境遇性、事件性的认识,以及以过程性、整体性和境遇性、事件性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和事物的思维取向。
历史性的观念,首先在黑格尔那里以比较完整的形式体现出来。恩格斯说:“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想象为一个过程,即想象它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改造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黑格尔将历史视为绝对精神(整体)的自我异化和自我回归(过程),其自我实现的每一阶段、每一瞬间构成了历史的具体性(境遇和事件),但是历史性观念在黑格尔这里只是停留在纯粹思辨的想象的阶段,只触及历史性的形式(逻辑),而没有触及历史性的内容,即没有触及到现实社会历史的整体结构与过程本身。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赋予历史性观念以科学的品格。“人们常常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变革称作`实践转向'”,马克思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从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生产劳动(“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第一个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出发,发现了社会生活和人类历史的整体结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过程),历史的整体性和过程性第一次为马克思所真正揭示。
马克思对于历史和事物的考察无不是从这种整体性、过程性和具体性(境遇性、事件性)的观点出发的,以对人的考察为例,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里揭示了人的存在的社会整体性,包容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人的存在为奠基于社会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所塑造、为整个社会历史存在所决定;“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这里揭示了人性(主体性)和历史的生成性、过程性、事件性(“改变”);“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果我们将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看作人的本质内容,那么这里就揭示了包括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人的本质的历史具体性、境遇性和事件性(即“现实性”),人的本质、人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只有联系到人的现实社会关系、人的具体的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活动才能得到真正切实的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创建的,它昭示了人类的解放之途和必然归宿(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和超越者毋宁说是一种现代性的'诊疗学方案’”,历史性观念的思维方式在马克思主义这里通过被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诊断而获得了革命性、批判性的品格。
源于黑格尔、发扬于马克思的历史性观念在近现代成为人们理论思维活动的方法论基础,如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萨特的存在哲学对于生成性、过程性的强调,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对理解的“历史性”的强调,青年卢卡奇对于历史总体性的建构等就是例证。作为启蒙理性的产物,历史性观念是现代性的哲学观念的一个理所当然的组成部分。历史性观念是人们运用理智于存在整体和社会历史整体的发现,它以存在、历史的总体为基点,通过整体、过程和境遇、事件诸环节来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称它为历史理性,以作为与主体中心理性和主体间理性相区别、相比较而存在的又一种功能性的理性概念、理性形式,又一种现代性运思方式和思想类型。如果按照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理解———现代性是启蒙思想家对社会生活的理性设计———那么,主体中心理性和主体间理性既可以被视为现代性的理性类型和思想方法,又可以被视为两种相区别又相联系的现代性方案(对社会生活的理性设计),而历史理性则单纯是一种现代性的理性类型和思想方法,它往往是作为启蒙现代性、启蒙理性设计的审视者和批判者的面目出现的(尤其在马克思那里),只是因为作为启蒙理性的产物,历史理性才获得了自己的现代性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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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性哲学观念的合理性问题
理性的功能和目标就是合理性,主体性观念、主体间性观念和历史性观念作为三种现代性理性类型——主体中心理性、主体间理性和历史理性,一方面要各自衡量自身的合理性程度,另一方面则要在相互参照、相互合作中走向总体的合理性。
主体中心理性以人为中心思考问题,人的自由和解放是其出发点和目的,其合理性问题在于:(一)是否合理地对待人的理性和非理性———本能与理智、情感与意志等———的关系;(二)是否合理地处理我与他人的关系,是否考虑人的主体间性;(三)是否合理地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否考虑人的历史性,是否将人置于社会历史整体之中,过程化、境遇化和事件化(实践化);(四)是否合理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主体间理性以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为中心思考问题,主体间的一致性、主体与主体的和谐共存是其出发点和目的,其合理性问题在于:(一)是否考虑主体性观念的合理性,在共识和共存的理想中是否给予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文明与文明的差异性和独立性以合理性的地位,是否既求共识、也存异识①;(二)是否考虑主体间性的历史性,是否将主体间性纳入社会历史整体活动之中,尤其是否将主体间性纳入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整体结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之中,是否将主体的交往实践活动奠基于主体的生产实践活动之上,纳入主体的生产实践网络之中,是否将主体间性过程化、境遇化和事件化(实践化)。历史理性以历史的整体性、过程性和境遇性、事件性为出发点来思考一切社会历史问题,作为一种普泛性的方法论,其合理性问题在于:(一)是否只重整体实现、而将具体存在物视为消极的工具,如黑格尔将人视为绝对精神的工具那样;(二)是否只重过程和运动、而无视相对恒态的存在。萨特的存在哲学认为,人作为自为存在总是是其所不是,因而人只是存在着而没有本质,这就是只重过程的表现;(三)是否只重具体(境遇和事件)与微观而忽视普遍与宏观。在考察人的问题时,历史理性的合理性问题在于:是否将主体性的要求和主体间性的要求有机地融汇到自己的理论框架之中。
历史理性作为普遍的方法论是主体中心理性和主体间理性的运思基础,只有在历史理性的参与下,主体中心理性和主体间理性才能走向合理性,而历史理性也只有在参与到主体中心理性和主体间理性之中、即参与到谋求人的自由和解放的活动之中才能获得自己最终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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