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宴：为什么说朱元璋毁灭了华夏文明的前途

文/赵现海

明朝皇帝闭关锁国不过是袭商鞅之智，主要不是为了防范外敌，而是为了对付人民，沿边人民为了生计则投靠蒙古、招引倭寇，造成沉重的灾难。当然，板升、倭寇之罪，归根结底是朱元璋之罪，且其罪还不止于此。

封禁海陆与汉人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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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瓦解后，亚欧大陆各文明展开扩张潮流，无论是国家还是民众，都不断地走向远方。与其他文明不同，明代中国在对外取向上呈现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历史态势。

在商品经济逐渐发达的经济趋势下，在南宋以来远洋贸易的历史传统下，明代中国民间社会一直具有自发地、积极地扬帆南洋，甚至远洋航行的内在驱动力。但与这一时期基督教文明、俄罗斯文明、伊斯兰文明国家大力支持民间类似行为的做法不同，明朝在拥有相当大的军事、经济体量的情况下，对西北陆疆开拓与东南海疆经略缺乏兴趣，并且禁止民众出境贸易。

其表现有二：其一是在东部沿海实行“海禁”政策；其二是在北部边疆修筑长城，在防御蒙古骑兵南下的同时，也防止汉人潜逃蒙古草原。

所谓的郑和下西洋

主要是为了打击民间海商，由明朝皇帝独家垄断海贸

对上面的判断有疑问的，请参看这两篇文章：

郑和下西洋为什么不能开启大航海时代？因为与近代精神背道而驰

明清两朝是怎样把东南亚拱手奉送欧洲列强的

明朝这种边禁政策虽然在明前中期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仍然有不少民众开展境外走私贸易，不仅东南沿海民众不断“下南洋”，而且北方汉人也不断越过长城，与蒙古部落展开走私贸易，或者干脆归附蒙古部落，成为“蒙古人”。

明前中期，前来向明朝朝贡的周边政权或族群的使团中，充斥着大量汉人的身影，汉人普遍担任翻译，甚至直接充任使者。而蒙古各部南下明境，也多由汉人充当向导。

进入明后期，即正德以后，由于明武宗荒废政务，喜爱游玩，明朝统治受到一定的削弱，不仅宗室内部先后出现安化王叛乱、宁王叛乱，而且民众开始掀起农民战争，比如赵燧叛乱、刘六刘七叛乱。同时，汉人向外逸出的现象更加频繁与普遍。

嘉靖时期，这一潮流进一步加剧，东南民众大量潜入东亚海域，为掩人耳目，借用元明时期一直活跃于东亚海域的日本武士的“倭寇”身份；北方汉人则大规模潜逃至长城以外，种田盖屋，开始形成规模庞大的定居农业社会，被蒙古人称为“板升”。

禁海与开海：倭寇的产生与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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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是西汉以来中国对日本的称谓。12世纪以后，日本进入幕府执政时期，不同政治势力之间不断发生战争，大量武士脱离国家的管束，进入东亚海域，以抢掠商船、骚扰中国东部沿海为生，从而被元明时代的中国人称为倭寇。

明朝建国初期，倭寇曾对辽东半岛发动过几次进攻，辽东镇防御的对象之一，便是东北亚地区的倭寇。此后，倭寇虽然不时有进攻东部沿海之举，但为祸并不甚大。

嘉靖时期，伴随着中国东南沿海的海商加入倭寇的行列，倭寇的势力飞速发展，而其领袖也一直由中国海商担任，由此可以看出倭寇实以中国人为主。东南海商之所以加入倭寇行列，是因为在全球经济早期一体化的驱动下，为了发展海外贸易，需要突破明朝的“海禁”政策，他们从而采取了武装化的方式。

倭寇以东南汉人为主力

嘉靖中期，距离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已有半个世纪，西欧商人借助新航路的开辟，不断用掠夺的白银与其他国家的商人进行经济贸易。明代中国作为当时世界上大体量的国家，由于经济体量的大幅增长，急需大量白银充当货币。这一时期，东西方社会形成规模巨大、交流密切的贸易体系，属于全球经济早期一体化的重要内涵。但对于这一国际形势变迁，明朝仍局限于朱元璋的视野中，并未改变原有的“海禁”政策，仍对民间海外贸易采取打压态度。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东南海商遂将海外贸易的据点转向明朝管辖区之外，利用所掌握的经济力量，不断开辟岛屿，用作与葡萄牙、日本海商开展跨国贸易的据点。为了对抗明朝官方的缉捕，东南海商建立起武装组织，并招诱日本各岛武士，进攻明朝东南沿海，从而加入倭寇的行列。

在诸多岛屿中，位于今浙江舟山的双屿港是东南海商走私贸易的中心据点，也是当时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商贸港口，被称为15世纪的上海。但双屿港的命运在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发生了巨大改变，奉命平倭的浙江巡抚朱纨攻破了双屿港，擒获了东南海商的头目许栋，用木石堵塞双屿港周边海域。经此一役，双屿港在繁华的顶峰骤然失去往日的光彩，彻底荒废。

许栋被杀后，属下徽州歙县人汪直统领余众盘踞五岛，与徐海等联合日本各岛，“直初诱倭入犯，倭大获利，各岛由此日至”，进攻东南沿海。“时歙人汪直据五岛煽诸倭入寇，而徐海、陈东、麻叶等巢柘林、乍浦、川沙洼，日扰郡邑。”而汪直被称为“老船主”。

在严嵩党羽赵文华的举荐下，明世宗派胡宗宪总督南直隶、浙江等地军务，剿除倭寇。胡宗宪是徽州绩溪人，与汪直是同乡，他打算凭借同乡之谊招降汪直，为此释放了汪直的母亲与妻子。对于胡宗宪的招降，汪直十分心动，派遣义子汪滶到军中表白心迹。

汪滶不仅协助胡宗宪进攻倭寇，而且将徐海等人的行迹告知胡宗宪，从而使明军三战三捷。徐海在胡宗宪的招抚下，擒获陈东、麻叶，前来归降，最终却遭到陈东余党的进攻，投海而死。俞大猷用兵灭倭残众，胡宗宪由此平定了浙江倭乱。

浙江倭乱平定之后，在胡宗宪的多次招降下，汪直也前来归附。朝臣多主张处死汪直，胡宗宪只能屈从政治舆论。汪滶等人愤恨之下，迁徙于柯梅岛，造大型战船，转而向南进攻福建、广东、江西，一时东南沿海处处遭到进攻。而胡宗宪也在严嵩被扳倒之后，下狱而死。

在抗击倭寇的过程中，涌现出戚继光、俞大猷等著名将领。戚继光鉴于明军废弛已久，多不能战，故而仿照长城沿线招募土兵的方法，在听闻义乌人驱逐外地人私开银矿的消息后，认为当地民风彪悍，便到当地招募士兵，结合东南沿海湖泊众多的地形，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从而形成了战斗力十分强悍的“戚家军”。戚继光、俞大猷在浙江、福建取得了多次胜利，倭患逐渐平息。

明世宗去世后，太子即位，是为明穆宗。穆宗在东宫时，并不为世宗所喜，父子之间有很深的矛盾。因此，穆宗即位之后，对嘉靖时期的政策多有变革。

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福建巡抚许孚远上奏，指出倭寇的实质是“海禁”政策导致民众被迫武装起来，“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从而主张开放“海禁”。穆宗接受了这一建议。东南海商取得海外贸易的合法地位之后，放弃了军事武装，倭寇由此逐渐绝迹。

“草地自在好过”：九边汉人与蒙古板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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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南沿海民众冲破一切阻挠，扬帆远洋的同时，北方边疆民众也不断逃入蒙古草原。与倭寇充满贬义，但其中的汉人并非主要是为了挑战明朝的统治秩序，而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不同，进入草原的汉人虽然被客观地称作“板升”，但除了保障生存，确实还有挑战明朝统治秩序的政治追求。

明前中期，蒙古高原便已有大量汉人，有的是被掠夺过来的，有的是主动到草原来的。正德时期，韦州长城边上的一段对话生动地刻画了逃入草原的汉人的价值观念。

正德年间，陕西三边总制王琼命宁夏镇将粮食运往甘肃镇，边墙之外的蒙古部落听到边墙以内有不断运输的声音，便派遣部众前来侦察，而其中一人在与明军的对话中，承认自己本是宁夏镇韦州人，只是因为“韦州难过，草地自在好过”，才脱离明朝，北入草原。

这名进入草原的汉人，之所以说“韦州难过，草地自在好过”，是因为北方边疆长期处于明朝与蒙古交战之下，底层民众不仅要遭受兵乱之苦，还要承担非常沉重的赋役，生活十分困难。与之不同，加入蒙古部落后，可以跟随蒙古人抢掠，生活境遇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大部分汉人主动进入草原的主要原因。

呼和浩特最初就是板升

嘉靖时期，俺答汗统一了蒙古大部分地区，对明朝北部边疆形成全面压制之势，不断进攻明朝边境，北方社会动荡不安。大量汉人被掳掠或主动投奔俺答汗，在俺答汗盘踞的丰州川以南、山西长城以北之地种田盖屋。

明嘉靖初，中国叛人逃出边者，升板筑墙，盖屋以居，乃呼为板升。

之所以称为“板升”，是因为在蒙古语中，“板升”意为房屋或城。板升人数众多，形成了10多万人的定居社会。

有众十余万，南至边墙，北至青山，东至威宁海，西至黄河岸，南北四百里，东西千余里，一望平川，无山陂溪涧之险，耕种市廛，花柳蔬圃，与中国无异，各部长分统之。

板升将农业经济推广到了蒙古草原，促使当地经济方式从单一的游牧经济转变为农牧结合的复合经济，推动了明清时期蒙古高原的经济转型。

板升中，大多数人是为了谋求生存，但也有少部分人意图凭借蒙古势力，实现自身的政治愿望。而白莲教徒充当了这些人的主体力量。

朱元璋虽加入了宣扬白莲教的红巾军，但建国之后，鉴于这一民间宗教宣扬弥勒拯世等观念，具有强烈的颠覆现存秩序的价值取向，因此宣布禁止白莲教的传播。

但唐宋以来，白莲教已在中原地区广泛传播，具有十分深厚的土壤，难以根绝。在官府的打压之下，北方地区的许多白莲教徒都有颠覆明朝的政治观念。蒙古作为明朝的敌对政权，便成为北方白莲教徒起事的幻想盟友。

嘉靖时期，在连绵战争造成社会动荡的背景下，北方地区的白莲教徒开始更为积极地与蒙古结成政治联盟。这一时期，不仅有“蔚州妖人阎浩等素以白莲教惑众，出入漠北，泄边情为患”，而且还有以吕明镇为首的白莲教徒在大同左卫（今大同左云）意图叛乱。叛乱被人告发之后，吕明镇被逮捕处死，徒众逃遁至蒙古草原，加入俺答汗的军队。

白莲教徒在俺答汗军队中的势力不断壮大，负责统辖、管理板升群体。其中赵全统辖的部众最多，所居之地被称为“大板升”。据赵全自称，所统部众有一万余名。但当时大同镇巡抚方逢时记载赵全统辖三万余名部众。

仅次于赵全的李自馨与周元，所领部众有数千人。由于势力较大，赵全与李自馨被俺答汗“俱加为酋长”。赵全又被称为“驸马”，李自馨、周元又被称为“秀才”。“彼中称全为倘不郎，华言驸马也。李自馨、周元为必邪气，华言秀才也。”其他板升规模较小，“余各千人”。“小板升”有32处，由32名小头目分别管理。

板升不仅加入蒙古军队，为蒙古进攻明朝积极出谋划策，“每大举进寇，俺达必先至板升，于全家置酒大会，计定而后进”，而且为蒙古贡献破解明军防御之法，推动蒙古军队战法进一步丰富。“（丘）富等先年皆以白莲教妖术诱虏，导之入寇，教以制钩杆、攻城堡之法，中国甚被其害。”

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山西巡抚韩邦奇便指出蒙古作战方式与之前有所不同。

臣等载观近日敌之入寇，奸谋诡计，与昔不同。向也无甲胄，今则明盔明甲，势甚剽疾矣；向也短于下马，不敢攻挖城堡，今则整备锹䦆，攻挖城堡矣；向也不知我之虚实夷险，虽或深入，不敢久留，今则从容久掠，按辔而归矣；向也群聚而入，群聚而出，忽若飘风，今则大举决于一处，分掠各边，使不暇应援矣；向也兵无纪律，乌合而来，星散而去，今则部伍严整，旗帜号令分明矣；向也不焚庐舍，今则放火焚烧矣。

在他看来，这一变化缘于大量明人甚至是明军逃入草原，将明军防御的底细透露给了蒙古。

其故何哉？有中国之人为之谋划，有中国之人为之向导，有中国之人为之奸细，有中国之人遗与之以铁器。况事变之时，投入敌中者，又皆惯战有勇之人也。

而在草原政治生活中，板升竭力推广汉人政治体制。嘉靖后期，俺答汗已自立为蒙古可汗，板升集团又进一步鼓动其模仿汉制，登基称帝，国号为“金”。

李漪云先生认为俺答汗在赵全等人的支持下，以丰州滩为中心，东起蓟辽边外，与兀良哈三卫、察哈尔部接界，西至甘肃边外，南至长城，北至漠北，与喀尔喀蒙古接界，在广大漠南地区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具有汉式统治体制的“金国”政权，并以赵全为把都儿汗，命其以“汗”的名义建开化府，统治板升汉人。

板升集团不仅拥立俺答汗称帝，而且建议其攻占、统治长城边疆，模仿五代时期石晋的故事，建立与明朝平分秋色的政权。

（赵）全与李自馨各又不合谋危社稷，日与俺答商说，分遣各虏攻取大同、宣府、蓟州一带，与南朝平分天下。”“赵全言于俺达曰：‘自此塞雁门，据云中，侵上谷，逼居庸。朵颜居云中而全据太原，效石晋故事，则南北之势成矣。’

胡钟达先生认为赵全等人此举，意在造成一个“南北朝”的局面。

朱元璋毁灭华夏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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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近代史开启之初，在亚欧大陆的其他文明（包括欧洲文明、伊斯兰文明）积极扩张的同时，明朝采取了内敛的疆域政策，不仅官方未有开拓边疆的举动，而且禁止民间开展海外贸易，从而与“大航海时代”以后的全球经济早期一体化进程形成了背道而驰的局面。

朱元璋经过精密设计

让华夏文明陷入极端内卷化的无望之境

大量东南海商为反抗明朝的封锁，采取了武装化措施，并联合日本武士，酿成了明后期尤其是嘉靖时期东南沿海的严重“倭患”。而在北方边疆，明朝采取的相对保守的长城防御政策，使北方地区长期处于战乱与动荡中，大量民众或者为了谋求生存，或者为了实现政治目的，逃到长城以外的草原地区，一方面推动了蒙古高原的经济转型，另一方面加剧了明蒙之间的军事战争。

可见，在世界近代历史潮流下，与明朝政权的内敛与保守不同，民间长期具有朝外走的内在驱动力，远方对于他们不仅有充满诱惑的利益，而且有摆脱束缚的政治空间。在明朝民众的积极拼搏中，明代中国处于全球经济早期一体化的核心位置，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但值得注意的是，明朝的这一经济优势并未被政权纳入政治视野，明朝一直实行传统的农业财政政策，不仅未将海外贸易的收入用于疆域开拓，导致长城边疆财政危机一直未能缓解，且愈来愈严重；而且对海外贸易本身也采取打击政策，为防御倭寇，形成了之前从未有过的海防问题。

简单而言，如果说明朝有两只脚，那么经济的一只脚走在了世界前列，而政治的另一只脚却远远拖在了后面，明朝在经济、社会发展至顶峰时，政权却完成了自由落体式的迅速崩溃。

明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反映出在古代中国，决定历史发展的核心因素是军事与政治，而非经济与科技。

马克思在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强调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强调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力量。但是在冷兵器时代，战争所需的财政成本远低于热兵器时代，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是世界古代军事史上的普遍现象。而在资本主义尚未出现的古代社会，经济资源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入国家财政体系，并在政治领域拥有话语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场战争的胜负、一项政治决策，足以改变历史进程。明代中国虽处于全球经济早期一体化潮流中，但政治观念一直处于朱元璋的藩篱中，仍在用传统的军事方式处理边疆问题，最终灭亡于作为军事重心的长城边疆的军民叛乱，实属情理之中的事情。