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为了一个梦：《荣荣的东村》书评

中国当代实验艺术，基本上都能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东村看到雏形。当年的那些艺术创作，被荣荣的摄影记录下来，循着荣荣的照片和日记，巫鸿写就《荣荣的东村》。

纯粹为了一个梦：《荣荣的东村》书评

作者：孙行之

荣荣作品

即便20年后的今天，当年荣荣镜头下那些癫狂、奇异、透着痛苦的影像，依然会引起人们的好奇、错愕甚至厌恶。这些拍摄自1992年到1998年的照片，记录着一群年轻人的艺术实验。谈到张洹、段英梅、左小祖咒、马六明这群人当时留给外界的印象，荣荣说得最多的是“疯子”、“神经病”与“盲流”。

当年，这群人凑在北京东三环和东四环之间的一个破落村子——大山庄。年轻的艺术家借用纽约一个另类艺术空间的名号为他们的家园取了个新名字：东村。这个本是拾荒者聚集地的村庄，成为这群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艺术青年一同探索的天堂。

1994年6月，警察带走了其中两人，并勒令其他人搬离。荣荣他们的“东村”被从地图上抹去，但在中国实验艺术史上留下了足够深刻的印记。

东村消失后的20年间，那群艺术家大都有过到海外闯荡的经历。走过了挣扎的阶段，他们面前的路变得宽阔。如今，荣荣与他的日本妻子映里一起经营着颇有影响力的三影堂，集出版、教育、展览策划和派对承办等功能于一体；张洹和马六明则从行为艺术转向了雕塑与装置。

上世纪90年代末期，美术史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巫鸿注意到了荣荣的摄影作品，并渐渐萌生了撰写一部“东村史”的想法。他找到艺术家，倾听他们的故事。他意识到，每个人的讲述都不同，东村的故事是个罗生门，书写一部客观历史的初衷被他否定。他转而选了荣荣作为东村书写的切入口，因为荣荣见证了朋友的艺术创作，留下了完整的影像。循着荣荣的照片和日记，巫鸿写就《荣荣的东村》，此书中文版最近由世纪文景出版。

自序里，巫鸿写下了他对荣荣东村时期摄影作品的认识：“这些照片既是对中国前卫艺术一个关键时刻的极有价值的记录，也是由一位东村艺术家所创造的中国当代摄影的重要作品。”日前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荣荣回望了那段东村岁月。

东村艺术家

1992年，荣荣揣着3万元钱和一个艺术美梦来到北京。此前，他三次报考老家福建的一所艺术院校，均以失败告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了摄影，并逐渐有了兴趣。工作三年之后，他带着用积蓄添置的一架相机，来到北京。

荣荣是当年涌入北京的众多艺术青年中的一员：“到了上世纪90年代，北京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实验艺术家。虽然地方上的实验群体依然存在，但是北京超过了所有省市，成为实验艺术毋庸置疑的中心……”在《荣荣的东村》中，巫鸿写道。

因为经济困窘，荣荣找到了堆满垃圾、飘着臭气的大山庄。搬到那里之后，他意外发现，这里居住着与他意气相投的艺术青年：音乐人左小祖咒、行为艺术家张洹、马六明以及画家段英梅等人。

“当时的圆明园画家村已经在商业上形成规模，方立钧、岳敏君他们在国际上也有了一定的认可度。我们东村则是一群没有服从学校分配的流浪者聚集的地方。年龄上，也比他们更小一些。”荣荣说，“当时，美术馆根本没有我们的一席之地，画廊也没有。想要展示自己的作品？没门！”对于东村的艺术家，甚至“生存”都是问题。“我靠打临工生活，张洹画行画、左小祖咒卖打口磁带、马六明有他哥哥的资助。”

住在东村的青年“只能自己去邀请观众，将自家的院子作为展示的场馆。”很快地，他们建立起了友谊，也开始了“艺术”上的合作。东村艺术家1994年5月到6月创作的一些作品日后影响深远，如马六明的《芬马六明的午餐》、张洹的《12平方米》和《65公斤》。巫鸿将这为期一个月的创作称为“东村艺术家集体创造力的一次大迸发。”这些作品都有荣荣的参与，也被他摄入自己的镜头。

处于恶劣物质环境中的这群人，何以产生这样一个群体的爆发力？“我们幻想的这个地方是艺术的天堂，到了这个地方后才发现是到处碰壁的，你想要发出的声音是大家都听不到的。这种爆发是与现实的对抗。”荣荣回忆道。

作品为外人所知，是这些急于表达自己的艺术家希望看到的结果。但也恰恰是这一点为东村带来了打击。1994年6月，马六明的作品被警察认为带有猥亵内容，一些成员被拘留，荣荣他们也迁出了东村。在此之后，散落在北京各地的“东村成员”依然会时不时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或是合作一些行为艺术作品。

压抑与灰暗中的理想

当年的创作究竟是深刻的艺术探讨，还是一种基于引起关注的自我表达？荣荣接受采访时没给出回答，他只是这样表述自己的看法：“如果没有这个行为和行动，你会觉得很多东西压抑在你的胸口。但是你一旦将这些东西表现出来，你会觉得你释放了自己的能量。可以说，这些行为是来自内心的一种爆发，没有其他。”他说，“我们当时不用面对市场，所做的一切都是真诚的、纯粹的。”

今天，拥有一个摄影公共空间的荣荣回看东村岁月，依然充满矛盾：“东村是我人生当中最为重要的转折。”他自言，对当年的一切都没有遗憾，享受那段纯粹的时光。“我们这些人当时很纯粹就是为了一个梦，追求一个艺术的理想。”

但东村记忆对荣荣来说，也并不意味着一个统一体。“我不愿意回到当年，因为当年的时间太压抑与灰暗。我们追求的理想在公众看来是神经病。我们就像是盲流和过街老鼠。”在接受采访时和一次公开的对谈中，“追求艺术”带来的快感始终与“不被理解，物质贫困”引发的苦楚夹杂出现。

20多年前，张洹浑身涂满蜂蜜裸体走入肮脏的公厕、马六明则不断创造着自己男女同体的形象，将“性”直白地扔在人们眼前。如今，张洹和马六明早已转向装置领域。“张洹在上海有着一个工场，有100多人为他工作。”“马六明他们也都发展得不错。”荣荣这样描述他当年的伙伴，“时间过去了，每个人的变化都很大。”

当代艺术策展人董冰峰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中国当代的实验艺术，基本上都能够在当年的东村看到雏形。而那时的艺术家的生活状态与今天完全不一样，他们每天都挣扎在贫困线上。”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被普遍认为是中国行为艺术的黄金时期，但比起架上绘画以及装置、影像等，这一艺术门类却未受到资本的重视。与当时许多画家的境遇不同，实验艺术家面对的往往是困窘的物质生活。到了2000年前后，在制造了一场场惊世骇俗的行为事件之后，大部分行为艺术家便悄然退场。

“当年的这些人在一起根本不为钱，当时也没有市场，我们只是想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荣荣说，“如果谁说钱，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人很俗，会和你翻脸。当年我们都很穷，但我们又都很清高。”

“这都过去20年了，当然会有很多不一样。我有了一个公共空间，每天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人。”荣荣依旧不是一个善于语言表达的人，但每到采访结束，总不忘为自己的三影堂和即将举办的群展作一下宣传。

在东村，荣荣遇到了音乐人左小祖咒、行为艺术家张洹、马六明以及画家段英梅等人

美术馆根本没有东村艺术青年的一席之地。对于他们而言，甚至“生存”都是问题

荣荣不愿意回到当年，因为太压抑与灰暗。“我们追求的理想在公众看来是神经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